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天文学家的女巫案》从多角度展示了伟大科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1615年，当天文学家开普勒正值事业的高峰时，其寡居已久的母亲卡塔琳娜被当地政府指控为女巫，开普勒为此特地回到故乡符腾堡为母亲展开长达6年的辩护。《天文学家的女巫案》作者尤林卡·罗布莱克不仅仅叙述了开普勒的生活及其家庭，更通过局部地区的一桩案件和详实的史料，以崭新的视角展现了400年前欧洲复杂深刻的宗教变革和风土人情。

作者简介
尤林卡·罗布莱克（Ulinka Rublack，1967-），剑桥大学教授，研究近代欧洲史，出版过主题广泛的相关史学著作。主要代表作品：《天文学家的女巫案》、《欧洲宗教改革》（2005）、《近现代德国的妇女犯罪》（1999）、《穿衣戴帽：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认同》（2010，获罗兰·班顿奖）、《简明历史指南》（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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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比较有趣。

1582年前，世界上通行的历法是儒略历，但缺点是约每128年就有一天的误差。随着时间推移，累积误差越来越大，到了1582年误差天数达到十天。于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颁布格里历，即现行公历，命令把1582年10月5日改为10月15日（有十天被删除）。当时德国天主教地区开始采用公历，但包括符腾堡在内的大多数新教地区仍采用儒略历，这导致了德国天主教地区和新教地区出现了十多天的误差。

在那个年代，人们非常害怕女巫，而且大肆屠杀她们。众所周知，准确统计被处死的女巫难上加难，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也大得惊人。1500至1700年间，欧洲审判了约73000名“行巫术”者，处决了40000至50000人。从1560年至“猎杀女巫”运动结束，德国共处决了约22000至25000人。在德国遭到指控的人中，四分之三为女性。德国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弗里德里希·斯皮很早便对“猎杀女巫”运动进行抨击。他在1631年匿名出版的著作中写道：“人们认为德国女巫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所以德国随处可见女巫被活活烧死。”

这些人厚颜无耻，除了无端指控我的母亲，还想把我拖下水，说我收藏了违禁艺术品。我不知道这帮人是不是吃错药了，要把我15年来在皇家工作的心血毁于一旦，还想置我母亲于死地。即使在当时，此种表述也极为罕见，字里行间透露出开普勒的焦虑之情。他担心这次审判不仅会摧毁自己辛苦得来的一切成就，还会让母亲永无翻身之日，所以开普勒用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作保，请求能回到符腾堡亲自为母亲辩护。接下来，他将从朋友、赞助人及他的支持者那里寻求帮助，直到他最终打赢这场官司。

在一些地区，人们互相怀疑对方会巫术，这种可怕的想法蚕食着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身体接触或最普遍的礼物交换，例如一个苹果、一块蛋糕或一杯酒，都能造成伤害。邻居、家人、朋友或当地的雇工都可能是女巫。女巫们在安息日当天一起参加魔鬼的“黑弥撒”。16世纪大量的画作和文章把女巫固化成一个骑着扫帚的丑陋老巫婆：嫉妒年轻女子的容貌，热衷于让孕妇流产，在安息日和魔鬼疯狂共舞，进而激起人们对女巫的恐惧。

翔实的史料研究让我们知道了迫害是如何加剧的。在紧邻符腾堡的一个信仰路德宗的小镇，有处决60多名女巫的记录，这也是1562年至1564年间首次大规模处决女巫的例子。当时一名叫约翰·威尔的医生对此极为震惊，他声辩道，那些女巫被魔鬼欺骗了，她们通常只是意志消沉罢了，恰当的药物治疗就能恢复。她们并非自愿同魔鬼签订契约（威尔医生对此深信不疑），魔鬼的威胁让她们惊恐不已，最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不应该用世俗的方式去惩罚她们。不过，在1569年至1575年间，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一直因为粮食歉收忙得焦头烂额，因此无暇顾及威尔医生的呼吁。

“猎杀女巫”运动开始20年后，一位博学多才的耶稣会会士马丁·德尔里奥于1600年写了《魔法调查》一书。这本鬼神著作影响力极大，内容翔实，记载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轶事。其中一个故事详细记录了一名医生只有十个月大的女儿差点命丧黄泉，起因是有人一直暗中把骨头和芫荽子等“恶毒的东西”放在女儿的襁褓中。医生曾两次请驱魔人到家中驱魔，但他的妻子却怀疑整件事是因为宝贝女儿长得乖巧伶俐、惹人喜爱，遭到了恶毒的老女人的嫉妒而从中施法作祟。马丁·德尔里奥、让·博丹和彼得·宾斯菲尔德三人观点一致，都认为法官要行使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利，毫不留情地消灭邪恶的女巫们。

开普勒是如何实现这一壮举的呢？他当时虽然声名远播，但地位还没有高到动动嘴皮子就能够处理好母亲的官司。他在不利局面和争论中能最终打赢官司，靠的就是其强有力的论证和一丝不苟地挨个应对别人的驳斥的精神。在给母亲辩护时，他大量使用了这些技能。开普勒声称控方并没有有力的论证，而试图把指控变成可靠的证据是完全错误的。他需要不断和对手斗智斗勇，虽然这可能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但他已经准备好如何应对了。

但实际上面对母亲的不幸和审判的压力，儿女的反应各不相同。例如，开普勒在1619年刚出版了《宇宙的和谐》时还没有选择为母亲辩护，他当时甚至突然宣称这一切都是母亲“咎由自取”。当指控转为审判后，他最小的弟弟克里斯托夫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开始对母亲的清白存疑。身为工匠的克里斯托夫在当地还小有名气，为了避免名誉受损，他自私地放弃了对母亲的支持，退出了辩护。

面对卡塔琳娜的遭遇，亲属们除了表现出怜悯和关爱，还伴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自我否定、罪恶感以及羞耻感。母亲被指控为女巫，儿女不同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幕剧中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角色，更混杂了幻想和憧憬。也许我们能从卡塔琳娜和开普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家人中有依靠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的，有不离不弃的，也有狠心抛弃的。卡塔琳娜的审判能让我们认识到亲属的本质：亲属就是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不论是实际感受还是在精神上支持）。

埃尔汀根村没有学校。自有记忆起，卡塔琳娜每天早上会穿着亚麻衬衫及裙子到旅馆和田间帮忙。那时人们的观念是，孩子长到十二岁就应该去干活让自己不饿肚子，到了十四岁分享圣餐后，就应该摆脱童稚、变得成熟。没有档案能够证实卡塔琳娜离家出走或者她妈妈早逝，这和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不合。在埃尔汀根，像她这样十几岁的女孩儿要会做很多事：打扫卫生、饲养牲畜、放牧、割草、摘葡萄、晒制干草、生火、锄地、播种、收粮食、修剪葡萄藤、准备饭菜、从糠皮中拣选出小麦、晒豌豆、采草药、做饭、烤面包、缝纫、纺纱、编织、修理、洗衣，以及处理开支、服务顾客、打点仆人等等。要想在未来做一个勤劳的妻子，以上很多技能都是必需的。如果卡塔琳娜耍脾气不去做事，父母则很可能会殴打她，因为当地人都认为溺爱会毁了孩子。

大多数女性婚后会生多个孩子，除了哺乳孩子外，每天还要与丈夫和公婆共同劳作。符腾堡的习俗是：子女结婚时父母都会拿出彩礼或嫁妆，儿子女儿都一样，有的会给钱，更常见的是给几片牧场、葡萄园、农田、牲畜和生产工具。因此，为了供养家庭，妻子不得不在夫妻共同拥有的田地里从早忙到晚。她们几乎不休息，就算怀孕也要割晒干草或干其他重体力活。此外，法律规定女性婚前无须去当学徒，因此很多活儿都不用干；但婚后如果嫁给工匠，就需要帮丈夫干活，边学边做，还要帮着卖东西、讨债等。换句话说，妻子也是丈夫的同事。家家户户都愿意让妻子干活，因为不用付工钱，不过妻子也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莱昂贝格小镇的居民有大约四成都是工匠，这些人中有九个裁缝、八个织工、七个木工和六个面包师。所有工匠的报酬极其低廉，为了养家，他们还得自己种庄稼、养家禽、开旅馆、做生意，或者去城堡打零工。因为当地山坡上不适合种植谷类作物，所以为了填饱肚子，大多数小镇居民还得喂养牲畜，种植燕麦、斯佩尔特小麦、大麦、少许黑麦和普通小麦以及制作葡萄酒。

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很脆弱，虽然不能养活更多人，但还是可以有效避免饥荒。莱昂贝格小镇60%的家庭饲养牲畜，养奶牛的占大多数。奶牛几乎成了家里的一分子，牛棚一般不会在旁边单独修建，而是修在房子的底层，每天都有人喂养；每头牛都起了名字，人们也觉得奶牛很漂亮。到了冬天，马具商斯特尔会在牛棚垫一层枯枝为奶牛取暖，而卡塔琳娜会亲手从仓库里把稻草抱出来为牲畜取暖。

每头奶牛在草场喂养时一天能产五六升奶，但到了冬天草会枯死，食物会减少，产奶量也会下降。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杀牛的，因为奶牛每天都能产奶，且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而杀牛后肉却不能长时间保存。牛奶汤也是很常见的菜肴，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会说“吃牛奶”而非“喝牛奶”。当地人把小牛当作自己孩子那样照顾，对牲畜病情的关心不亚于对自己病情的关心。妇女们最常见的嫁妆就是一头奶牛，价钱可是一头猪的四倍。小牛和奶牛的健康也许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了。

有好几次，丈夫参军后卡塔琳娜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开普勒六岁那年，有个弟弟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而父亲却不在身边。那时符腾堡婴儿死亡率特别高，尽管人们想尽办法保住母子，但是每1000个婴儿中至少有250个胎死腹中或因难产而死亡。原因是妇女长期营养不良，怀孕期间仍从事较重的体力活。妻子分娩时，丈夫几乎都会陪在身边。产后十四天妻子可以不用劳作，这段时间俗称“坐月子”。“坐月子”时，母亲们会睡在主卧临时支起的沙发床上，要么请月嫂照料，要么请亲戚，有时女性朋友也会来帮帮忙。当时的女人一生中很少有这种体验，感受到丈夫的宠爱、亲戚朋友的关心，并且认为充满了战胜恶魔的力量（当时人们认为妇女生产后容易受到恶魔的攻击）。

德国有这么一句古话：“Wer nichts wird wird Wirt"，意思是“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么就去开旅馆”。这句话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旅馆老板们的鄙视。当旅馆老板无须一技之长，非常适合海因里希这种想靠运气发达的人。旅馆老板中妇女居多，因为无须遵守什么行业准则。旅馆在公共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很多交易都是在旅馆那结实的松树桌或橡树桌前达成的。交易达成后，人们还会喝上几杯。旅馆是聚会、聊新闻、打纸牌、发牢骚和结识外乡人的好去处。旅馆老板则算得上是最吃得开的了。

在那个时代，这可算得上一件了不起的公共工程。不仅如此，公爵每年奖励6名符腾堡优秀公民和6名其他国家的穷人（有男有女）到温泉疗养。受邀者必须服从管理，并心怀感激和敬畏。公爵也允许天主教信徒享受这一待遇。公国各地去温泉疗养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被治愈的疾病私人医生鲍欣都一一记录在其著作中。1607年，有一本书专门记载了公爵及其骑士和官员们前往温泉的盛况，并详细记录了每个人身上的病状。从书中，一部分路德宗教徒开始满怀希望地看待这件神圣的事情。他们发现人们因为罪恶而遭受疾病的折磨，但上帝却创造出诸如温泉一样的东西来减轻这种痛苦，现世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

一种药通常包含10种原料，例如，治疗心脏的药水成分包括迷迭香、刚采摘的桂花、马郁兰、薰衣草、鼠尾草、发酵的蓟、姜花、康乃馨、红色月桂果、橡树上的槲寄生、切碎的鹿角（必须是3月份至5月份间捕杀的鹿）。为了能提升药效，有时甚至要去野外捕猎。瑞士植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的巨著《动物史》写道：“用狼的粪便和白葡萄酒混合后口服或把药敷在一只手臂上可有效缓解胃痛。”

制药时，各种原料混合后要蒸馏数次，然后晾干。当时认为仓促制作的药是没有效果的。埃莱奥诺雷厚厚的医学著作里收录了很多名人的药方，同时也包括了符腾堡的独门药方，如约翰·腓特烈公爵的“酒精洗脚法”疗法。由于人们日复一日的搜集并运用这些药方，这些方法渐渐成了权威。1600年，埃莱奥诺雷将这些药方搜集后出版，成为第一个出版此类书籍的女人。

卡塔琳娜当然无须救济。不过在1614年冬天，也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她的儿子小海因里希突然回到家里，25年的军旅生活和布拉格皇家守卫让他一贫如洗，身患疾病。他不顾实际情况，要求母亲给他肉吃，但鉴于实际情况，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后来成为第一个公开诽谤卡塔琳娜是女巫的人。在1615年寒冷的2月，放荡不羁的小海因里希死在了居住在霍马登教区的妹妹家里。

虽然人死了，但“女巫”一词却被有心之人利用。同年8月，在那个炙热的夏天，卡塔琳娜面临女巫指控。指控源于一次私人聚会，他们中有卢卡斯·艾因霍恩、釉工兰博、釉工妻子厄休拉·兰博和厄休拉的哥哥。卢卡斯·艾因霍恩是莱昂贝格的地方长官，聚会的酒也来自他宽敞、凉爽的地下窖酒。艾因霍恩四层楼的府邸位于集市广场旁的富人区，是镇上最高的建筑，非常壮观。厄休拉和哥哥确信是卡塔琳娜的巫术让她酒后变成了跛子。据说其中一人曾发表意见：“一直等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随后，厄休拉要求：“那个开普勒家的女人必须在我死前解除对我的诅咒。”

虽然是大白天，但在回家路上的卡塔琳娜却感到恐惧和愤怒，因为她无法还自己一个清白。她需要家里的男人们站出来，或者得到专门代表寡妇处理法律事务的男性公民的帮助。卡塔琳娜立刻把此事告知了自己二十八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夫和自己唯一的女婿格奥尔格。两人立刻向民事法庭提起诉讼，以诽谤罪控告厄休拉·兰博，避免谣言进一步疯传。

诽谤的指控在当时很常见，但卡塔琳娜的案子却有所不同，因为已经不是口头谩骂那么简单了。不过艾因霍恩对此的反应却令人生疑。不出所料，他拖延了听证会的时间，而与此同时开普勒一家却急切希望能够通过听证会摆脱施行巫术的嫌疑。克里斯托夫在埃尔汀根和几个年轻人发生了冲突，大打出手，随后，闹事者在1615年12月12日受到了惩罚。可以说，任何男人在家庭受到侮辱后都会和挑衅者发生冲突。

然而，据其他人说，正当克里斯托夫做好充分准备为自己母亲辩护时，艾因霍恩将新的指控告诉了他（这些指控很可能是编造的），他听后长叹一声，并向上帝发誓希望当晚就离家出走，离开莱昂贝格，还认为艾因霍恩应该秉公办事。当自己的儿子离开后，卡塔琳娜第三次找到艾因霍恩，恳请他暂时搁置一下这件事，不要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公爵或者公国大臣。为此，卡塔琳娜许诺赠送给艾因霍恩一个精美的银杯，然后会离开莱昂贝格去住在霍马登教区的女儿女婿那里。

开普勒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都对新奇的机械艺术富有极大热情，进而刺激了人们从宗教上解读为何上帝创造出了秩序井然的宇宙。开普勒并不满足于当一个数学家，他希望能涉猎其他的学科，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当时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数学家有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开普勒也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揭露上帝创造的宇宙和为统治者提供指导。数学家和工匠们把他们的重心转向了建造复杂的机械、光学和声音模型。这些技艺在德国南部两个大城市奥格斯堡和纽伦堡非常流行，也让这两个地方成为世界技术发明和技术可靠性的中心。

在格拉茨，开普勒本人亲眼看到了对所谓被魔鬼附身的女人们的驱魔仪式。当地牧师们称在对一个名叫玛丽亚·艾希霍恩的女人进行驱魔时电闪雷鸣，并将她身体中大大小小的魔鬼全都逼了出来。魔鬼的颜色各异，有绿色、黄色和火红色。对另一名叫凯瑟琳的妇女进行驱魔仪式长达数月，其中一个魔鬼化身为黑黝黝的甲壳虫从她嘴里钻出来，另一个魔鬼更狡猾，请求附身在艾森埃尔茨一名大逆不道的路德教牧师身上。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公开反对宗教改革，而所有的闹剧都是天主教的耶稣会会士们和方济会修士，以及斐迪南二世母子俩一手策划的。玛丽大公夫人丧夫后一直住在格拉茨中心的城堡里。

开普勒在向天主教权贵们推销自己时就是这么做的。他把做好的1597年的年历寄给一个未来的基督教主教，献词用金子撰写，压印在年历上。30他的第一本著作一发表，就会在多个副本上印上优雅的献词，或者自己出钱将副本装订得和成书一样精美。要是没能亲自监督整个装订过程以保证书的质量的话，他会后悔不已。当开普勒声名鹊起、著作等身，并当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数学家后，他就会把自己的著作赠送给那个时代最有权力的几个天主教徒。

1604年开普勒发表了新作《天文学的光学需知》，他甚至给让他受苦受难的斐迪南二世也寄去一本。开普勒同时也非常小心不去冒犯耶稣会会士。耶稣会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创立，耶稣会会士多为博学之士，是推动天主教改革的重要力量。赫瓦特·冯·霍亨博格是开普勒众多权贵赞助人之一，他终其一生支持着开普勒的事业。赫瓦特是巴伐利亚宫廷大臣，和当时很多位高权重的耶稣会会士以及天主教徒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604年，他让开普勒立刻把新作《天文学的光学需知》赠送给奥地利萨尔茨堡大主教和富格尔家族的其中一个家庭成员，而且随书附上的信要非常精致。如同赫瓦特的富商朋友一样，他在耶稣会的关系网也为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

第三个原因是那些产生女巫恐慌情绪的社区，“按照他们新潮、邪恶的观点，那些老女人们活得太久了，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就像一句粗野的谚语说的那样：那些老女人赶紧死了吧”。

开普勒在请愿书中一直强调“那些老女人赶紧死了吧”这句谚语，这种辩护非常适合驳斥那些荒谬的“猎杀女巫”运动。他的论点并不牵强，灵感来自于一篇1594年呈递给奥地利政府的法律意见书，标题为“对揭露老女巫的新建议”。该意见书的作者之一是图宾根大学教授约翰尼斯·哈尔布里特。当时并非每一次女巫审判都会事先声明被告的年龄，而指控又常常会持续很多年，因此受审人群中到底有多少是“老”女人，谁都不敢打包票说自己知道，不过被正式起诉的女人当中，似乎多达85%的女人年龄都超过了40岁。但40岁的女人和男人一样，那时的生活已经稳定下来了。不过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男人将在50岁时达到人生的顶峰，但到了70岁就算是步入老年了。然而对女人来说，过了40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正如一句通俗韵文说的那样：“50岁的外祖母，60岁的老太婆”。16世纪的图片和爱哗众取宠的廉价出版物开始把女巫固化成一个骑着扫帚的丑陋老巫婆，嫉妒年轻女子的容貌，还在安息日和魔鬼疯狂共舞，进而激起人们对女巫的恐惧。当时很多人都非常憎恨女巫，并且这种偏执的情感进一步转化为他们疯狂的行动。

当时人们担心这些老巫婆嫉妒别人的容貌、生育能力或者财富，进而有了害人之心。而经典文学对年老之人的描写常常充斥着鄙视之情，认为他们穷困潦倒、年老体衰、面貌丑陋——不过认为只有老女人才会带来厄运。从人生每个阶段的肖像画中可以看到，女人从70岁开始容貌就完全“看不下去了”。和这种看法类似的观点认为，尽管随着年龄的增加，女人的阅历会让她们变得“聪明”，但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却很难接受时间在她皮肤上留下刻痕，就算是变得幽默和优雅也无法弥补。由于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不高，所以一个高寿的女人似乎也会被认为是异类。

所以开普勒认为，以上三个因素——当时社会对寡妇的敌对情绪、新公爵即将采取的行动和文化上对老女人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恐惧——解释了母亲为何会受到折磨。这些不为大多数人察觉的原因对老女人来说是致命的，类似情况同样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开普勒不愧是一名杰出的智者，找到了德国迫害女巫的根源所在。

数学家开普勒最初只是粗略地记录了家人的出生星象，在1597年从符腾堡宫廷返回格拉茨后开始编译。那时的开普勒还尚未结婚。这些私密笔记记录了其住在威尔士的祖母常满心嫉妒，还不断制造麻烦，而他的祖父西博尔德却渴望权力与财富。他父亲的星象反映了父亲不道德和粗暴的性格特点。母亲卡塔琳娜则被描述为喋喋不休、聪明能干但令人厌恶，但开普勒某种程度上还是同情她，因为她要自己应对公公婆婆和有虐待行为的丈夫。自1589年，即母亲艰难的婚姻结束后，开普勒再也没有记录任何关于母亲生活的信息。但关于他亲戚的性格描述看起来很刻薄，比如他的一个同学表现不好，开普勒则认为他是个有疑心、吹毛求疵的人，即便那个人有着敏锐的判断力，仍给他冠以冲动、刻薄、暴躁、不礼貌等特征。

然而，关于他父母的负面描述，开普勒并不认为是全面的评价，也不能反映他和母亲的关系。4但却反映了作为儿子，开普勒对父母的矛盾情感，这也是众所周知的。16世纪的占星学家卡达诺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主要由奶妈抚养长大，他在其自传中写道：他的母亲记忆快速，聪明能干，是个又矮又胖却又虔诚的女人，但她也是个急性子，没有父亲那么友爱。此类评价强调了性格分析中尤其严格的类型，而占星术也适合那些聪明的人群。开普勒将占星思考的重心放在关注某人的缺点和焦虑情绪上。这和同辈们去参加每周一次的布道以求严斥是一样的，布道中的习俗和占星术一样都是关注失败。相反，迷信占星术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其引人注目的心理想法，而这些心理想法最多能让他们接受理想与现实行为间的不完美和永久分歧，某种程度上也是倡导追求自我控制的人生观。

在布拉格，开普勒的作品开始强烈反对将占卜用作强硬工具来预测他人这一普遍做法，且基于他人的生活做预测是很愚蠢的。9同样，他也反对天堂最终选择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这一说法。

相反，开普勒逐渐对星象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有了兴趣，他并未考虑其他因素如人类选择，不同性格及个性。这些特征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随机事件的影响。开普勒还认为人们的身体结构是天生的，还受行为的影响，如吃喝习惯。

而开普勒首先考虑选择寡妇，四十三岁的他将自己视为一个男子气已过了巅峰时期并开始走下坡路的哲学家，能发挥的作用不多，且自己的身体天生虚弱无力。30他和其他媒人都很担心身材高大和体格强壮的林茨年轻女人是否有可能考虑与其配婚。筋疲力尽的开普勒还在考虑第十位婚姻候选人，而这也是不止一次，他那又瘦又虚弱的身体和所谓的婚姻候选人的矮小但又肥胖的身材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他选择了先前考虑过的女人，在候选人中排第五，是个名叫苏珊娜的女孩，她的父母生前是木匠。由于父母过早死亡，苏珊娜在收养孤儿的宗教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若要靠此增加他的财富、名誉和地位，这并不是战略性的联合（或配婚），但开普勒简短地写道，“她的外貌、举止、体型都是符合我的要求的”。开普勒弥补婚姻与月食不谋而合，“天文学的精神是内在的”——天象会影响那些乐于接受新知识的人的生活，但不会决定他们的生活。

开普勒始终认为女人的天性使她们没法理性地理解上帝的旨意。1612年，他说：“妻子是靠出生及行为举止来赢得名誉，她不能心不在焉地帮助丈夫。”开普勒幻想着他未来的名声，又立马说出了他的意思：我可能在他国或等我死后仍享盛名，但是我的妻子却不能和我同享名誉。

他对第二段婚姻的大量思考表明他看中女人的谦逊、朴素、勤于家务、节俭、有耐心、较好的外貌、健康，对孩子友爱的品质。这些品质比金钱和家庭声誉更重要，也不会给他的职业追求以及男性至上的观念带来麻烦。

作为已婚学者，开普勒仍履行路德义务，比如有个体面的家庭，暖心的爱情以及定期的性生活。而真正信仰路德会的好妻子应该是包容的，顺从的，还能积极辅佐配偶。苏珊娜就有这些优点。她在婚姻中，不是完全逆来顺受，鉴于此，开普勒后来在其作品中引用了维吉尔的著名类比：“地球的发源地受到雨水的滋润就像一个快乐的女人的子宫，她得到爱抚通过合适的性生活满足了配偶。”雨水就像男人的精液，但雨水需要落入肥沃的土壤。此般观察，让开普勒更加不赞同地球没有生命，也无任何创作的说法。知识实践和学术配偶的生活相似是通过有时限的文化想法和经历体现的。

图31：图中描绘了“堕落的”新女巫们成群结队，在荒凉之地举行“黑弥撒”的情形。她们坐在自己的草叉、龙和山羊上，相互教授魔法，灌输尽情享乐的思想。他们和魔鬼交媾，与猫、蛇、蟾蜍和猫头鹰共舞。在参加了多年的“黑弥撒”后，他们会和魔鬼一起回到地狱。单面大活页（23.5厘米×27.9厘米），制作时间约为1630年，根据之前的图画创作而成。版权所有——大英博物馆

卡塔琳娜为何会送出这个十分奇特的礼物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开普勒当时所处的时代，人们都非常迷恋神秘的东西。那时同时出现的还有人们理性测量形状、时间和空间的兴趣。鲁道夫二世的墓葬品里有一个银器，上面刻着“陛下的大脑沉睡在这里”，而其中最珍贵的三颗宝石戒指被支撑了矩形底座，中间刻着黄道十二宫的图案。

这位忧郁的国王着迷于富有魔力、充满神秘、聪明机智的东西，其中最能体现其奇怪而迷人的藏品要属意大利肖像画家阿尔钦博托的作品《翻转的肉头》（该作品把一个平凑出来的人头变成了两手托起的一盘肉）和纽伦堡金匠用稀有的犀牛角打造的容器（卖给鲁道夫二世的原因是该容器能够抵抗毒药）。鲁道夫二世最珍贵的藏品是一个独角兽的角。他一生收藏了许多奇珍异宝，他凭借此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知识，并用来体现皇家的威严。这些藏品大多数都能保佑人不受伤害。

不仅如此，头盖骨还用于制药。莱昂贝格城堡的药房由西比拉和玛丽亚两位女士经营，其中一个抽屉里装着一个小袋子，袋子里装了七片头盖骨碎片。该药房还搜集了从死囚身上得来的脂肪。脂肪是药物的另一个成分，常被认为储存着人的生命力。1609年，莱比锡城的解剖学教室约阿希姆·坦尼克（1557-1609）向黑森-卡塞尔公爵莫里茨解释，当一个健康的人突然死亡后，其尸体能够算得上一个“相当珍贵”的木乃伊。坦尼克是帕拉塞尔苏斯的追随者之一，还写信和开普勒讨论过音乐和声的问题。他称木乃伊的完整组织具有治疗力量，能避免腐烂。

这也说明当时德国的刽子手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能治病救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获取这种具有魔力的尸体。约翰内斯·哈特曼（1568-1631）在1609年接受了马尔堡大学的邀请，成为该校化学药物方向的第一位教授。他称1615年一个刽子手曾向他售卖一个流浪僧的血液。他买下来后用来生产mumiaaurea（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生们常用来让人体再次焕发活力的一种药物）。即便是僧侣，在他看来对新教徒也有一定的用处。

1620年1月21日，三位莱昂贝格的议员和两位市民看到了刽子手拷问一个老寡妇的全过程。这个年老体弱的当地居民玛格丽塔·弗里希并没有承认任何罪行，但她对宗教的无知似乎令人担忧。文件中对于她遭受酷刑的过程只字未提，但至少为了吓唬她，刽子手一定在玛格丽塔面前亮出了他的工具。随后，刽子手可能还实行了真正的酷刑，给她上拇指夹或脚趾夹，或把她的手和脚绑在一起又推倒在放了绳子的地上，而绳子是和轮子连在一起的。那些被指控的女巫或罪犯会被吊在绳子上七到十五分钟，他们的身体将遭到严重的摧残。而不断拉扯罪犯，或在他们腿上施放重物，这样他们的身体在上上下下拉扯的时候会感到痛苦万分，这些更为残忍的酷刑在符腾堡却很少见。

这也说明了人们所谓的常识是通过不断分辨自己知道的和能被证明的事物之间的差别来获取的。有些人尤其小心谨慎，会将观察到的现象与自然或超自然的因素结合起来，还会彻底收集证据。很多人也会保留某人是否有女巫倾向的证据，年复一年地记录发生过的灵异事件，分析种种不同的迹象，直到进一步证明结果出现，他们才会公开自己的结论。

另一位莱昂贝格居民，现已八十三岁，他讲述到，53年前膝盖下方曾剧烈疼痛且整整持续了12个星期，不管是坐着，躺着还是站着都很痛苦。即便是这样，他也丝毫没有怀疑是玛格丽塔所为。而一位葡萄酒商雅各布·斯托尔，在审讯后，他只知道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和玛格丽塔的第一任丈夫一直是好友，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互相信任，有着特殊的朋友关系。某天，玛格丽塔的丈夫偷偷告诉斯托尔，他身上的男子气概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现在的身体极其虚弱。四个月后，玛格丽塔的丈夫就去世了。斯托尔当时处在深度的痛苦和压力之中，但他也没有怀疑朋友是被施了巫术或对玛格丽塔有半点怀疑。

他用行动证明了他再也不能忍受这般耻辱了。他或许在1620年2月也亲眼看过莉娜·斯图布勒琳遭斩首和火焚。在德国，每件处决案件都会作为公共事件在当地政府开展，以此警告所有人，然后让他们为这些可怜的罪犯的灵魂祈祷。那么克里斯托夫能想象自己在人群中看着母亲的尸体躺在紧密堆叠的木头上等待火焚的景象吗？他立马给公爵约翰·弗雷德里克写了一封信，信中他骄傲地说道，他很荣幸地掌握了技巧，通过自己的名声付诸了实践。过去五年对他母亲的调查已经让他痛不欲生，而现在却担心人们公然蔑视的态度。克里斯托夫要求卡塔琳娜的审判换个地方开展。

卡塔琳娜在对峙17位证人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障碍或精神疲惫。尽管开普勒一直担心母亲会言语迟钝，但卡塔琳娜表达清晰，平心静气地陈述理由，能清楚地辨别他人所害怕的自然因素。卡塔琳娜说道，那些人壶里的部分饮料是隔夜或已被放置多天了，所以他们才长了皮疹，也就是他们身体出现了状况。她着重强调，她愿用灵魂担保，绝没想过要伤害任何人。她也坦率地表示她只对小镇上诋毁过她的人有过愤怒的讽刺，例如，有个男的称她为女巫，还说卡塔琳娜会变天。但这些只是口头话语。

审判全程中，都没有人为卡塔琳娜辩解，只有她自己回应各种指控。她的记性很好，她甚至记得多年前曾叫某人陪女儿玛格丽塔去为另一个男人买袜子和吊袜带，当时女儿还是单身青年。卡塔琳娜曾很明显地小心监管女儿的约会和花销，以防发生不道德的事，她还会不断确认女儿的路德信仰。即便是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卡塔琳娜也习惯于自我约束。然而陪审团却坚决反对她，并利用她的自律作为把柄，来指责她是个冷漠又危险的人物。

即便开普勒是家庭的主心骨，但目前他和弟弟克里斯托夫的关系极其紧张。开普勒坦白告诉公爵，母亲在关押期间的大笔花销让弟弟克里斯托夫非常生气。克里斯托夫甚至认为开普勒回到符腾堡为母亲辩护是要把自己弄穷，因为卡塔琳娜的每个孩子都为各种花销提供了法律担保。

开普勒了解母亲表达情感或掩盖情绪的方式。没有任何面部表情是母亲的天性，无论开心或严肃，尤其是吵架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面部表情。她和别人吵架时，从不直视对方的眼睛，只看着他们的侧脸，因为她要尽量集中思想。母亲与挑衅她的人对峙时，表现得勇敢大胆。她经常通过手势和话语避开不公正的言论。开普勒说，从没人看母亲哭过。

开普勒是他们家唯一清楚这些事情的人，因为打小就看着父母争吵。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母亲卡塔琳娜的苦处，母亲的苦处主要体现在她糟糕的婚姻上。开普勒有时也会因为母亲某方面性格和她做斗争，但母亲的性格有时也会让他感到骄傲。开普勒打算撰写他们的占星图时，能在自己身上看到母亲的影子。1619年出版的《世界的和谐》中关于母亲的章节中提到了母亲住在他家期间，他急迫想要和母亲保持距离。而现在的母亲坐在石板地上，也可能是被铁链拴坐在椅子上，只能依靠他一个人。开普勒知道母亲日常生活的细节后，他更加感激母亲。他也很赞赏满头白发的母亲的韧性，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前几年，她到集市广场很强劲地当面对峙一些居民，问他们为什么要传播谣言，指控她是女巫或“异类”。而在开普勒自己的生活中，他也会勇敢地面对对手。

另一个法官证实了，卡塔琳娜在面对证人时，一直低着头或者看向侧边，眼神飘忽不定。她被证人的指控怔住了，但没有流一滴泪。神学家认为在神学里，这样是很可怕的，他们认为心灵要接受洗礼。路德教绝不是个理性的宗教，开普勒曾作为图宾根大学神学专业的学生，他听过雅各布·埃尔布朗和约翰·格奥尔格·西格瓦特的讲座与布道，他们主张是愤怒的上帝掌控着自然灾害，上帝想让子孙们哭着祈求饶恕，残酷无情的上帝想看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忏悔而留下的滚滚热泪。悲伤也是人民和公民的本性。

卡塔琳娜并不想按照法官的意愿何时及如何表达情感。尽管她是由名叫凯茜的审判官审理，审判官最后用众人熟知的话告诉她：“如果你骨子里是虔诚的，就让眼泪流出来吧。”卡塔琳娜回应道：“我已经哭过很多次了，现在我再也不会哭。”接着，她保证会在末日审判中报仇。她感到生气但并不难过，她绝不会哭。也许，拒绝落泪是她在接下来的审判中保持尊严的方式。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是当上大学法学教授的前提，同时也是担任政府部门许多要职的前提。但很多时候法学博士不过是精英家庭把财富重新分配到学术领域的一种仪式，对于富人来说都是皆大欢喜。目前只有康斯坦丁·瓦伦布勒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有详细记录。他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和大学转悠了两年后，仅仅利用1607年8月和9月两个月为毕业做准备。为了把自己和两个仆人好好打扮一番，他首先精心挑选了一些奢华的布料如亚麻、丝绸和塔夫绸、许多华丽的扣子、一顶帽子和两双鞋子。他去理了发，买了一件珠宝，并让人把自己的刀、剑和随身携带的小叉子擦亮。他接下来的花费包括消费、礼物和庆典开销。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在授予学位的时，学生都会向学术评议会赠送皮手套，但瓦伦布勒却给他的父亲开了一张6弗罗林币的发票，他用4弗罗林币给自己的导师买了一块意大利顶级的天鹅绒，并且还附上了同样金额的现金。同时得到打赏的包括斯图加特修道院教堂的敲钟人、点燃“博士火炬”的看门人以及在塔楼上演奏的小号手在内的音乐家们。牧师收到了红酒，31弗罗林币和30十字币（旧时德国和奥地利的货币）赏给了提供庆典餐食的王冠酒店的老板汉斯·鲍曼，穷人们也会分得一点小钱。最后瓦伦布勒花了2弗罗林币把少得可怜的论文印出来，然后用四分之一弗罗林币装订好。他最后花在论文上的钱和其总花费200弗罗林币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开普勒认为执政之道就藏在音乐、几何以及算术级数之中，这之中包含了对和谐和秩序的神圣解读。40他最近正忙于修改让·博丹的经典著作《国家六论》中存在的站不住脚的数学理论。他质疑这位法国学者试图通过几何和算术之间的媒介物定义公正，然后接着又把这个媒介物和政治及社会联系起来。在经验主义的风气下，统治者、贵族和民众身上的相应权利都是来自数字模型。

开普勒在其《世界的和谐》第三部分中尖锐的评论道，只有一个数学外行才会认为2、4、6、8的比例相同（因为4是2的倍数，而8却不是6的倍数）。这个结论让他得出了坐上至高无上宝座的人可能是国王、贵族或平民。为了公众的利益，应该用“精妙的和谐而非静态的数学法则”去管理国家。所以开普勒总结道：

我建议不去参考几何关系或均匀化算法，仅仅以一致性为标准采用和谐的比例。那些精妙的类比应该趋于和谐一致之下，只要在统治时坚持这两种形式的公正，那么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国家的繁荣。

开普勒和谐统治思想十分注重一致性，他的许多著作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靠直觉的特殊技能，是从各种经历中潜移默化学到的知识，是了解复杂世界的一种天赋，同时也是在不同时代都能不讲排场、为大众谋福利的一种能力。显然，我们很难去系统化这种技能，也无法将其和理智联系起来，更不能认为它和崇拜神秘有任何共同点。

开普勒一直以来都对巫术本身和法律对巫师的规定非常熟悉。约翰·格奥尔格·哥德尔曼（1559-1611）是他的朋友，也是儿子路德维希的教父。哥德尔曼从小在符腾堡长大，曾被誉为早期处理巫术方面最伟大的新教法律专家。他在担任英国外交官期间，经常访问布拉格。16世纪80年代，女巫审判刚出现扩大趋势时，他就坚持认为在审判女巫时应该遵守《加洛林纳刑法典》，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审判女巫，不能把其作为特殊案子对待。任何对女巫的起诉必须有理有据，而且对嫌疑人用刑前必须有两名可靠证人的证词。哥德尔曼一再重申，路德宗认为上帝将在末日审判时把坏人打入地狱。每当民众高呼“杀死她们！”之时都会令他困惑不已。许多嫌疑人非常脆弱，即使是被冤枉的，但在刑讯逼供下也只好屈打成招。宣判前无论如何都应该征求法律专家的意见。

哥德尔曼在1591年发表过一篇关于魔法、巫术和女巫的论文，在第二年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并多次出版。他在论文中宣称“黑弥撒”、操纵天气或者变形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都不能成为法庭上判断女巫的标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需要征讨的女巫大军，只有个别女巫会危害人类，而她们往往都是一些“无精打采、愚笨无知的老女人”，她们往往意志不够坚定，容易被魔鬼蛊惑。因此，开普勒把女巫分为两类：一类人患有妄想症，她们虽然和魔鬼签订了契约，但是并不会造成任何危害，只要吃药就能好转，不应该被绞死；另一类人是真心实意要为魔鬼效力，签订契约后在魔鬼的帮助下四处害人，这种人虽然不多，但应该全都处死。

1610年，住在德累斯顿的哥德尔曼给开普勒写信，希望从他那里借马丁·德尔里奥的《魔法调查》的副本，而从开普勒写给英王詹姆斯一世的信中可以看出，开普勒和哥德尔曼就英王对女巫的态度进行过讨论。英王当时认为只要把嫌疑人浮在水上折磨，就能确认其是否为女巫，这让两人都非常吃惊。詹姆斯一世还在1597年出版了《恶魔学》，并断言随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女巫越发猖獗。英王非常认同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只有上帝的选民才拥有上帝的形象，剩下的人都是魔鬼的形象。女性不可能是上帝的选民，就像夏娃被毒蛇欺骗了一样，女性生来就很脆弱，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女巫和男巫的比例是20:1.詹姆斯一世认为漂浮刑法非常管用，因为流动的水不会受到女巫的蛊惑，神圣的洗礼之水能够净化她们。

开普勒认真阅读过《恶魔学》一书，还很可能就其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和朋友讨论过，朋友们都认为应该尽快解决这些争议。最值得一提的是赫瓦特·冯·霍亨堡（1553-1626），他是一名律师，虔诚的天主教徒，一名敏锐的天文学家、古典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多年来一直支助着开普勒。1590年，他被任命为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在位期间，他一直反对“猎杀女巫”运动。十多年来，关于是否应该迫害女巫，赞成和反对派互不相让。他们为此甚至在1601年至1604年之间分别在慕尼黑宫廷和因戈尔施塔特的一所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论坛。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审判女巫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加洛林纳刑法典》。那些主张对女巫毫不留情的人说那些怜悯女巫的法官和君主将受到上帝的惩罚。他们还坚持称只要女巫告发其同伙，那么就可以以此为据抓人并名正言顺地对其进行拷打。最终，温和派取得了胜利，并且宣布巴伐利亚所有的女巫审判都必须遵守《加洛林纳刑法典》。耶稣会会士亚当·坦纳是温和派的核心人物，他提出了对女巫的公正审判的思想，并在多年后纳入他1627年发表的道德神学著作里。

开普勒一一分析了对母亲不利的证词，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自然疾病、内心的偏见、家庭纠纷或者就是自己运气不佳。开普勒推测，母亲在十年前曾当着给自己帮工的女裁缝的面，大声说“要是我是女巫就好了”，这完全是因为她觉得女巫没有疼痛感，而她当时正好被煎锅给烫了。开普勒每写完一段，就会引用几位法律评论者的话，警告称只要证人不可靠或者指控站不住脚，那就不能对嫌疑犯用刑。这种辩护在当时算是一项创举，他的法律论证和温和派对女巫的观点非常相似。

因此，开普勒在辩护中称一名女性在长时间内积累的经验、洞察力和进行的实验以及从与更年长的智者谈话中获得的启发，这一切就算没有成为知识，也是其名声与信誉的基础。自然哲学家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时也会运用相同策略。总的来说，开普勒的策略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自己的母亲——母亲的形象不再是年老、孤僻、没有文化和迷信，而是一个虔诚的公民，传承并发扬了可靠的医药知识，并且小心地为自己的身体调配草药。重塑母亲的形象之所以可行，就在于当时两位有影响力的女人：西比拉公爵夫人和助手玛丽亚·安德烈埃——她们因救济穷人和虔诚的医疗实践而广受爱戴。大多数女性制药学专家都信奉路德宗，而她们也开始把医学知识转化为书籍，让自然知识需要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思想得到进一步验证，只要在实践当中心怀敬畏、不忘美德，那么就值得人们的赞赏。

卡塔琳娜的行为和以上两位女性没有区别，尽管她没有文化，但她看病时从不收费，也没有变得自私自利。这些乐于尝试的女性开拓了一个新的社会角色——受人尊敬的医者，而开普勒现在正努力把母亲和这个角色联系在一起。开普勒甚至询问过母亲每天喝的药酒都有哪些成分，最后得出母亲不过在红酒中加入了苦艾酒、受到祝福的蓟，有时还会加一点牛膝草。牛膝草因其活血利尿的功效而为人所熟知。以上所有的草药都是无害的。基于这些事实，开普勒再次将其作为反驳对方指控的证据：浴室老板“只是喝不惯酒里面一些药草的味道，但从未把自己的疾病归咎到药酒上”。

为了强调自己的母亲是信仰虔诚、乐善好施，不像厄休拉那样迷信、自私和贪婪，开普勒进一步称母亲给别人治病时口中会不停念叨，那其实是在向上帝祈祷，而不是对病人的赐福。他坚称所念内容不包含任何亵渎神灵的语言。但他最终也承认，里面所包含的任何迷信的语言，那也是从天主教传下来的，和巫术根本沾不上边。22这一观点是开普勒一直坚持的：所有语言必须放在正确的历史和社会大背景下去分析。

但是开普勒在辩护中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对于母亲索取她父亲头盖骨的行为，他如何放在历史背景下去解释？母亲这一行为不是明摆着想要获取施行巫术的工具吗？他在详细询问了母亲后，给出了以下的解释：母亲当时去墓地只是为了照看刚去世的外孙坟墓上的花环，怕别人在掘墓时弄坏了。这一举动明显符合虔诚的母亲心地善良、富于同情的性格。

当时母亲看到挖墓工正在挖掘自己父亲旁边的坟墓，她突然天真地希望把父亲的头盖骨用银器装饰一下。开普勒解释道为何母亲的这种想法合情合理。因为布道时会讲到死亡，而她曾听说把父亲或母亲的头盖骨当酒杯有助于对死亡的理解。实际上母亲曾见过有人这么做，而且听说世界上其他民族也会用头盖骨饮酒庆祝。但把父亲的头盖骨用于巫术却闻所未闻。母亲只想拿它当酒器，绝没有其他念头，所以单凭这一点就不能作为对她用刑的证据。此外，母亲是在白天像掘墓工提出的自己的想法，她也安然接受了对方的回绝。事实上，掘墓工在作证时曾惊讶于，审判中居然能把这件简单的事情搞得如此复杂。

加贝尔克霍弗接着开始维护厄休拉·兰博的名声。辩方称厄休拉在23年前因和铜匠雅格·齐勒不正当的性关系而被捕入狱，这都是口说无凭。虽然没有证人亲眼看见卡塔琳娜施行巫术，但是那些年轻的男女证人们不可能凭空编造恶意的谎言。加贝尔克霍弗会时不时针对开普勒辩词中的疑问进行反驳，以此显示他对开普勒的每一个辩解都能举出反例。他接着宣称开普勒辩护中那些精心包装、令人怀疑的“借口”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到目前为止没有理由去怀疑法官们做出的判决，所以必须尽快对卡塔琳娜用刑。开普勒本以为自己掌握了就事论事、以理服人的艺术，但现在对方却指控自己的辩词中许多历史环境、内容和证据都是编造的。

在本案中，图宾根大学的六名法学教授工作效率极高，因为他们除了教书外，主要工作就是分析民事和刑事案件。图宾根大学隶属公国管理，1601年后人事任命以及所有活动都密切受到公国教堂和政府的管控。要想在大学保住自己的职位，思想正统和对公爵的绝对忠诚必不可少。新教教义从不鼓励异端思想。

实际上，法学院更像隶属政府的一个高效代理机构。学校每次人事任命都需得到公爵本人的同意，每年还会有政府和宗教高官访问图宾根大学。从1644年起，符腾堡刑事案件每次宣判前都必须先得到法学教授们的同意。此前，教授们主要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给出自己的看法以及决定是否该对嫌疑人用刑。

教授们之前一直采用多位欧洲主要刑法学者的著作作为参考，但是到了1621年，这些著作明显无法解决日益增多的法律案件。他们在审理案子时一遍遍地引用这几本书上的内容。1602年至1648年，他们共审理了2460桩民事和刑事案件，卡塔琳娜的案子就是其中之一。只有28件案子（5.4%）以巫术定案，其中一名教授会先提出一个审判意见供大家参考，在经过讨论后所有人对此举手表决。通常情况下另外五名教授都会投赞同票。抄写员会工整地把最终决定抄一遍，装订好后附上索引，然后归档，随后再把原件分别寄给斯图加特法院和各地方长官。这一整套制度开创了法律界的先河。

图宾根的法学家在对待巫术案时都相当谨慎，这和图宾根神学家们的观点不谋而合。法学家们在将近一半的案子中反对折磨，在同意用刑的案子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情况（30.7%）下会让刽子手把犯人绑在轮子上。对于那些不会哭的女性，他们一致认为不能作为指控她们的证据（尽管他们在1627年才开始第一次讨论此问题）。39他们坚持认为整个符腾堡地区都应该遵照合理的审判程序，而且证人只有发过誓后其证词才有法律效力。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需要按要求纪录。和嫌疑人有过节的人、名声不好的人、陌生人和孩子都不能出庭作证，没有根据的谣言也不能成为证据。40

在卡塔琳娜案中，最终的判决完全依赖于图宾根教授们对证据的评定。1621年9月10日，贝佐尔德和另外五名同事和过去一样，给阿尔伯送去了一份简短的格式文件，文件只有一页。教授们认为控方证据不足，而卡塔琳娜年岁已高，不适合用刑。不过在释放她之前还需要“用点技巧吓吓她”，把她带到刑讯室，刽子手威胁对她用刑，看她到底会不会认罪。但是刽子手决不允许对她用刑，哪怕是碰一下她也不行。

阿尔伯接下来要找人执行判决，不过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居格林根仍在就谁有权下令执行折磨、绞刑、火刑以及砍头争论不休。阿尔伯在犹豫到底是选择斯图加特的刽子手，还是附近一个从事收购和屠宰老马职业的人（此人不仅填埋死去和患病的动物，还顺便干一些折磨和砍头的“副业”）。最终阿尔伯选择了后者，并把此人从法伊欣根雇来处理此案。这个人原本应该在早上7点到达，但他却磨蹭到了正午，所以开庭时间也相应地推迟了。

刽子手们行刑前会先对犯人进行“口头折磨”，包括恐吓犯人如何对他们用刑。这种方法往往把那些女人们吓个半死，因此她们在监狱里会竭尽全力表现得虔诚和顺从，以此博得法官们的好感，避免遭到折磨。

开普勒很可能已经从图宾根的朋友处得知，接下来的审判不过就是走个过场，所以母亲有必要知晓。这次卡塔琳娜面对的是一个临时找来的业余刽子手，所以她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不过，在纽伦堡的犯人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在这个阶段，他们会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拷问台或者椅子上，观看传奇刽子手弗朗兹·施密特的“表演”。他会用最恐怖的方式描述自己的刑具，一边展示一边吹嘘自己的厉害，说就连最顽固的强盗也熬不过他的折磨。卡塔琳娜应该知道，只要咬紧牙根拒不认罪，那么就不会再受到折磨。

就在艾因霍恩接到命令的同时，卡塔琳娜在4月13日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目前没有留下她在狱中最后六个月的文字记录，也不知道那段时间对她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她的葬礼和墓地我们也是一无所知。似乎她在狱中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力气。10月初，开普勒或者妹妹玛格丽塔其中一人已经把母亲接到了罗斯瓦尔登小村庄，也许是徒步，也许雇了一辆马车一路颠簸着到达了目的地。卡塔琳娜总算和女儿、女婿一起搬到了新的乡村教区居住，最后也许是女婿宾得安葬了她。卡塔琳娜不太可能回到林茨，因为路途太遥远，她经不起折腾，而开普勒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他暂时搬回符腾堡居住的原因。

开普勒手头一直都不宽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为生计发愁，而这位皇家数学家一直在向鲁道夫二世争取自己被拖欠的工资，所以钱对他来说永远都不是小事。他赠送自己的著作时希望别人能以金钱作为礼物答谢，而且每一个便士都不浪费、每一笔开销都有记录。他迎娶第一任妻子时看中了她的家境优越，迎娶第二任妻子则看重了她节俭的品质。每一笔开支他都尽可能索回，并仔细记录下所有债务。如果想象力足够充分，那么《鲁道夫星表》卷头插画所描绘的就是一只帝国雄鹰的嘴里正不断掉下珍贵的弗罗林币或泰勒。

《开普勒的梦想》所阐述的中心思想要追溯到开普勒的学生时代。他那时心血来潮，想写一篇充满幻想的小论文，讲述当人站在月球上时所看到的月球表面、地球和其他行星的样子。1593年，他把自己的突发奇想落实到文字上，完成了初稿。几年后，开普勒读到了普鲁塔克的《月亮上的脸》和琉善的《信史》，后者在书中有在月球停留的内容。

接着，开普勒和布拉格的朋友们进行了多次交流，讨论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创造性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也在用望远镜观察月球后，非常赞同伽利略的观察结果：月球并非一个光滑的表面，它上面有成群的火山口和连绵的山脉。最终，开普勒在1609年将他的想法稍加润色，写成了一个关于宇宙不停运动的故事。他的灵感不仅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科学新发现，还来自于对神秘事物的好奇，对文学作品的热爱和对已有线索的大胆猜测。一位评论家总结道：“赫耳墨斯神智学、魔法学和鬼神学是他捍卫哥白尼‘日心说’革命的基石。”

母亲死后，开普勒在过去六个月所承受的巨大情感压力似乎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和愤怒情绪。他曾在《世界的和谐》一书中写道，母亲的所有问题都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但是当母亲被冤枉入狱后，他却挺身而出，让母亲陈冤昭雪，把她从牢里救了出来。但是他在回到林茨后不久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母亲去世后，开普勒瞬间感觉精疲力尽，他在这段时间似乎感觉母亲的一切问题似乎是自己，即她的儿子开普勒本人造成的。

开普勒为自己的手稿附上了许多脚注，以此惩罚敌人们，虽然这种形式有点独特。他的书将在1634年出版，不过那时他已经离世四年了。手稿里每一个句子都附上了许多脚注，解释每个句子的正确出处和1609年校对时候的灵感，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这种做法也是一种策略，以此掩盖故事中的母子俩和现实中的开普勒母子俩毫无瓜葛，书中的所有情节都来自本人布拉格期间的所见所闻。这本书脚注内容和正文内容相互独立，在之前出版的书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超文本著作。开普勒加入脚注仅仅为了证明正文内容的荒谬（图39）。

《开普勒的梦想》最初手稿中的其他脚注都充满了讽刺和玩笑，并没有认真严谨地用历史学和哲学观点解读。当时的文人早就不再用此类脚注了，开普勒的脚注形式可追溯到1603年出版的一本笑话集，书中详细区分了笑话、诙谐的格言、辛辣的讽刺、难忘的趣事、滑稽的故事、恰当的言辞、粗鄙的谜语、荒诞的行为和下流的笑话。当时任何一本修辞类教科书都会教你机智地在晚宴和工作中让人们眼前一亮。

因此，开普勒也解释了自己对老师马斯特林开的玩笑（他认为老师肥胖的体格和敏锐的思维格格不入）：“一个人体重越轻，那么飞往天堂的速度就越快。所以胖子马斯特林能够一直留在地球，并且一直占着自己图宾根的教授职位。”此外，开普勒还给一个医学博士学生写了一首诗，说他看起来就像一具行将就木的骨架。

当罗马帝国皇帝在9月暂时解除了华伦斯坦的职位后，开普勒再次为家庭的收入发愁。出版社那边欠了些钱，而且剩下的现金也不多了。于是开普勒决定独自一人去找寻华伦斯坦。他带上路费，拿上在华伦斯坦资助下写成的著作，然后便骑上一匹老马动身了。开普勒穿着耐磨的旅行衣物——一件黑色羊毛外套和长袍、一顶粗制衬料的帽子和呢帽、长袜、一条破旧的皮带、一双带刺的靴子、一把手枪、和一个火药罐。他最终在那年初冬抵达了信奉天主教的雷根斯堡。但是路途的艰辛击垮了身体虚弱的开普勒，他在高烧了几日后，在1630年11月与世长辞。死后被埋在了城墙外的路德宗墓地，墓志铭是他死前就写好的：“我曾测量天空，现在测量幽冥。

开普勒死后，他的家人仍需要为生活奔波，而且还努力出版他的著作，包括《开普勒的梦想》。到1634年，开普勒的遗孀苏珊娜已是一贫如洗，她前往法兰克福书展，希望能把《开普勒的梦想》这本薄薄的、用拉丁文写成的书卖出去，尽管她对书的内容一无所知。书的扉页非常简洁，随后关于杜拉库图斯和菲奥尔斯希尔德的四页序言全都是小而紧凑的斜体字。此书的内容非常特别，甚至可以用怪异来形容，因为每一页都挤满了多达50条脚注。这篇关于月球的魔鬼科幻小说用大字体排版。这本书的印刷非常奇怪、算得上一件超凡脱俗的珍品，就像梦境一般。

尽管开普勒的儿子路德维希为了将此书献给黑森-卡塞尔伯爵而加上了一段序言和献词，不过也不影响此书的整体效果。当时版本很少有传到现在的。苏珊娜在1638年去世前还不得不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并留下了两个无依无靠的女儿。不过，开普勒的继子继女——路德维希和苏珊娜——寿命却很长，而且养育了很多儿女。现在，路德维希把父亲留下来的上千张满是符号、文字、图画和计算公式的图纸好好地保存了起来。

玛格丽塔为纪念亡夫迈埃克勒，专门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德文诗，诗中充满了宗教情感，描绘了自己在竖琴音乐的鼓舞下才克服了丧夫之痛，并且无限期待天堂的快乐。母亲卡塔琳娜为了最终获得正义而期待永生，但是她的女儿却把对死亡的期待化作诗歌，诗歌中充满了情感、力量和归属。上一辈人大都不识字，而玛格丽塔一生都在利用符腾堡学校提供的教育机会学习。在她六十多岁时，她的签名变成了“玛格丽塔·迈埃克勒，原姓开普勒”，足以看出她对开普勒这个家族姓氏的自豪感。

莱昂贝格和埃尔汀根保留了大部分当地特色。如果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输入“Luftportrait Leonberg”就可以看到一段关于莱昂贝格的简短精彩视频，视频的末尾片段完美再现了公爵夫人西比拉重建花园的场景。而乘坐公共交通就能从斯图加特到达莱昂贝格或埃尔汀根。

若想进一步了解巫术，我推荐阅读马尔科姆·加斯基尔的《巫术：简短介绍》（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其中提到开普勒案例，还可阅读沃尔夫冈·贝林格的《女巫与猎巫：全球历史》（剑桥：政体出版社，2004）。

若要了解早期近代的巫术，可阅读罗宾·布里格斯的《女巫和邻居们：欧洲女巫、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98）以及林达·罗普的《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恐惧和幻想》（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艾莉森·罗兰兹撰写的文章合集《早期近代欧洲的巫术和男性特质》（贝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9），关注的是审判中的男性。

若想了解特定时期的自然哲学，各位读者可先阅读劳伦斯·M.普林西比的《科学：简明介绍》（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再阅读由洛兰·达斯顿和凯瑟琳·帕克2006年编写的《剑桥科学史（卷3）》。

关于开普勒工作的书籍越来越专业，但是马克斯·卡斯帕的传记《开普勒》（纽约：多佛出版社，1993）以读者可接受的方式介绍了开普勒科学研究中的细节，读者也会有兴趣阅读。

若要了解早期近代德国中的性别和女性研究，我推荐海德·文德尔的《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近代早期德国的女性》（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以及艾丽莎·兰肯最近的作品《潘娜西亚的女儿：近代早期德国贵族妇女的治疗》（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书中探索了女人与药物以及自然哲学的联系。

想要了解宏观历史，必须读乔基姆·惠利的《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卷1）：马克西米利安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

要了解最近德国女巫的微历史，可阅读《朗根堡最后的女巫：德国村庄的谋杀案》（纽约：诺顿出版社，2009）以及乔尔·哈林顿的《忠诚的刽子手：16世纪动荡时期的生活，死亡，荣誉和羞辱》（纽约：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科斯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