书籍简介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是由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在广泛吸收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各历史时期各地区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会通，对中国的长时段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动态考察。书中指出，在数千年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了关键的影响；而中国发达的农业在养活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作者还发现，中国文化中虽然很早就形成了道法自然、水土保持、节制开发资源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思想观念，但与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相比，这些思想却并没能发挥应有的影响。这在环境保护日益得到重视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简介
马立博（Robert B. Marks），1978年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中国史专业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加州惠特尔学院，现任Richard and Billie Deihl历史学讲座教授。马立博教授在中国史、全球史和环境史等领域均著作颇丰。

说明 应该是大学本科时读的书。

总评 有些观点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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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中国的环境史是一个环境、人类和社会制度不断趋于单一化的故事。与四千年前自然和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多样性相比，农业和随后形成的耕作制度则塑造了一种非常单一化的生态环境;在汉族人口迅速膨胀的同时，这里曾经生活过的数百乃至数千个不同的族群正在趋于消失;全国各地曾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组织形式，也逐渐统一于汉人的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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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陆的这一地形变化即新山脉的形成，造成的雨影效应为这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气候模式—季风气候（详见后文关于气候的部分）②随着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隆起，在它们的北部和东部形成了干燥的“雨影区”，戈壁沙漠开始形成，干燥的西北风每年从这里裹挟起大量的沙尘，随后大范围沉降到整个中国西北部。而在春夏季节，风向会发生改变，从太平洋吹向东亚大陆，为这里带来亟须的降水――在南方约80英寸~90英寸，北方约20英寸。这样，每年冬季的干冷西北风和春夏的暖湿东南风在这里交替转换。我们把这种季节性转换的风称为季风，它给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带来了显著的影响。

中国西部地区抬升引起的另一个结果是亚洲内陆的干旱化，造成了新疆的沙漠和内蒙古的干旱草原，以及北部和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冬季干燥的西北风从沙漠地区携带起大量沙尘并在向东传输的过程中沉降下来，由此形成了黄土。大量的黄土经这一过程不断沉积，某些地方厚度甚至超过500英尺，完全掩盖了原来的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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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最终建立了一个高效的农业社会，为了开垦农场和农田就必须清除森林以腾出土地。实际上，这个渐进式的森林清除过程用时相当之长，约一万年前农业发展起来并向外扩张之时即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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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万年前华中和华南的人们来说，水稻是他们所熟悉的众多动植物之一，沿着河塘湖岸或在淡水沼泽里生长;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周边，野生水稻尤其丰富。毫无疑问，新石器时代人类长期以来已将野生水稻作为采集物种之一，并对其特性和价值非常了解。遵循古植物学家的看法，白馥兰（Francesca Bray）认为野生水稻发源于包括中国中部和南部在内的东南亚北部至印度东北部的狭长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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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5000年，水稻种植已经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台湾岛以及现在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的一些地区。在这些有明确水稻种植（粳和籼）证据的考古遗址上，还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的骨头和甲壳，他们也饲养鸡、猪和狗，使用精心打磨的石斧、锛和箭镞，并烧制陶器。换句话说，到公元前5000年，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定居式农业群落已经在长江以南的中国中南部广泛存在并确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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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史学家何炳棣所说，黄土非常肥沃，在雨后土壤里的毛细管作下营养物质能源源不断向地面输送。而由于地下水位非常之低，几乎没有哪种树木能生长出发达的根系进而枝繁叶茂，于是在黄土之上形成了草地而非林地。“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农人一开始焚草开荒，使用石制的锄和锹，很可能还有用于挖掘的木棒，翻开这块未经开垦的土地。当时的人们没有多少农耕经验，在翻地之后可能立即就开始稷的种植。他们应该也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明白了头一年的收成非常微薄，但第二年和第三年好得多了。这是因为第一年时，土壤中原有的氮元素大部分被微生物消耗了，这些微生物也是分解植物残体的主力军;到了第二年，当（前一年的）农作物残体被分解，各种微生物无须再从土壤中汲取氮元素，反而能释放出氮元素来滋养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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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中国的农业逐渐向集约型粮食作物的生产集中，这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他们世世代代在田地里耕作，也在田地附近的村落里生活①，而畜养牛或马的土地则被压缩到了最小（同样减少的也包括中国人餐桌上的肉食数量）。简而言之，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各种环境为生活在其中的不同人群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生存机会，其中，至少在两个生态环境中发展出了两种不同形式但都能够在同一个地方连续耕作而无须休耕的农业。这些特定的环境条件促使中国南北方都向家庭单位的小规模农业发展，而几乎没有给牲畜留下多少空间。而这些特点又都对中国式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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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以农业为基础的地区性文化开始出现到公元前4000年的这一两千年中，农业技术和基于农业的人类社会都日趋复杂，这些政权之间的互动也变得愈加频繁。张光直总结道:“当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仔细探寻各种类型的文化和系统时会发现，很明显到约公元前4000年时，一些相邻的地区性文化之间开始了接触，而这也是（领土）扩张的必然结果……①对张和其他一些研究者来说，这些“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这是第一次……这个相互作用圈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这个中国相互作用圈已经可以正确而恰当地被称为中国了，因为自此之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历史全面展开，其中有定义明晰的角色、事件、动机和叙事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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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罗伯特·巴格利（Robert Bagley）注意到，铸造会对社会产生显著的影响:“相较于捶打而言，铸造更能鼓励劳动分工，对于那些规模仅受限于资源和统治者要求的工场而言，铸造也更有利于引入高效的组织管理。”

正如弗兰克林（Ursula Franklin）所总结的:“在早期中国的背景下，青铜的制造规模和它精美的工艺一样令人叹为观止。如此高水平的青铜工艺需要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即组织严密的大规模开采和冶炼工业。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强制劳动力群体是不可能支撑起这个工业的，其数量甚至要远远大于真正从事青铜器制造的劳动力量。”我们将看到，商朝社会秩序的特征之一就是大量的非自由劳动力，他们或者被迫务农，或者从事采矿和冶炼这样令人不快而危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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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学家现在越来越倾向将能量的储存和使用方式作为界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能量用于劳作，因此越多的能量开发和越有效的使用，就能产生越多的劳作量，于是也就能够实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对商这样的农业社会来说，储存能量以备未来之需永远是一个问题。谷物最多储存几年就会腐烂，树木虽然能存在上百年甚至更长，但砍伐树木也需要消耗人体的能量。显然，日照驱动的农业能量机制中更有效的储存方式还是人和动物。J.R.麦克尼尔称这种工业化之前的能量机制为“肉体能源模式”，因为其运作方式需要依靠人类和动物的肌肉运动。那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越多的人力受统治者驱使，也就意味着有越多的能量用以抵御外敌或其他用途。而对于平民来说，从事农作的耕畜和其他禽畜也是能量的储存，可以通过用它们劳作和食用它们来完成能量向人体的传递。对于这种日照驱动的肉体能源模式来说，到达地表被植物吸收的日照能量的变化对于生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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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量的殷商卜辞都是关于农业和年收成的预期也就毫不奇怪了。根据吉德炜的说法，从春季一直到晚秋，王和占卜师们会持续而迫切地进行一系列旨在保护和维持谷物苗壮成长并保证其采收和储藏的祈祷、预测和仪式”。他们担心或早或晚出现的致命的霜冻、干旱、煌灾、风和雨――更不用说还有敌人的攻击――“一场丰收意味着王朝的持久，也证明了权力的合法性。这是农夫、占卜师和王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储存的谷物减少、变陈，以及无情的季节周期再次来袭时，这些仪式焦虑和最后的胜利又将年复一年地上演”。

虽然存在这些对收成的威胁，吉德炜认为，商朝实际上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当仁慈的气候以及富饶的环境…给予了人类对自然和生存条件普遍的乐观情绪，这些也构成了早期中国宗教、传说和哲学的特点”。不过与现代社会十分相似的是，商朝人也将他们对自然世界的假设建立在气候稳定的基础上，并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震荡毫无准备。

75页 摘录 转引
李安敦（Anthony Barbierri-L-lowe）认为:“帝制早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经济范本，即当国家还处于强烈依赖农业和再分配的阶段时，商业活动已开始蓬勃发展。和其他古代文明不同，帝制早期的中国是在货币经济中运转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使用由国家铸币机构按照标准大量铸造的钱币来购买……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政府是倾向于重农抑商的，但又颁布了一系列的市场法律和条令，极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发掘的法律文本表明，帝制早期的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具有执行力的合同法，以保证市场交易安全可靠，保护财产权利，降低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种在其他前近代经济中阻碍了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

Anthony J. Barbier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WA and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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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长期以来被看作青铜冶炼的副产品。历史学者华道安（ Donald Wagner）推测，吴相较于周来说，等级制不那么明显，对发展农业兴趣浓厚，致力于寻找一种比青铜廉价的材料用于工具的制造。吴国人也确实做到了，到公元前500年，吴国人的墓葬中就有了铁器;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冶铁技术已经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开来。这种冶炼技术和铁器的高质量可能引起了北方诸国的注意，它们也开始大量制造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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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场所需的木炭是否也加剧了森林减少还存有争议。李安敦认为“不加选择地砍伐树木生产木炭造成的森林减少会导致严重的侵蚀，甚至永久性地改变气候。在一次汉朝发生的悲惨事故中，有100多名工匠因此而丧生。这个故事是以一个名为窦广国的少年口吻记述的，他年幼时家境贫穷，年仅四五岁（约公元前190年）就被人掳走并出卖为奴，几经转手之后最终在今河南洛阳附近的宜阳一家私人炼铁场里以烧炭为生，他和其他奴隶同伴的劳作显然已经几乎伐尽了附近山坡上的树木。一天夜里当他们都睡下后，整个山体突然垮塌，将100多人全部掩埋，唯独他侥幸逃生。”

97-98页
长城并没有完全阻隔农业的中原和游牧的草原，所有的互动方式――借用一位蒙古史学者的话，“和平、战争和贸易”――使得中原人在随后的两千年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不过在这里，关于游牧民和长城之间还有两点值得一提。第长城的确在其南面定居的农业中国和其北面草原的游牧民族之间起到了某种边界的作用，只要中原人还无法征服游牧民族，他们就会一直视其为威胁。基于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而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东亚地区建立了起来，通过持续的接触和互动，他们都将彼此定义成了“对方”。第二，汉文史料总是将他们自己描绘成“文明的”，是被觊觎粮食和丝绸的“蛮族”无端抢掠的受害者，游牧民与汉人缔结的和平条约中也的确经常包括定期奉送粮食、丝绸和黄金。但草原上的游牧民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把中国农业生产的粮食作为自己获取充足碳水化合物的唯一方式，根据狄宇宙的研究，只要条件允许，牧民随时随地都会种粮，而汉人不是他们用马匹交换粮食的唯一选择。因此对游牧民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需求来袭击中原，反倒是中原地区的国家更有可能需要草原上的资源，尤其是骑兵所需的马匹和放牧用的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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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树的研究表明，拓殖和随后的草原环境改造计划详尽到了每一个细节。首先建成军瞭望塔，随后在水源和可耕地的附近选址修建驻防市镇，由军民将这些处女地开垦成农田；然后建造房屋，配备家具和农具，将迁移来的汉人安置在此并开始耕作。随着拓殖计划的进行和取得的成功，军事统治让位于文官管理，于是整个地区也就并人了汉朝的版图。

对曾经被匈奴占有的草原的拓殖带来了持久性的环境影响:当汉朝的势力衰退之后，被犁开的草地开始风蚀和荒漠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张春树总结道:“它表现了一个地区从未开垦的游牧文化区进入农业领场的改变过程..….河西走廊的拓殖显示了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胜利，这在东北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里的游牧民族在农业文明扩张的面前日渐萎缩……这种改变是由汉朝政府通过一项巧妙的设——屯田来逐步完成的。从汉帝国‘旧世界’来的移民填充了这里的人口，这些移民来自帝国的各个地区，通过系统周详的计划和严格的组织来到这个新世界定居。”再往西去的塔里木盆地则是以沙漠为主，人们在这里“开发”了绿洲而非草场，实践表明，从长期来看，这种方式更具有可持续性。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屯田这种汉朝开发的军事一农业联合拓殖机制被后世很多朝代所采用。

汉朝拓殖机制的前身很有可能是秦在征服四川盆地蜀国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动。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不过秦的官员确实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不仅把土地分给了本地的农民，还有数万甚至十万从秦国迁来的移民也得到了土地。“大量从秦和中原来的移民填充了这里的人口，通过这种方法，蜀才被彻底重塑成为秦的模样。”

参见Sage， Ancient Sichuan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132-13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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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的农田却不能简单地自行回复为草原，草原的演化需要上千年的时间，当铁犁翻开草皮到达土壤，作物的水分来源不是通过降雨而是从每年融雪形成的河流处引渠而来时，一个新的完全依赖汉人农民维持的“人工环境”也就此形成了。没有他们的维护和水源，曾经是草原的地方就会变成荒漠，这与1930年代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成为尘暴区的事件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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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朝到早期帝国，治洪以及储存和控制灌溉用水的技术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白馥兰列举了三种类型的灌溉系统。在南部长江流域、四川以及广东的稻米种植区，每个农户都会挖池塘和储水池，在雨季的时候收集雨水，并在需要时将这些水分配到各块稻田里。而在华中地区，人们会在河中筑坝形成水库，水库中的水通过重力作用经过水闸进入人工开挖的沟渠，流向各个田间地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历朝都组织人力并出资修建了一些以等高水渠为特征的大型水利工程，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这些水利工程都是通过一些沿着土地等高线分布的水渠从河中引水灌溉农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郑国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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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汉人只注重他们在北方的力量膨胀，而忽略了南方呢?当然，部分的原因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带来了更大的威胁。但无论是秦还是汉，也都将它们的军事力量向南一直触及了越南北部，只是南方的环境带来了北方草原所没有的其他障碍。除了怀有敌意的当地人群之外，这里湿热的气候也不适于北方汉人种植的几种谷物的生长――尤其是两种稷以及从中东传入的小麦和大麦，另外这里原生的多种致命性疾病也让北方人感到恐惧。总之在南方，陡峭的疾病传播梯度（steep disease gradient）使汉人无法轻易跨越，或者说至少在他们还没有因更为强大的游牧民族威胁而向南迁移，并学会怎样将南方潮湿的环境改造成高产稻田之前是这样的。而这正是下一章所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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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洛阳和长安陷落之前，中国社会就已经日趋军事化，主要是因为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豪强士族已越来越像世袭的军事阶层，从日益衰落且需要其帮助的政府那里获得社会地位，而其武装力量则主要由那些为了躲避其他武装团伙和军事组织而来投靠的农民组成，豪强士族还渐渐组织起了骑兵，人员来自那些汉朝时就已定居在长城以内的匈奴人。西晋灭亡、统治阶层仓皇逃往南方之后，门户洞开的中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相互缠斗、争夺战利品的游牧民族，汉人则退居到易守难攻的城墙或山上的坞堡里。4世纪到5世纪，中国北方有数百个这样的坞堡，汉人的“首领之间为争权夺利争执不休，胡人统治者也对他们时而压迫，时而示好…在西晋崩溃（311年）之后好几代人的时间里，这种防御性的避群体构成了中国北方地方势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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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人第一次迁徙到这里时，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地区还不适合人类居住。公元前3世纪时盘踞在这里的越国也只是定居在地势较高的丘陵、斜坡高地或者冲积扇上，而不是沼泽和河谷低洼地带。事实上，这类低地“虽然面积很大，但其中充斥的都是苦咸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杜绝了人们的造访。这些水域无论是面积还是水位高度波动都很大，因为从高地流下的溪水量存在着季节变化，同时还配合有潮汐的周期性波动……处于地势较高平原上的人们可以照常维持他们的农业生产活动，而身处杭州湾附近低洼平原以及东部沿海沙地的人们则从事盐业和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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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来理解所有这一切的重要意义呢?首先，水稻种植有其特殊性，需要精确控制水量和灌水的时间。为了确保水稻良好的生长，整个稻田里的水位必须保证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不仅在耕种前需要把土地充分整平，还要在每块田地周围筑起围堤，并配有水闸来排水和灌水。鉴于这些要求，为了保证土壤能够平整以用作种植，稻田往往面积较小。

其次，水稻与其他粮食作物有所不同，它生长所需的大部分营养来自水，因此土质反而不如水质重要，事实上，要经过不断地浸泡和排干之后，土质才变得最适合水稻生长，与旱地种植的土壤不同，稻田是随时间推移越来越肥沃和高产的，“稻田的独特性在于，无论土壤的原始肥如何，经过数年的连续耕种之后，它的肥沃程度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并几乎可以无限期地保持……这种改变需要长年定点的辛勤劳作，没有数个世纪也得有数十年“再次，稻米营养丰富且十分高产，尤其是与早地作物例如稷或麦相比。对于旱地种植来说，农民需要分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成来作种子以备明年耕种之用;而稻米由于产量相当高，只需留出5%即可。此外，水稻生长在更为温暖的环境中，因此农民可以在同一块田地里通过水稻和其他作物的轮作实现一年两收甚至三收，由此支撑起一个越来越大而密集的人口。最后，鉴于水稻种植所需的劳动量以及稻田的小块面积，白馥兰令人信服地指出，水稻种植更青睐家庭式农作，而非由地主或其代理人监督管理的农民耕作。要监督农民确保土地平整、作物都以相当的速度生长以及锄草除虫，需要投入的劳动量几乎要和实际的农作一样多。白馥兰认为这一事实将天平向实际劳作的人们倾斜，并阻断了庄园式经济――那种不仅大量土地归地主所有，而且农民们也归土地所有者管理并为他们工作的方式――的发展。所以，虽然富人们，譬如4世纪初刚刚逃到南方的那些族，能够拥有大量的土地，但最终对他们来说更合适的方式还是将土地租赁给各农业家庭，让他们自己去决定种什么、怎么种以及什么时候种。

这种家庭式的水田稻作技术首先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起来，随后再由政府将其推广到整个中国南方。正如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所述:“从一开始，汉人就因他们普遍趋向于居住在河谷低洼地区而与众不同，他们向世人证明了他们有这个才能，能够为排干和驯服低洼土地发展出一套先进的技术以及相应的组织方法。”整个长江流域的河谷地区都经过了这样的改造，不过水田稻作技术还不仅限于排干和驯服河谷低洼地带，在专业农民的指导和监督下，人们还将眼光投向了山区的坡地，他们修建的坡改梯田一直通向了山顶。虽然这种结果并非是必然的，但我们将看到，到20世纪早期，中国南方大量的低洼地带都被改造成了灌溉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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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还有政治上的功能，”按照芮沃寿的观点，“当时的中国在经了长时间的分裂后刚刚通过武力统一，新任君主有能力将财富和威严运达与全国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尤其是通过船只将兵丁和辎重运往可能反叛地区的能力更为重要。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定居，而将运河系统扩展至杭州，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从开发前沿基地发展成一个繁荣商业城市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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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原住民叫作越，祖先来自南海各海域，语言属南岛语族，主要以渔猎为生，可能还从事一些刀耕火种式的稻作。福建南部（闽南）人们生活的环境很多都是类似咸水沼泽的区域，这里也是大型且危险的水鳄的栖息地。而内陆的山峦也阻断了汉人进入这里的脚步，因此汉人来到东南沿海要比他们进入岭南晚得多，也慢得多。

到了8世纪，这里的汉人移民开始增多，其中很多人都希望通过在这艰难的环境中务农来积累财富。历史学者柯胡（Hugh Clek）在著作里重现了一个名叫吴兴的汉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吴兴在木兰溪上建造了一个拦河坝，既保证了淡水能够回流灌溉附近的农田，还能防止潮时咸水进入稻田。“延寿陂是这一系列工程中的第一个，这些工程开拓的土地一直到11、12世纪仍然在供人们集约利用和密集定居。通过利用蓄水池和堤坝网络，拦河坝同时控制了从……北边洪漫滩上流下来的小溪和木兰河的主干道，并阻止了可能把大片平地滩涂变为盐碱荒地的潮沙的入侵”。

汉人不仅要与环境和咸水鳄搏斗，还要与当地的土著竞争。他们迫使越人离开河谷，用军队来对付那些山区的“刁蛮”分子，唐朝政府还在这里设置了军事屯田区来进行控制。很多土著都逃离了，很可能是逃到了山区，其余则“选择留下与（汉人移民）共同生活，并且接受了”他们的文化。越人与咸水鳄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汉人和他们的农田以及文化。

这样，有唐一代，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都是由汉人和其他几个非汉族群共同居住的。与我们后面将看到的四川不同，汉人在岭南取代低地耕作的泰语族群并不那么容易。部分原因是早期的汉人征服者曾与这里的泰语族群通婚，“南越王”赵佗当时就曾通过与泰语族群头人联盟和通婚来建立自己的势力。不过阻止汉人前往低地定居的一个更大障碍是可怕的疾病——疟疾。“徐松石认为，在唐朝之前，（岭南仍然是）一个被森林覆盖，到处是沼泽的地方。这里生活着大象、犀牛、蟒蛇、狮子和老虎。”在很多次汉人军队针对南方土著的行动中，单是疟疾就让其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9世纪晚期声势浩大的黄巢起义，也在因疟疾而导致“死者十三四”之后撤出了岭南地区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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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水稻种植技术也从长江下游扩散到了南方其他地区。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官员在被派往各地时也给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带去了新的技术知识。中国于9世纪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为传播这些最好的农业实践技术作出了贡献。有两本农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官修的《农桑辑要》，二是私人编纂的《王祯农书》，此外还有更早的《齐民要术》，记述了在黄土高原上农耕的最佳方法，也在这一时期刻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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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薛爱华认为，这股升泛起来的对自然的爱恋，以及对森林退化严重后果的认知（在玄宗年表现尤为强烈），“并没有能够成功拯救中国的森林”。他指出，对燃料的需求使长安干道沿线种植的大量树木都被砍倒，为获取松烟制墨以供应政府官员和学者，太行山上的松林都被伐尽。“禁止屠杀动物的尝试”也遭到了对保护物种经济需求的抵制，包括“翠鸟，它的羽毛可用于饰品……麝，提供了极受欢迎的香氛……貂，皮毛可装饰武士的帽子…短吻鳄，坚韧的皮可用作鼓膜。另外还有上千种其他动物也因身体某一部分的用处而有了需求市场……不可避免地，有些动物因此而走向了灭绝，其他种类也变得非常稀少。薛爱华痛心地总结到，虽然“产生自然保护政策所需的所有心理元素……在唐代都已具备……然而最终结果还是无效”。即使这种想法曾被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那样坚持过，但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物质需求还是压倒了保护自然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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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今天被看作“中国式”的烹饪方法——在铁锅里翻炒小块的蔬菜和肉类——在当时逐渐成为食物烹调的主要方式。不同于汉代人们将谷物整粒蒸煮和将肉类炖或烤来食用—它们需要几个小时的烹调时间和把大量燃料塞入炉膛，翻炒快速而节省燃料。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许多食物是不经烹调直接生吃的乡的食物相比，一位印度来访的僧人不仅发现于他家乡的事物相比，中国的饮食平淡无味，并且震惊于“在中国，人们几乎都是生食蔬菜和鱼类”。在宋代，吃切成薄片的生鱼和生肉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在城市居民和富人中间，这就是“寿司”。虽然可看作中国饮食的一个独特元素，但翻炒和“寿司”也反映了燃料短缺因而更为昂贵的事实——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供应，但某些时候确已实行了配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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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对四川的铁矿及盐矿资源很感兴趣——尤其是可以从国家垄断开采和销售当中获利，不过对原住民的战争主是为了保护汉人农户的安全。国家给移民提供土地、种子和农具并蠲免数年的赋税。汉人人口的增长将非汉族群排挤出了低洼地带，而当他们将低地填满之后，眼光又转向了丘陵山地。对于农民来说，山坡种稻的主要技术难题在于灌溉，在低地和河谷，这些要求都能满足，但山区不同，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将山坡挖成梯田，积蓄当地充沛的雨水，然后种植早熟稻种。就这样，四川的很多地区都因此而被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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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将那些接受如此安排的族群称为“熟”蛮，而将那些抵抗汉人统治的称为“生”蛮。假以时日，熟蛮甚至可能变成汉人（也就是彻底的同化）。而“生”则表现在很多方面，不仅指生活在那些不受汉人控制地区例如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Scott）研究中的 Zomia――的族群，也包括那些汉人无法改造的生态和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生”蛮也就是兽性未除的意思，在汉人的书写系统中，它与“虫”、“狗”或“兽”属于同类，而“生”蛮栖居的环境也抵制了汉人改造的企图，我们会特别在下一章还会继续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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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并不是由纯自然进程而形成并一直在那里等待着北方人移民去开垦的。事实上，三角洲的形成是一系列复杂的因果链的结果。移民岭南的汉人早期由于害怕南部河流地区的疾病而倾向于定居在广东北部的山区，他们的土地清理工作最终导致了泥土流失而被河流裹挟南下，但绝大部分的泥土并没有到达海湾地区，而是沉积在了北江、东江和西江下游的洪泛区。直到宋代建造了防洪堤坝设施以后，河水才携带着泥沙直冲入珠江河口。但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蒙古南侵导致北方难民南下并在海湾岛屿地带拦沙造田的话，泥沙还是有可能被继续冲到海湾更远的地方。珠江三角洲的产生和它后来成为岭南人口稠密、农业富庶的中心区是一个历史的偶然结果，而非自然决定的。我们可以猜测如果没有蒙古人侵这一“偶然事件”，这一过程是否还会这样发生。无论结果可能怎样，当1368年蒙古人被逐出中原而农民军领袖朱元璋建立起明朝时，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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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恺礼（Kerie MacPherson）在她的关于9世纪霍乱爆发的研究中援引了一份18世纪的英国文献，其中提到由于中国人都喝煮开的水，并小心地处理粪便，“污染的危险”很可能已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Kerrie MacPherson“Cholera in China，”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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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的农民是从何时开始如此密集施肥的。一位18世纪早期欧洲来华的旅行者皮埃尔·普瓦沃（Pierre Poivre）曾对这里从不休耕的农作方式惊讶不已:“这里的耕作计划令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从不让土地休耕……（于是一块田地）每年两熟，而再往南方去经常是两年五熟，中间未有一季休耕。”能够连续耕作的原因在于大量的施肥:“他们常用的是草木灰，还会利用盐、石灰以及各种动物粪便，不过最重要的是，不同于我们把小便倒进河里他们还将尿大量用于施肥每家每户都会在自己家中仔细储存尿液，然后售出以获利。总之一句话，将产自土地的一切都小心翼翼地送回到土地当中。”这个高度发达的系统应该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发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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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因为市场的存在使一些地区的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专注于生产某一种或几种产品，而通过稳定的市场交易来获得食物和其他那些自己不必再去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这种专业化分工不仅意味着市场体系统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会导致某种有时甚至可能是极为严重的单一化，使得原本具有复杂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让位于大面积的单一作物种植，如水稻或小麦等，这样一来，人类就把原来可以支持多物种生存的生态环境变得只适合于单一作物了。

233-234页
另外两次汉人向西南地区的迁徙浪潮或者是政府强制命令的移民，或者是由政府许诺免费提供种子、农具和三年免税所推动的。在汉人大量到来之前，西南的农业开垦仅限于适宜种植的耕地，而且非常缺乏铁犁等农具，土著族群所使用的木制器具只能开垦河谷地带比较轻的冲积土壤，而不适合开垦森林地区的重壤土，也没有牛来拉犁。因此，明朝政府不仅为汉人移民配备了铁犁，而且提供了数以万计的耕牛――仅在1385年至1390年这五年间就有三万头――来拉动沉重的铁犁，开垦森林中的土壤。

最初，“几乎所有分配给这些屯田士兵的土地都是从当地其他民族那土壤里夺取来的”。但到1400年和1441年，云南和贵州已经分别又清理开垦了130万和100万亩的土地;到1597年又开垦了170万亩。所有这些土地都依照汉人的土地拥有特别是所有权观念进行管理（因此也可以进行买卖）。当然，云南、贵州和广西西部的各土著民族也会经常对此进行抵制，而这又会引来更多政府军队对这些“叛乱”的镇压。在15世纪和16世纪，有十万乃至更多士兵被派往这些地区，他们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其实是被征召的另一些地区的土著人。

其中规模最大且史料记载最多的一次，是发生在1465年广西西部浔江流域的大藤峡瑶民起义。大藤峡得名于当地瑶民用以攀附渡江的一根大藤，也是一个瘴气纵横的地方。无论这一事件是如何触发的，其核心问题总与汉人对瑶民土地的挤压有关。据官方正史记载，在首领侯大狗（苟）的领导下，瑶人对明朝军队采取游击战术，“出没山谷，守吏不能制”。明政府兵部尚书于是奏请派遣将领韩雍统率明军三万及西江土兵十六万（他们似乎能够抵抗当地的瘴气），进攻大藤峡“叛乱”的瑶民。明军首战擒获千余瑶民，并斩首三千二百余级。但这并没有制住瑶民的“叛乱”，于是韩雍再度发起进攻，封锁了大藤峡的所有出口并纵火烧山，瑶人四处溃逃，韩雍“饬兵穷追，伐山通道”攻至山寨。在诱敌接战后，韩雍又以火炮轰击，“发火箭焚其栅”，再斩首三千余级。因为这些征服西南地区的战争有计划地破坏了动物的栖息地，所以历史学者伊懋可也将其称为“生态战争。

即便如此，战争还是从16世纪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和汉、唐、宋代一样，解决“叛乱”的最终办法还是要把这些不同的生态环境改造成为农田，从而摧毁这些异族非农业生活方式的生态基础，进而消除它们的抵抗。在17世纪早期明帝国的一项计划中就指出:“地益垦辟，聚落日繁，经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轶民地……以耕聚人，不世其伍。”

284-285页
汉人的迁移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政府的军队从其他土著族群那里夺取了河谷地带，并将土著居民驱往其他山区或丘陵，这一过程非常漫长，本书仅仅涉及了其中的一部分。斯科特认为这些难民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之后，会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部分也是为了抵制政府管理（不只是中国，也包括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政府），而特别采取的一种不在同一地区停留太久的战术。因此，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和种植块茎和块根作物成为一种政治策略，使“采取汇集人力和粮食资源政策的国家政体难以掠取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烧荒基田并不是早期社会生产方式的遗留，而是一种为适应因中原王朝展示政治力量所引致的政治环境而采取的策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少数民族对中国西部、南部和西南地区山区环境的改变，也是一种对中国政府力量的“遥相感应”。

298页
考虑到进口鸦片高昂的价格和中国商人的活力、进取心以及他们的组织，我们不难理解此后中国人为什么开始自己种植和生产鸦片——种早期形式的“进口替代”。罂粟种植与鸦片提取最早的国内中心在中国西南，特别是云南（那里的鸦片贸易在前述第三次全球鼠疫爆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贵州和四川，从这些内陆省份出发，各种档次的鸦片首先由陆路运出，然后或者经西江运往广州，或者，特别是四川的鸦片，经长江运往上海。在19世纪后半期，罂粟和鸦片也传播到了北面的陕西、甘肃和东面的福建。到1900年，中国生产和消费了全世界鸦片的70%~90%。

329页
“桑（或果）基鱼塘”系统常常被当作前近代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在所有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中，无论是自然还是非自然的，生命所必需的矿物质和能量都是可循环的，系统的流失非常小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阳光、岩石侵蚀或固氮细菌来替代。桑基鱼塘系统就是这样，农民把蚕粪、落叶和其他有机质投入鱼塘喂鱼，每年捕鱼后再挖出鱼粪和其他被分解的有机质作为桑树和稻田的肥料。用现代生态学家的话来说，“通过果园、农田和鱼塘的分解和矿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营养物质的循环，养分只有通过蒸发作用和售卖动植物产品才会从系统中流失”。

生态学家关于桑基鱼塘的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却忽略了这个能量循环中生态系统的一个关键部分:人及其能量和营养需要主要都来自食物的摄入。养鱼和养蚕的农民必须吃饭，而他们的主要食物是米，在近四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珠江三角洲丝织地区的稻米消费基本可以由本地生产或者比较容易地通过市场由周边区域满足。但到16世纪末期，高效的市场体系开始把稻米的产地转移到了数百里以外。因此，桑基鱼塘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而是需要输入食物来维持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消费。

338-339页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的严重干旱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清政府应对1742年至1743年那场同样严重旱灾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但那时的清政府相对年轻而富有朝气，既没有国内的起义，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要等到80年后才会到来，国家的资源丰富，政府的能力也很强。事实上，李明珠就将这一时期称为“清朝盛（High Qing Model）”。清政府不仅派出好几批官员调查山西省的早情，还组织了钱粮的输送以提供救济，设立粥棚，从国家粮仓中发放粮食以平抑粮价，并在灾后提供种子、农具和税收减免来恢复农业生产与运行近年来魏丕信、麦克·戴维斯和李明珠对中国赈灾措施（或缺乏措施）的研究，都集中阐释了处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政治与社会大变革局中的中国政府，无力再像18世纪清朝黄金时期那样调动资源了。但在19世纪时，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加剧了这种高死亡率，那就是可以为野生物种提供栖息地的森林和沼泽都已经被砍伐或填充了，这或许产生了更多的耕地，但遭受旱灾的农民家庭再也无法从这种自然储备库找到鹿、鱼、龟或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了。

因此，随着1876年至1878年干旱的加剧，粮食价格暴涨，“难民们只好以那些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而只能提供饱腹感的所谓食物来充饥，人们把那些松软的石头捣碎成黏土，和糠皮混合在一起再烘烤食用。（房屋周围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做成的饼子可以卖到5-7个大钱一个，但摄入这类食品会使人因便秘而死亡。粮食的价格是往常的三到四倍”，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买到食物而在旱灾和饥荒的蹂躏中活下来。

353页
无论中国要寻求怎样的工业发展，它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要依靠农业的生产力，并受限于农业的客观条件。正如经济学者巴里·诺顿（Bary Naughton）所指出的:“这里形成了一种体制，使得所有战略性和体制性政策都为最大程度地让资源流入工业部分而服务。这一体制的决策权集中在顶端，因此，中央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认为的轻重缓急来调拨资源。换句话说，这一体制可以使‘跃进’的潜能最大化。但是，每当这一体制真正开始加速运行的时候，都会出现根本性的问题，导致经济因超调而撞上天花板。那么，什么是这个‘天花板’呢?这个“天花板’就是农业无力迅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盈余。”但为什么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无法得以提升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肯定曾经多次反思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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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是一个只有160户人家的小村庄，在1963年的大洪水中，大寨村的房屋、田地、农具甚至果树都被严重冲毁。水土流失的山丘无疑是导致这场洪水的主要因素，大寨村的状况大概与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桥梁和门楼被泥沙淤积的照片（图6-2）差不多。当地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提出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并动员村民不仅要把大寨从洪水里挖出来，还要建设一个能抵御未来灾难的新大寨。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在疏松的黄土上修筑梯田，在山间挖掘灌溉水渠，自己兴建化肥厂给农田的作物施肥，并实现了农业产量的不断攀升。

1964年年底，毛泽东选择大寨作为典型，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并在几年内又将“学大寨”和“以粮为纲”联系到了一起。陈永贵和其他党员一样，把征服自然看作一种英雄主义的正确行为，甚至也可能怀有李森科主义的想法，相信粮食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长满所有的冲积平原、草原、陡峭的山坡和沙滩。

238页
对于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来说，统治者最大的担心是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再次入侵中原。蒙古军队在云南的存在就是促使明朝关注云南的最初原因，而作为蒙古人故乡的北方草原，也是朱元璋最为关注的边疆地区，因此他发兵攻克了北元的都城哈拉和林，其继任者（朱棣）也继续对草原地带发起进攻，并于1420年代把首都从长江流域相对安全的南京迁到了接近前线的北京（在元大都基础上修建），北面就是宋代为防御辽国契丹人而开凿的一连串塘泺。一些历史学者把迁都看作一种更加“趋近蒙古人”的防御措施，而林蔚（Arthur Waldron）则认为，明朝初期的这几位皇帝实际上只是希望把草原地区纳入到帝国的疆域中。

这种观点对于一些中国史学者而言似乎非常新颖，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倾向于把中国等同于定居农业，而把草原和游牧生活、畜牧业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分别是基于“草原”和“播种”这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而形成的，但为什么中华帝国就只应该向南拓展，而不能向北扩张并将草原地带纳入自己的版图呢?我们将会看到，它实际上确实这样做了，长城的修筑只不过是农业中国与草原地带及其游牧民族的表面界线而已。

252页
汉族人与海南岛和黎族人民早期的交往有起有伏，汉人在海南的存在也主要限于北部琼州海峡沿岸的平坦地带。到了唐朝（618-907），汉人向政府呈请并获得了整个沿海地带的控制权，此后的低地地区尽管仍有黎人生活，但在汉人的记录中，黎族人变得更加深入山区了。同时，低地地区和山区的贸易往来也发展了起来。其中特别受汉人珍视的“沉香”，是一种含有受创伤后所分泌树脂的伽南木或沉香木心材，其质地致密，放在水中会下沉。山区的黎民常用这些芳香植物和精致的纺织品来换取食盐、粮食和铁制的大小斧头等。

280页
据纪若诚（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的研究，“到19世纪初，汉人移民对土地的开垦已经到达了（云南）最偏远的山区，他们迅速地砍伐树木并在山区引入新作物种植，连土著族群也放弃了山区的狩猎和采集”。当时的一位欧洲旅行者“发现（滇南）的深山密林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裸露土地上的密集农作物和山上的茶林”。

282-283页
贝杜维曾研究过瘴疠对汉人在云南扩张的影响，这不仅意味着瘴疠对汉人可以直接管理区域的限制，甚至也不仅是瘴疠对于帝国扩张的限制他的复杂分析表明:“瘴疠可以在生物伦理学的层面划定和区分云南的行政空间。”无论生苗、熟苗，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汉人所缺乏的对瘴疠的抵抗力，这成了汉民和苗民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瘴疠也由此而成为清政府管理云南边疆基本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由疾病而产生的环境约束在物理层面将汉人和苗人分割开来而这种分割又使得土司制度得以成为帝国对边疆省份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仍有很多缺乏管理的部落会经常破坏帝国的统治……而这种有争议的空间划分并不完全是人类野心冲突的结果，因为在部落和帝国创建者喧嚣的背后，还有按蚊无休止的诉说。”

426页
和淮河流域一样，太湖北岸的化工厂数量自1980年代以来迅速增加，到21世纪初已经达到了2800家。它们也和淮河域的化工厂业一样，将工业废水大量排人了太湖。刺鼻的气味使吴立红在晚上散步的时候感到恶心，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决定对这些工厂的排污证据进行记录斜。多年来，他一直在搜集太湖环境退化的证据，并在1998年至2006年间给江苏省环保局写了200封举报信。

2001年中央政府对太湖污染进行调查时，由于当地的操纵掩盖结果一无所获。2005年，吴立红得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到当地调查时随即与他们取得联系并承诺向他们展示真实的情况，据《组约时报》报道，吴先生成为这一报道的明星和环保界的名人”。2005年，他被评为“中国民间环保优秀人物”。随着太湖环境状况的继续恶化，2007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命令关闭一半污染最严重的化工厂以对太湖进行清理。虽然我们不知道当地官员是否严格执行了这些命令，但所在的宜兴市虽然过去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还是在2007年年初被授予“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称号。这一奖项激怒了吴立红，促使他继续搜集污染的证据，并准备把这些证据带到北京，起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就在这时，吴立红被当地警方逮捕。2007年5月吴立红被羁押期间，太湖出现了大面积的蓝藻污染，这主要是化工厂污水排放造成氮，磷含量提高和富营养化现象的结果。无锡市的200万居民随之失去了他们的饮用水水源，周边城市也都关闭沿湖水闸，导致了严重的航运阻塞。中央政府再次介入，对地方官员进行了解职或降职处分。同时，对吴立红的起诉、定罪和宣判仍在继续，他很可能会服刑到2010年。对于那些能够给本地带来收入的工厂企业，当地法院和官员通常总是更愿意提供保护，而不是起诉它们对供水造成的污染。

446页
事实上，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悖论就在于，虽然环境的化是长期而且明显的，但中国的农作制度又确实具有着非凡的可持续性。两千年前清理出来的耕地到现在仍然可以耕种，一千多年前排干的沼泽、湿地和圩田在今天还在生产稻米。在历史上，中国农民通过定期而大量地把从城市人家和公共厕所中收集来的粪肥循环到耕地中的办法来补充营养物质、维持生产力和土壤的肥力，但到19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一循环系统正在缓慢地流失越来越多的营养物质。到1950年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耕地都缺乏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大部分营养物质。如果不是化肥的加入延长了中国农田的生命，这种能量平衡的状态将无法一直维持下去。即使如此，我仍然担心中国长期以来的环境退化，再加上过去30年来工业和化对土壤、水和空气造成的污染，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自然环境日益失去从人类造成的损害中得以恢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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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学家现在逐渐开始认识到的各种原因，到18纪，不只是中国，世界上的很多地区都遭遇了环境条件的限制。历学者约翰·理查兹在《无尽的边疆》中指出，有四种全球性的主要趋势推动着人类不断耗尽早期近代世界的各种自然资源和空间。第一种，“人口数量的增加给土地利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不仅推动了对现有耕地更加密集的使用，还特别导致了对边疆地区土地的大面积开垦。第二种，商业化推动了贸易网络的扩大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进而促使农人在迁移到陌生的边疆地区之后会继续种植和饲养熟悉的农作物和动物，从而将这些特定的动植物物种也带到了边疆地区。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最重要的物种入侵还是人类自己。前两个进程又导致了第三种全球性趋势，“大型动物、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大量减少”，其部分原因在于栖息地的破坏，部分则是因为理查兹所说的“世界性捕猎”（如17、18世纪的东北）。第四种早期近代的全球性趋势是世界各国人口密集地区日益严重的资源稀缺和能源不足。中国环境史的发展与这些全球性趋势基本同步，但也有一些显著的偏离。

444页
控制水利的理想也吸引人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从大约2500年以前黄河最早修筑的水坝，到大运河及其对中国中部和北部地区水文状况所造成的改变，再到过去60余年来中国在除一条以外所有主要河流上修建的8万多个水坝，中国一直在根据各种“治水”的思想而进行着努力。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矛盾的是，几乎所有的治水努力结果都成为某种权宜之计，伴随着这些举措，又会出现新的、更大的挑战。一些历史学家将这些举措归结为长时段的“水利周期”，并发现它们往往与王朝的兴衰循环相对应。他们的解释是，新王朝有能力动员必要的资源来解决水利问题，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洪水或干旱引发的问题;然面，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护这些系统所需要的资金、时间和人力状况不可避免地会趋于恶化，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洪水和干旱，并进而加剧了王朝的衰落，厄尔尼诺一南方涛动事件和周期有可能和这种洪水和干旱的水利周期发生重合，但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肯定是通过人为的制度因素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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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从山区高地汲取资源的佛教寺院，从历代政府致力开荒的政策中也受益颇多，尤其是在西部（四川）、岭南和西北地区。本章前述已提及，唐王朝使用了大量武力来镇压西部和南部的土著族群，随后架构起行政管理的网络来加强汉人的统治。为了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经济基础，位于北方的中央政府创造了营田和屯田的方式，其中前者是将北方的农民强行迁移到重新纳入版图的西北干旱地区定居，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些农民被安置之后“即为僧祇户……为佛寺提供农业劳动力”。但谢和耐疑惑的是为什么政府会将这个任务托付给佛教寺院——在边疆地区进行垦殖和发展农业，通常这应该是由政府亲自来主持的。他认为“这种权力的转移具有多种因素”，而其中有一条，“建立屯田和垦殖需要巨额资金，而当时的（佛教）寺院由于正处于宗教信仰的高潮而变得非常富有，所以拥有购买耕畜、农具和各种设备所必需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