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为了探究文化移转时可能发生的诸多现象及其背后的历史动力，本书以“异国事物的转译”为题进行探讨，且另辟蹊径将考察重心由文化的复制与移植，移至其间“看似相同、实则有异”的暧昧转变，希望借由近代中国的案例，探索不同文化互动时的若干原则。全书主要以当时鼎盛的英帝国与力图振作的中国为载体，以中西往来频繁的上海为地理空间，借检视具有丰富文化意涵的跑马、跑狗、回力球赛这三项西式运动，分析文化移转过程中产生的变化。

作者简介
张宁（Ning Jennifer Chan，1943-），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在学术期刊发表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文章多篇。
自我介绍 ：我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國與西方在文化、經濟以及概念上的互動。大體從三方面來進行分析：一是西式休閒對近代中國城市文化的形塑；一是近代中外貿易的往來；一是近代中國從中藥到西藥的轉折。這些成果一開始多以期刊論文的方式呈現，2019年我終於以專書的形式，完整地表達我的想法，這本《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大膽地提出一「文化轉譯」的概念，強調文化引介時不可能忠實或一一對應，必然發生「看似相同、實則相異」的轉變。除了追溯跑馬、跑狗、回力球這三項異質文化進入中國後的幽微變化，該書也試圖對這些現象背後的動力，進行有意義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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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很不错的学术著作。

这些活动的特性最后发展成张宁这本书探索的重点——跑马。新来的外人来自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马在日常生活乃至有组织或私人性质的休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跑马被移植到中国通商口岸，在休闲世界中扮演关键角色，就像它在英国那样。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从家里寄来的报纸《运动生活》（Sporting Life），及他们有轻松读物，如瑟蒂斯（R.S.Surtees）的狩猎故事《乔洛克的旅行与欢乐》（Jorrocks’ Jaunts and Jollities）。这种充满社会喜剧意味的竞猎充斥《笨拙》（Punch）等流行杂志的版面，因此在上海，外人高兴地阅读约翰·利奇（John Leech）的漫画，漫画中的社交攀爬者努力爬上马背（或从马背上摔下来）。在华外人骑马为了锻炼身体，也为了比赛，更为了表明自己的地位。1876年春，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资深合伙人约翰·施怀雅（John Samuel Swire）从伦敦写信给他在上海的合伙人威廉·兰格（William Lang）说：“我很高兴你喜欢那些马。……你觉得它们在模样和奔跑方面与伦敦的顶级马相比如何？它们是现在中国最好的马吗？它们的繁殖力可是一流的。”

约翰·施怀雅先前通过澳大利亚合伙人詹姆斯·洛里默（James Lorimer）爵士在墨尔本购买了两匹小马，将之运到上海。这项安排所费不赀，对马匹来说也可能有些风险。书信中的这些话既是一种姿态，也显示了这位资深合伙人的个人特质，他在信中关注的是威廉·兰格对马的品质的印象。我们可以看到马在约翰·施怀雅的私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与他的商业生活是如何重叠的。他向来热衷狩猎，年轻时就加入利物浦南部柴郡一项声望很高的地区狩猎活动，晚年又参加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伦敦北部艾尔斯伯里谷（Vale of Aylesbury）组织的动见观瞻的狩猎赛。墨尔本的报纸保存了他1854～1858年淘金热期间在那里活动的少数记录，其中包括他加入墨尔本狩猎俱乐部，以及他在其中一次障碍赛取得了优异成绩。约翰·施怀雅的书信簿中有很多他与训练师、马夫的商业往来信件，狩猎和骑马也是他与友朋书信中常见的主题。

很难想象，1866年11月，他第一次抵沪为太古洋行开设办事处时会没有参加当地的猎纸赛，在上海附近坚硬、寒冷的土地上奔驰。约翰·施怀雅花很多时间骑马，并且志在必得，就像他总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力求公平竞赛与胜出一样。这位骑术精湛的利物浦商人在马背上与他人建立了联系，也在俱乐部或协会里建立人脉。他的儿子是猎狐赛的会长，并曾向英国观众引介法国的马术。他的孙子施约克（John Kidston Swire）一战前第一次逗留香港，从我们仅有的一张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他正跨坐马上。

1983年法国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其著名的《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举起全世界》一文中，曾不经意地说道： 行文中我已多次使用诸如“转译”（translation）、“移转”（transfer）、“移位”（displacement）及“隐喻”（metaphor）等概念，这些词在拉丁文、希腊文和英文里都意味着同一件事。在上述故事里，有一件事十分确定，那就是你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行动者都多多少少地被移位了。

运动与殖民之间无疑存有极紧密的关联。譬如，今日通行各国的球赛，无一不是因欧美殖民而传播至世界各地，其中以英国的影响最为明显。殖民者一方面利用运动来推广其仪节规范、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也借此展示西方文明的优越与阳刚，与被殖民者的落后与阴柔对比。运动征服人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到了后殖民时代，许多国家虽已脱离殖民宗主国而独立，却仍拥抱这些殖民者带来的球赛，视之为“国球”，甚至在赛场上转而与殖民宗主国竞争，板球、足球、英式橄榄球（rugby）、棒球等便为其中较流行者。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大大小小的跑马场，有些因外人社群萎缩而消失，有些却日益壮大。到了19、20世纪之交，除香港外，英式赛马在中国已形成三个中心，分别是华北的天津、华中的汉口及华东的上海。其中尤以上海最具规模，身为外人在华最大的人口聚集地，不仅每年春、秋两季的大赛受人瞩目，其面积近五百亩的跑马厅横跨市中心数个街区，过往行人、车辆遇到跑马厅都得绕道而行，更是西方势力在华的具体表现。 正因如此，英式赛马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的文化意涵，所谓的“马照跑、舞照跳”是最具代表性的口号。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该口号出人意料地被邓小平用来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眼中，跑马原是帝国主义的象征，雄踞城市精华地段的上海跑马厅，更是列强侵犯中国主权、引诱中国人民赌博的明证，是以建政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铲除跑马厅，将之切割为两半，分别命名为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从此中国不再跑马。

检视绅士型总会，可发现其特色有三：纯男性空间、家外之家，以及高度的排他性。此类组织的会员仅限男性，一般女性除非受邀难以进入，从而形成一特殊之纯男性休闲空间。根据艾米·米尔恩-史密斯（Amy Milne-Smith）的研究，绅士型总会所提供的设施其实类似一般士绅住宅，之所以成为英国上层男性逃离家庭责任与公众束缚的避风港，在于当时士绅的宅邸虽大，但经常招待客人或举行公众性的舞会、饮宴，加上地方报纸不时报道其一举一动，并不是一个可以放松之处。而总会提供与友朋相聚的私人空间，反而更像家外之家。此外，英国上层阶级从小在纯男性的环境，如公立学校、运动场、军队中长大，与同性在一起喝酒、打牌、聊天，远比与谨守繁文缛节的异性相处轻松，所以去总会便成为他们逃离女性的最好借口。

除了阶级地位的重新定义，殖民社会的最大特色在于运动型总会的盛行。在英国，运动型总会虽与社交型总会一样具有体面、休憩、纯男性环境等特点，但数量远不及后者，而在殖民社会情形则恰恰相反。以租界规模大备的19世纪末为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当时上海已称得上总会林立。而这些总会单以数量而论，社交型总会为数有限，运动型总会则数量惊人，从非球类运动如跑马、猎纸、赛船、射击、游泳、赛艇，到球类运动如板球、棒球、网球、足球、马球、曲棍球、草地滚球（lawn bowling）、英式橄榄球、高尔夫球等，都由总会负责推动。其中规模最大者，首推上海跑马总会。它一方面在跑马厅拥有跑道、看台、会所等重要地产，另一方面又仿效社交型总会，采取严格的会员制，有效控制入会者的身份与位阶，一步步发展成外人社群中凡有些社会地位者均渴望加入的总会。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清楚看出文化转译时出现背离原意的情况。异国活动传入时，不仅并非它在母国时的原貌，传入后也在顾此失彼的情况下嫁接了许多原先不在计划之列的元素，以至于最后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至于本书所要讨论的第三层转译较此又更进一步，亦即在转译的过程中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这种创造性的背叛正发生在观众对运动型赌博的认知上。

陈熙远对明清时期马吊的参与者进行了有趣的分析。他指出，中国传统博赛大致可分为胜负立判的“武赌”和费心耗时的“文赌”。前者包括掷骰或需借骰子进行的赌戏，下注多半讲究“路”；后者则因赌赛时间长，不宜谈路数，便经常含有赌心思的成分。陈熙远认为，“武赌”爽快干脆，不费脑筋，深受中下层群众喜爱；“文赌”则重在斗智，为具智识者所乐道。是以传统士大夫从事牌戏时，往往避言那些难以预料或不可理喻的运气或机运，认为如此便沦为市井赌博，落为下乘了；相反，他们强调的是其中的学问与道理，亦即“游戏”的成分。为了将“小道”提升为“大雅”，他们甚至尝试将赌戏“正经化”。

是以，本书所要讨论的第三层转译将脱离原先的运动组织，转而以观众为检视对象，特别是他们对这些活动的认知。对观众而言，造成赛事刺激有趣的原因有二：一来自观看，二来自下注。此观看并不止于观赏赛事本身，还包括了观众间的“看与被看”。倘若对观者仔细检视，可以发现清末与民国不同。清末时，观看元素居上风，下注仅为助兴。以赛马为例，对当时的西人而言，每年春、秋两季的大赛马是淑女展示新装、男士表现勇武的最佳时机，而场内同性、异性间的欣赏、打量、比较等视线交流，更是赛马场内最精彩的交锋。对华人而言，虽然不能入场观赛，却同样可以利用机会在场外另创自己的休闲空间。

所以，每当外人举行赛马时，华人便或轿或车、不惮长途地前往围观，虽然只能隔着沟渠远眺，但其兴高采烈犹如亲历赛会，场边所形成的临时性空间更是名妓秀行头、男性饱眼福之处。进入民国后，这种“看与被看”的乐趣因客观环境的改变而出现移转。一方面，跑马厅周围渐成闹市，围观远眺渐不合适；另一方面，跑马厅开始开放华人入场，跑马遂从庆典赛会转为时髦华人的高尚娱乐。 赛马除了观看之外，还有明显的赌博性质，其中以每年两次发行的香宾票最受瞩目。这种马票本来仅限西人会员购买，欧战期间为扩大购买、援助英国，上海跑马总会修改为华人可委托西人会员代购。到了1930年代末，为了与国民政府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相抗衡，更进一步修改为可“分条出售”，亦即多人合资购买一张香宾票。此举大幅降低了购买香宾票的门槛，引起华人大众的兴趣，香宾票花落谁家遂成为城市居民众所瞩目的焦点。

赛狗源自英国的猎犬逐兔赛，本为贵族乡绅的一种狩猎游戏。但到了1921年，美国出现以电动假兔代替野兔的比赛，由于能够有效控制猎犬行进的方向，一项全新的大众娱乐就此诞生，被称为“跑狗”。此运动先从美国传到英国，再于1928年正式传入上海。该年上海突然出现三家跑狗场，分别是公共租界的明园、申园和法租界的逸园。

回力球赛于1930年传入上海，较赛狗略晚。它与赛狗一样，都是发源于欧洲后经由美国予以商业化的观众性运动。回力球场在沪开幕初期，为吸引华人赌客不惜修改规则，将单打5人上场改为6人上场，其目的原在借增加球员人数增加赌客下注的选择，不料修改后的规则暗合中国骰子一至六的点数，反而开启华人援引传统赌博重新予以解释的契机。

是以，英式赛马在中国与英国其实是一个并行的发展，而非平行的移植。在中国的特色是，其管理组织很早便由委员会制转向总会制，并借由与“绅士型总会”的结合，从一个小区性的公共娱乐活动迅速转变成形塑殖民社会身份地位的工具，最后演变成上海殖民社会的重要支柱。为了更细致地了解此历程，本章将分别检视英式赛马在英国的情形、它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突出发展，以及上海跑马总会如何借其英式俱乐部与社团的特性，一步步将自身塑造成租界内市民社会的最佳代表。

据英国社会学家威利·范普列（Wary Vamplew）的研究，赛马在英国本是一种乡村活动，除了几个大型赛马场，如纽马克特、爱斯科（Ascot）、埃普索姆（Epsom）、古德伍德（Goodwood）、唐卡斯特（Doncaster）赛马场，大多数的赛事均具有相当的地区性和小区性，一年一次，每次一天，参与的马匹和观众均来自附近地区。大家不仅来看赛马，也来吃东西、喝酒、赌博和看表演，其嘈杂热闹程度犹如市集。此时的赛事由所谓的赛马委员会（Race Committee）负责，主要成员为当地士绅和贵族。身为小区领导人，他们视赛马为地方上的公共事务，也是己身的责任。由于一年一次，场地多临时租用，周围既无栅栏亦不收门票，奖金则来自摊贩的场地费，以及向附近餐馆、酒馆、旅馆等经营者的劝募所得。

1840年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铁路线的大幅扩张；二是实际工资的明显增加。

在这样的整合下，一些地区性的小赛马场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全国性、位阶性的赛马日程表。如前述的纽马克特、爱斯科、埃普索姆、唐卡斯特赛马即为一级赛事，而华威（Warwick）、曼彻斯特、利物浦赛马则为二级赛事，其下才是较为地区性的赛事。

1875年，桑当公园（Sandown Park）赛马场率先围起栅栏收取门票。门票收入有助奖金的提升，奖金提高了，自然吸引更多的马主与良驹前来参赛；而参赛马匹既多，赛事也就更加精彩，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加上铁路公司的运输与推动，于是具有固定场地、有栅栏、有围墙、有大看台，并定期于周六下午举行赛事的跑马场便相继诞生，赛马遂成为大众娱乐的一环。与此同时，由于赛马的小区性质已不再，地方士绅与贵族合组的赛马委员会也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商业性的赛马公司。

为了吸引淑女前来，赛马公司纷纷开始在场内筹组绅士型总会，采取严格的会员制，增其体面感；场内则另建会员专属看台与区域，得使淑女不必担心与一般大众摩肩接踵。换言之，就算不看赛马，在马会吃顿午餐，听听场内乐队演奏，徜徉于会员专区的草地花圃也可度过一个宜人的下午。总会制的建立确保了富裕阶层对赛马的支持，会员虽然仅限于男性，但女眷可以一同前来观看。到了19、20世纪之交，重要的赛事通常有好几千位淑女观赛，赛马遂成了英国社会中少数男女和各阶层均热衷参与的活动。

时值维多利亚时代事事走向“体面化”（respectability）的时期，为了阻止赛马沦为不体面的运动，有必要进行更严格的规范。于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赛马会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如本丁克爵士（Lord George Bentinck）和海军上将劳斯（Admiral Rous）便相继采取铁腕政策深入调查弊案，不仅将这些骗子和恶棍逐出纽马克特赛马场，更逐出了整个英国赛马界。这些手段包括提高赛马奖金，以减少马主诈赌作弊的诱因；对不守规矩的骑师予以停赛，而非仅是罚款了事；禁止送礼给裁判或起步员；制定更明确有效的规章等。此外，也从观众的角度修改技术性问题。例如，为避免起步不一、一再重跑，本丁克爵士率先引进双旗制，双旗同下，起步才算有效。另外，他还规定赛马场必须竖立广告牌，上书马匹号码和骑师姓名，骑师也必须身穿显眼的丝缎或绒布背心便于观众辨识。

1850年秋赛甫告结束，沪上麟瑞洋行（Lindsay & Co.）负责人霍格（William Hogg）、仁记洋行（Gibb，Livingston & Co.）行东吉勃（John Darby Gibb）、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经理兰格莱（Edward Langley）、同孚洋行（Olyphant & Co.）行东派金（William W. Parkin）、宝顺洋行（Dent & Co.）经理韦勃（Edward Webb）等五人便出面筹组赛马委员会，负责规划来年赛事。该委员会每年一组，大抵由上述几个大机构，如麟瑞洋行、宝顺洋行、丽如银行等派人主持。接下来的10年，赛马委员会尽心尽力，赛事虽经常因天气原因延迟，1854年的春赛并因“泥城之战”而取消，但尽量维持每年春、秋季各一次，每次一或两天，并特许店家在场内提供啤酒、波特酒、雪利酒、香槟等以增添欢乐的气氛。

赛马委员会成立初期可说事事因陋就简，任何人只要有马即可参加。第一跑马场既无围栏，亦不收费。这种一切从简的情况在1854年悄悄发生了变化。可能因该年赛事由第一跑马场移至第二跑马场举行，赛马委员会开始明订只有赛马俱乐部（The Racing Club）会员和英法驻沪军官方得进入跑道，而马匹亦必须为会员所有——这代表马主必须入会成为会员才能出赛。同年，该委员会将大看台周围地区划为专区，付门票才可入场。门票价格先是会员1元、非会员5元，秋赛时又改为会员免费、非会员仍为5元。第三跑马场1862年启用，赛马委员会更进一步选出赛马董事（steward）6人，赋予他们管理总会的权力。自此，赛马委员会的阶段性任务结束，社团型的跑马总会开始取而代之。

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曾将市民社会的出现列为英国率先进入现代世界的重要表征。他主张英国较其他国家更早摆脱亲族、教会及王权的绝对控制，最早发展出个人主义，但是孤零零的个人想要成就大事必须集众人之力。此时既无法借重传统的亲属、宗教或地域关系，便转向与有志者共组俱乐部或社团，共同为达到特定目标而努力，其中包括政治理念、商业利益、艺术爱好、文学兴趣、科学追求、运动同好，乃至共济互助等，大抵为国家或市场不愿或无暇顾及的事务，此即为英国著名的市民社会。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英式俱乐部与社团的特质，麦克法兰特别列出20项这些团体共有的基本特征。例如，它们多因特定目标或宗旨而自愿组成，通常设有官僚性的组织机构（如主席、会计、给薪书记、年度大会），通常拥有自己的象征性标志（如纹章、徽章、领带、箴言等），经常拥有地产（如庭院、楼堂会所、会议室），大多拥有一套明确的行为准则，并开除违反这些准则的成员等。其中与其他文化迥异之处在于，这些俱乐部或社团不是国家设立的团体，所以不受国家控制；而国家也尊重此惯例，在不公开违法的情况下，鲜少干预俱乐部或社团的内部事务，或派警察进入会所执法。

借由从委员会转制为俱乐部，上海跑马总会对上述特征不仅照单全收，更将“不受国家控制”一项明确用于与公共租界最高权力单位工部局的关系上。亦即在上海殖民社会里，跑马总会与工部局处于平等地位，工部局既不能对跑马总会强征税收，亦不能干预其事务，只能期待跑马总会自由捐献。而上海跑马总会在20世纪初财务由亏转盈后，也确实善尽市民社会的责任，每年对租界的弱势团体固定捐款，从而补足工部局在社会救济方面的不足。

1862年上海跑马总会成立后，首要任务有二：一是赛事的常态化；二是解决马匹供应的问题。过去因战事、场地等原因，赛事时断时续。当时虽然清军与太平军仍在上海附近激战，但英法海军已经介入协防，租界安全当无大碍，兼之大批英法水兵在沪需要娱乐，于是上海跑马总会自1863年起将赛事时间由原先的一至两日增为三日，并开始每年固定举行竞赛两次，每次三天，每次七场，过午起赛，日暮方终。

据英国作家寇兹言，上海外人首次与关外接触赛马当在1856年。当时有一位绰号“喇嘛庙”的马贩听闻上海有一群蠢外国人愿出高价购马，故意自关外选了一百匹驽马送至上海。一般马匹多于秋季入关，为便于过冬多不剃毛，加之蒙古马皮粗毛厚，交易时很难看出其体型或肌肉分布。等到次年春天开始训练时，上海外人马主才发现这一百匹马不堪使用。虽然被骗，但至少也与关外接上了线。马贩既有本事挑选驽马，自然也有本事挑选千里马，从此开启了马商专为沪上外人选马的事务。

全面改用蒙古马的转变，确立了英式赛马在华的基础，而各口岸也得以在上海的带领下为蒙古马量身定做各式的规章，从而建立起一套通商口岸特有的系统。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样的转变也切断了通商口岸与英国的联系。一方面，蒙古马个头娇小，从马蹄到马颈仅130厘米左右，高大的英国人坐在上面有如大人玩小车，给人一种“非真”的感觉；另一方面，蒙古马脖子短、步伐小，在优雅或速度方面无法与英国的大马相比。更重要的是，蒙古马年年自关外进口，关内无法培育，难以如英国纯种马或澳大利亚马般建立起三代履历可靠的证明。既无马匹谱系，在华各赛马场便成为英式赛马的化外之域。

社交型总会除上海总会外，仅有德国总会（Club Concordia）、斜桥总会（Country Club），以及后来成立的法国总会、美国总会（American Club）；至于运动型总会，从非球类运动如赛马、猎纸、划船、射击、游泳、赛艇，到球类运动如板球、棒球、网球、足球、马球、曲棍球、草地滚球、英式橄榄球、高尔夫球等，不一而足，至少都有一个总会负责推动。像板球这种重要的英式运动，甚至同时有两个总会，即上海板球总会（Shanghai Cricket Club）和上海运动总会（Shanghai Recreation Club）并存。

例如，英国首位驻华大英按察使（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H. M.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 Japan）霍恩比爵士（Sir Edmund Hornby）便在自传中回忆道： 像上海这样的地方，有大群年轻人聚在一起，一定得找个方法来消耗他们的精力，赛马、赛船、猎纸、板球、壁手球（fives）、网球，还有田径比赛都很不错，而以前两项尤佳。因为它要晨起训练，参加者得早早睡觉，下班之后自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喝酒或从事其他有争议的嗜好，这些嗜好是此地气候以及缺乏社交与知性娱乐的结果。

1899年的扩界不仅扩大了公共租界的范围，连带将跑马场一并纳入，使得跑马场从边陲进入了中心。随着租界的迅速扩张，跑马场所在的东、北两面更于1930年代发展成大型商圈，商业繁荣，高楼林立，一变而成了闹市。于是，跑马场以500亩的面积雄踞于闹市，行人车辆往来都必须绕路，犹如城市中的一座庄园。这情形不仅世上少有，在通商口岸亦属罕见。在北京、汉口、福州、青岛等地，赛马场距租界都有一段距离。

这种交织的身份显示随着租界事务日上轨道，上海跑马总会也渐渐成为租界权力架构的一部分。在这个权力的金字塔中，工部局身为公共租界的市政管理机关自然位于顶端，但上海跑马总会亦不容小觑，不少人是先出任上海跑马总会董事，然后再出任工部局董事的。上海跑马总会选出首任董事之后，接下来每年一选，每届七名；自1884年起，当选者彼此互推一位任主席。此即上海跑马总会的核心，其权力不仅在管理马会财产、制定赛马规章、维持赛事秩序，更在于它常与工部局董事会的名单重叠。这一点，在跑马总会的主席身上尤为明显。

麦克列昂所任公职虽多，但最爱赛马。他自1875年起获选为上海跑马总会董事，直至其过世，总计长达36年。自1880年起，他并多次出任上海跑马总会主席（1880、1883～1885、1888～1891、1893～1896、1899～1900、1904～1909），累计时间约20年之久。在其任内，他不仅于1888年率先引入新式下注方法“赢家分成法”，使上海跑马总会转亏为盈，并购入地产、修改入会规章，可说是该会奠基的功臣。有趣的是，麦克列昂不只满足于出任董事或主席，更经常在赛事中担任实际上场的执事（officials），特别是裁判一职。其公正严明颇受好评，直到65岁那年仍上场执法。赛季开始前的晨练经常可见到麦克列昂的身影。他身穿灯笼裤、上搭天鹅绒外套的形象更被绘成漫画，挂在上海跑马总会的墙上。当他过世时，《北华捷报》推崇他为“上海外人社群中最杰出的一员”，并直言道：“虽说没有人是无法取代的，但在很多方面，很难有人能填补他的位置。”

从前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上海跑马总会主席与租界领导人经常出现重叠，有时甚至互为犄角。这种情形不仅在运动型总会中无出其右，即使在社交型总会中也仅有上海总会可以媲美。上海跑马总会董事的特殊地位系出于多种因素的结合。首先，出任董事是一种公共服务，也是通往殖民社会更高位阶的一种历练；其次，养马、骑马是绅士的爱好，愿意为马匹付出时间与精力是绅士的修养；最后，作为绅士就应该加入绅士型总会。三者结合起来，没有什么比出任上海跑马总会董事更能彰显这三者合一的特性了。不过，并非所有的董事都有机会成为主席，大部分的会员最后也多未能获选为董事，但这并不妨碍身份地位的形塑。正如上海跑马总会主席位居租界权力的核心，总会会员的身份无疑也是迈向租界上层社会的一块敲门砖。

上海跑马总会由亏转盈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1888年。该年在麦克列昂的主持下，上海跑马总会决定引入“赢家分成法”。原来在英式赛马中，赌马与观赛为一体的两面，赌博使赛事更加刺激，观看则让输赢更具成就感。由于赛马的乐趣同时来自观看与下注，上海外人社群打从一开始便允许场内小赌，“以为友谊竞赛的刺激”。

最初地点多在德国总会或上海总会所设的临时帐篷内，金额十分有限。但随着外人人数增加，赌金随之增大。到了1888年5月，上海跑马总会开始引入一种新的下注方法——“赢家分成法”。这种方法系1860年代由一位深具商业头脑的法国人约瑟夫·奥勒尔（Joseph Oller）所创，特色在于奖金分配的办法与众不同。当时欧美各赛马场下注多由博彩业者负责，由其依风险自定赔率与赌客对赌。“赢家分成法”却是将下注移至赛马场中，由场方负责赌金的收集与分配，而奖金分配系将所有下注金额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再由得奖者均分。这种赌法为赌客与赌客对赌，场方仅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故奥勒尔于1867年将之命名为“Pari Mutuel”，意即“互赌”或“赌客之间相互下注”。这种赌法随后传至英国，此后英文世界便大致以“pari-mutuel”形容这种新式的下注法，中文一般译为“赢家分成法”或“同注分彩法”。

由于这种方式有助于管理场内赌博、增加场方收入、避免博彩业者操纵赛马结果等优点，19世纪末开始普及英美以外的各国赛马界，其中以法国、新西兰等地最为盛行。新西兰甚至发明了一种“赌金计算器”（totalizator或tote），来协助场方计算赌金的金额与分配。英美两国虽对此法深感兴趣，但受限于国会法令和博彩业者的压力，英国迟至1929年、美国迟至1933年才将其合法化。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合法化了，英国的赌博市场仍以博彩业者为主，遂形成“赢家分成法”尽管横扫世界，却独独在英国和爱尔兰并不普及，甚至出现根本无法与博彩业者相抗衡的特殊现象。

到了1894年，上海跑马总会觉得自己的产业与财务状况足以媲美社交型总会，于是决定将入会费由5两提高为15两。对此，主席麦克列昂在会议中表示：“提案的绅士认为……对想要加入本会享受会员特权的人而言，（原先的）5两太少……此举并非为了排他，相反的，我们非常欢迎新会员加入。”麦克列昂虽称无排他之意，但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上海跑马总会借由空间的重新配置，让该会一步步朝着排他性强烈的会员制前进。第一，应会员要求开始制作会员徽章（图1-5），上书会员号码，或圆或方，一年一换。此后会员入场无须再出示票券，仅凭胸前襟章即可长驱直入，更添尊荣。第二，在最接近终点的裁判亭旁另设会员专属看台，严格规定除非受邀不得进入，使得会员能有最佳的视野欣赏马匹直线冲刺。同时在美景园另辟一冷餐室（tiffin room），专供马主和骑师使用，将闲杂人等拒于门外，即使现场采访的记者也不得越雷池一步。

上海跑马总会一方面借由空间的区隔，竭尽可能地将会员与一般大众分开；另一方面也开始考虑将华人排拒在外。之前该会并不禁止华人买票进场，例如第四日的非正式比赛，华人甚至可与西人一般免费入场。但赌金计算器引入后，华人观众比赛时骚动不安，经常惊扰马匹，华人马夫、仆役更不时呼朋引伴入内下注，跑道旁纷纷扰扰，相当影响观赛质量。为在观众当中再做区分，1898年上海跑马总会决定全面禁止华人入场。如此一来，不仅会员与非会员一分为二，即使是一般观众，该会也借由跑马厅大门将华人与西人区隔开来。

经过两个月研究与讨论，该委员会决定采取折中方案，将会员分为投票会员（voting members）和一般会员（non-voting or ordinary members）两种。前者等同总会所有人，不仅对会中事务具投票权，并有权处理总会财产；后者仅能享用会中设施，对总会的经营管理乃至人事、财务等均不得过问。至于何者为投票会员，何者为一般会员，则以1896年为界，凡在1896年3月31日前获选入会者为当然投票会员；1896年4月1日后获选者为一般会员。当时上海跑马总会共有会员400人左右，为避免日后会员离沪或离世后继无人，委员会规定投票会员定额300人，一旦低于该数，可让一般会员申请加入。

信托制度既已确立，自1897年起，上海跑马总会的选举方式便改为复杂的两级制，具投票权的投票会员遇缺始补，不具投票权的一般会员则无名额限制。至于选举办法，每年会员大会在投票会员中选出13人，加上当届的7人董事共同组成选举委员会（balloting committee），负责对新入会者及欲从一般会员晋升为投票会员者的申请进行表决。凡欲申请为一般会员者，需征得两名投票会员的支持，一位担任提名人，另一位附议，一同填写推举书，申请人本身亦需填写一份声明书，内中除载有姓名、职业、服务行号、国籍，并需表明是否曾被其他总会拒绝，万一不幸有此记录，亦需说明原因。如果已是其他总会成员，亦需一一列出。推举书和声明书需一同缴交总会书记，并预缴入会费和当年年费，经总会书记认可后方能进入投票程序。一旦进入投票程序，申请人便被列上选举名单，在大看台上公开展示三个月。展示期间申请人可享有一般会员的待遇，但不得参赛；除非经董事特许，亦不得出任骑师。

三个月后，由选举委员进行投票。本来，英式总会最传统的投票方式是由选举人依次进入投票间，房内沿墙置有一排票箱，一位候选人一个，选举人从侍者手中取得小球后投入，白球表示同意，黑球表示反对。因为是以黑球数量来决定可否通过，所以申请加入总会而遭否决，英文便称为“blackballed”。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上海跑马总会已不再像英国传统那样使用小球，而是改用书面进行。方法是选举前一周先由总会书记预先通知选举委员会，并于投票前一天将选票一一送交选举委员，由其签名表示收到。每张选票上各有“赞成”“反对”两栏，选举委员勾选后投入总会票柜，如不勾选则代表中立。投票时间长达15天，从该月1日上午9时至15日下午7时。时间一到，票柜便移往他处，由两位董事开票计票，并将结果在大看台上公布。其计票方式是20名选举委员中必须有11位投赞成票才算有效，出现三张反对票便无法通过。至于未通过者，一年内不得再申请。

由于真正能过问财务、人事乃至管理经营者只有投票会员，所以获选为一般会员后自然期望更上层楼，晋升为投票会员。至于申请者的基本条件，需出任一般会员一年以上，于投票会员名额出缺时始得向总会书记提出申请。其投票过程类似，包括征得两名投票委员的提名、附议，填写推举书和申请声明等，待名单在大看台上公开展示一个月之后由选举委员会进行投票。所不同的是，申请为一般会员者仅需11名委员投赞成票；申请为投票会员者则需13名委员投赞成票方得成立，门槛更高。同样，若有三票反对就无法通过。另有一条更严格的规定，申请为一般会员者若不获通过，一年后还可再试，并无申请次数之限制；但欲晋升为投票会员者，如两次未通过，以后不得再提出申请。至于会费，晋升为投票会员后尚须另缴一次入会费。1930年新入会者的入会费为75元，晋升者为50元，另外每年分四季共缴交年费36元。

从本章的案例可以看出，由于彼此的需求不同，且分别走向不同的方向，英式赛马在中国与英国之间并非一平行的移植，而是一种并行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为了配合英国铁路网的建立，还有工人阶级实际工资增加等社会、经济变化，赛马在英国一步步朝着商业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赛马却与绅士型总会结合，反其道而行，逐步成为殖民社会中身份形塑的工具。与此同时，为了配合通商口岸的特殊需求，上海跑马总会不惜舍大马而就蒙古马，为后者量身定做各式规章，建立起了英式赛马在华特有的赛事系统。另外，为了在财务上转亏为盈，上海跑马总会也引入了在英国被视为非法的“赢家分成法”和赌金计算器；兼之为了更好地扮演市民社会的最佳代表，进入1920年代后，上海跑马总会更固定捐出盈余，以弥补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社会救济方面的不足。以上种种都清楚显示，如果说赛马由西人而华人的变化是一种转译，那么这个变化与移转从最初的上海跑马总会即已开始。

乍看之下，华人筹组赛马会似乎是出于对运动的爱好，但动机实不仅于此。驰骋马场固然快意，但更重要的是赛马会背后的总会组织。如前章所述，总会之制源于英国，系市民社会下的一支，享有公部门不能随意干涉的自由，也是界定社会阶级的重要工具。当大部分中国人还无法掌握总会的本质时，若干华人精英已看出它在殖民社会中的重要性。为了打入殖民社会，也为了重新排序自己在这个华洋共治环境中的位阶，华人精英乃积极投入赛马会。这个现象以上海最为明显。

1909年，华商在若干同情华人处境的外人协助之下，率先在宝山县江湾一带购地兴建赛马场，自行成立一英式俱乐部。由于其不只是赛马，中央土地更有马球、高尔夫球等运动设施，故称作“Recreation Club”，又因其兼收华、洋会员，续冠以“International”，全名成为“International Recreation Club”，中文称作“万国体育会”。该会不仅采严格的英式规章，更向英国最重要的赛马组织，即位于纽马克特的英国赛马会登记注册，以证明其血统之纯正。 对于上海跑马总会而言，万国体育会的成立无疑是一大威胁。他们一方面担心华人无法理解英式赛马的“运动”精神，将该会变得仅有赛马之名而无赛马之实；另一方面待万国体育会在英国注册后，又担心它会挑战上海跑马总会在赛马方面的权威。所幸这一切在1920年出现转机，该年万国体育会创办人叶子衡因财务危机被迫释出该会超过一半的股权，上海跑马总会遂趁机买下，从此两会形成“兄弟之邦”的关系。于是，通过高度重叠的董事名单，上海跑马总会不单可以监督其赛事，确保它以“正确”的方式进行，但凡有华人精英申请入会，也可用“分而治之”的方式加以疏导，即西人（包括日人）可同时加入两会，华人仅能加入万国体育会。

1885年11月25日，以广东帮为主的华商和华人牧师，包括陈咏南、吴虹玉、颜永京、唐茂枝、李秋坪、唐景星（唐廷枢）、陈辉廷及粤东寓沪商号谭同兴等人，联名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允许体面华人进入公家花园游玩。这些华人精英表示他们可以理解位于外滩的公家花园面积狭小，不适合对公众开放，但目前工部局以华洋作为入园的唯一标准，不仅站不住脚，也令人反感。作为东道主，他们得经常招待其他省来沪的贵客，有时来者身份极高，却无法入园游览，造成大家对上海公共租界的误解。

这份说帖虽未明言，但其实将租界华人分成贩夫走卒和衣冠中人两类。前者无知无识、喧哗嘈杂、窃采花朵，本就不该入园，但后者见多识广、守礼有节，应享有与其他外人同等的待遇。

从1909年的殷字圩五图、六图，到1910年扩至十图、十一图及推七图，圈地面积也由原先的五六百亩增为1100余亩；先是每亩定价大洋15元，后又增为65元。购置如此大片土地，过程自然不无波折，有乡民不肯领价或换地者，有不愿迁坟者，还有一张珊馨在《新闻报》上刊登告白，以祖坟无故被掘为由控诉乡董串夺民产。但虞洽卿等人打着曾向端方立案，且奉摄政王谕令的大旗，在县令、乡董的竭力配合下终于在1910年底大致完成收购，开始整地、筑路等各项工程。

旧一代的马夫骑师因身份低下而不受重视，新一代的华人骑师则个个出身名门，是不折不扣的精英。以江湾第一批骑师为例，最显赫的自然是叶氏兄弟。江湾成立时，叶子衡年近30岁，已过了出任骑师的最佳时期，但他不以为意，不仅以自己姓氏“叶”的义译“Leaf”为名成立马房，自称“利夫先生”（Mr. Leaf），更屡屡自任骑师，是江湾跑马场上常见的身影。一直到45岁后，他才甘心于只任马主，不再亲自上场。

对于沪上谣传华人计划建立赛马场，乃至万国体育会的正式成立，上海跑马总会一直密切关注。它最大的忧虑在于，华人能否掌握英式运动的基本价值，包括公平竞争（fair play）、伙伴情谊（fellowship）、业余主义（amateurism），以及讲诚实、重荣誉、严守规则、光明磊落、胜不骄败不馁等一连串与“运动家精神”（sportsmanship）紧密相连的内涵。

忧虑归忧虑，上海跑马总会其实无力阻止新赛马会的成立。上海不像香港是英国的占领地，由于赛马场需要大批土地，殖民政府大可利用控制土地登记的方式阻止任何新赛马场的出现；而英人在上海仅有一面积有限的公共租界，一旦出了租界范围，工部局毫无施力之处。更令上海跑马总会尴尬的还在于该会内部有不同的声音，除了克拉克，还有一些重要会员为华人抱屈。他们认为叶子衡、徐超侯、胡家兄弟等都是故人之后，虞洽卿、朱葆三及其背后之宁波帮商人更是沪上商务运作的重要帮手，上海跑马总会不能也不该将这些华人同侪排拒在英式赛马之外。 这些同情华人的西人，不仅经常在公开场合表达其不以为然的态度，在江湾跑马场正式成立后，他们更在徐超侯和克拉克的邀约下直接参与万国体育会的运作。他们利用自身的经验与马匹协助该会在赛马界站稳脚跟，其结果是1916年万国体育会的改组。

既然上海跑马总会实质上控制了江湾跑马场，英人在万国体育会的董事席位又占多数，上海跑马总会大可借此机会将两会合并为一，但该会并无此意，它选择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维持华洋隔离，亦即凡华人精英欲加入赛马会者，可申请进入万国体育会；但西人（包含日人）欲加入者，可同时申请上海跑马总会和万国体育会。如此一来，上海跑马总会希望能够一举解决华人精英的不满，同时进一步保持该会的“纯净性”。但是对华人精英而言，有万国体育会可以加入，或者有江湾跑马场可以出赛，并不完全符合其要求，他们要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仅双方会员相互往来，还要彼此会员可以至对方的跑马场参赛。

常周旋于华洋之间者，对之或许一望即知，但对沪上一般大众而言，即使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赛马结果，亦难看出其端倪。换言之，这个英文世界将他们与殖民社会大幅拉近的同时，也将他们与华人社会隔绝。不过，这对华人精英而言与其说是个问题，倒不如说是种保护，免于他们受到无法了解者的批评。由于制度上的设计，华人马主在赛马场上的丰功伟业，乃至马匹拍卖会上的一掷千金，只有圈内人才能得知与欣赏，但这也正是英式总会的真谛。它是一个封闭的、排他的、精英的小众团体，也是个低调神秘、一般人无法了解、外人需费尽力气才能进入的世界。

以徐超侯在牛津参加大学联赛时的名驹“Hesperus Magnus”为例，此名为拉丁文，意指“美好的夜晚”（great evening）。借此名称，马主可以传达自己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而识者也可心领神会。又如，本书第一章曾提及开埠初期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斗富，怡和有名驹“Pons Asinorum”失利，将挑战杯拱手让给了宝顺的“Eskdale”。“Eskdale”是英格兰湖区的一个地名，暗指宝顺洋行家族最初发源地；“Pons Asinorum”则为拉丁文，直译是“bridge of asses”（驴子的桥梁），意指数学几何中的等腰三角形定理，由于该定理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一开始较困难的命题，被视为数学能力的一个门槛，又被称为“笨蛋的难关”，亦即无法理解此一命题的人，可能也无法处理后面更难的命题。凡此种种，都具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必须具有同等文化修养者方能掌握。这种文字游戏经过转译之后到了华人马主手上，受限于文化上的不等同，不仅马名中罕见拉丁文，甚至日趋直白，如“Become Rich”（发财）、“Black Tiger”（黑虎）等。

上海中国赛马会与上海跑马总会、万国体育会不甚相同，后两者拥有自己的跑马场，负责赛事的总会与管理场地的场方实为一体，所以营利并非其最重要考虑，如何为“运动”而“运动”才是它们念兹在兹的目的。而上海中国赛马会打从一开始便是场地与总会二分，远东公共运动场拥有场地，而上海中国赛马会对场地仅有租用权，没有所有权。前者有如赛马公司，营利是主要目的；后者仍似英式总会，身份、地位是其主要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不免有一定的拉扯与紧张。1933年底，上海中国赛马会一度停赛；1935年，远东运动场亦一度考虑解散，拟依地亩价格分还股东，后来幸赖一些华人马主不肯放弃，该赛马会才又复兴。

上海中国赛马会的产生，展示了英式赛马会在华的变迁。它由原先殖民社会的支柱、华洋往来的平台，最终成为一个完全华人的马会。借此，跑马文化一步一步地民主化，除了越来越多中产华人加入，成为马主、出任骑师，也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前往参与。另外，上海中国赛马会的案例也显示了殖民社会流动之迅速，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机会取得最大利益。洋人来沪淘金，从只有一个皮箱开始，最后跃升洋行行东的案例固属常见；华人从开始时贫无立椎，在短短十年内成为社会上呼风唤雨的人物亦非绝无仅有。上海中国赛马会不仅向中间阶层的人提供了享受英式总会的机会，也让社会底层的白相人有了攀爬殖民社会的阶梯。他们成功地利用这舞台，或享受西式运动的刺激，或从幕后走到台前放肆地展现自己。原先阶级意味深厚的英式“总会”与“运动”，在此做了耐人寻味的翻转与改变。

或出于对英式总会的欣羡，或出于对赛马场赌金收益的向往，1923年12月，范回春等人率先发起组织上海第三个跑马场，名曰远东公共运动场，并依照公司条例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

综观远东运动场的发起人与董事，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租界为重心且对娱乐业富有经验的帮派中人；二是致力于土地开发的地产商或当地士绅。前者以范回春、黄金荣为首，后者则首推包达三、王铨运。

远东运动场的成立是上海跑马界众人瞩目的大事。外人因事关自身利益，一直保持谨慎观察的态度。早在1924年5月该运动场筹办之初，《北华捷报》就进行了相关报道，接着平均每半年出现一篇专文，分别分析其资金来源、购地过程、设施建设进度等，直到1926年2月中国赛马会正式成立才转而报道其赛事结果。大体而言，外人对远东运动场一直是担心多于期望。他们先是忧心其浓厚的商业动机，认为在利益的驱策下难以贯彻真正的运动精神；后来又担心该运动场只会依样画葫芦地筑看台、建马厩，缺乏对英式赛马的了解，最后可能步上汉口华商跑马场的后尘，变成一个只有赛马外观却无实质的四不像。外人对之虽感忧心，但当远东运动场前来求助时，他们却不愿介入，因为手上已同时拥有上海跑马总会和万国体育会，实在没有余力再介入经营另一个赛马场。

在叶子衡、刘顺德等人的推动下，上海中国赛马会于1926年2月28日宣告成立，并于3月8日假爱多亚路联华总会宴请赛马界和新闻界人士。该会以“纯粹华人之赛马机关”为号召，董事均为万国体育会之华人马主和骑师，如叶子衡任名誉董事，谭竹馨为董事长，周孳田、陈其浩、刘顺德、陆季寅、盛恩颐、苏经田、蔡国保、叶新福、袁祖怀、席鹿笙等为董事，胡条肄为书记等。所征求之正式会员亦以“曾为马主人或骑师之我国人为限”，西人仅能出任非正式会员，享有一切会员权利，但不得参与经营。该会将以引翔远东运动场为比赛场地，至于英式总会最重要的会所，上海中国赛马会已情商洞庭席家，租用其福煦路181号宅邸。该宅坐落于法租界，前门临巨籁达路，后门临福煦路，原为汇丰银行买办席鹿笙和其母共居之处，占地数十亩，花园草坪，三层大洋房，浑雄壮丽，足堪为新总会之会所。

第二，更重要的是，成立已久的上海跑马厅、江湾跑马厅均有自己的经典大赛，如上海跑马厅有圣立治赛（Shanghai St. Leger）、上海德比赛（Shanghai Derby），江湾跑马厅有却令治杯（Challenge Cup）、江湾德比赛、江湾德比杯等，每逢比赛，沪上马主、骑师竞相投入以求夺魁。而上海中国赛马会则因成立不久，尚无值得称道的大赛。由于缺乏西人马主和一流骑师的参与，胜出者往往都是那几张熟面孔，赛事可预测性大，长此以往，对跑马场的经营而言不是件好事。为求突破上述困境，也为了创造自己的品牌，1926年底上海中国赛马会乃致力于塑造自己的经典大赛。

为了避免金尊赛昙花一现，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上海中国赛马会排除万难，固定在每年12月的第一个周六举行比赛。1927年，劳爱德女士无马出赛，故未能连胜两次获得金尊。是年为叶子衡夫人之“惠特大梦色根”（White Diamond Ⅱ）得胜，骑师则为老将海马惟去。1928年，因金尊赛声誉日隆，连上海著名“蒙”（Morn）马房的马主沙逊（D. E. Sassoon）都开始留意此赛，并派出旗下两匹良驹出赛，惜未获胜。该年由于竞争激烈，最后由华人马主张叔驯之“拜波兰”（Biplane）和英人马主意来耶斯（Fred. Elias）之“比给毕”（Busy Bee）并列第一，骑师则分别为恩卡纳沙和海马惟去。1929年，由徐椿林、童振远共同拥有的“胎而未莫恶”（Tell-me-more）获得第一，童振远身兼骑师，这也是华人骑师首次记名于金尊之上。

所谓“南浔四象”，系指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因供应洋行生丝出口而致富的南浔商人。依其家产多寡，又有“象”“牛”“狗”之分。据说当时资产在五百万元以上者为象，一百万元以上者为牛，十万元以上者为狗，而该镇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

早在引翔跑马厅草创时期，青帮大亨便涉足其间。1923年，范回春等人为了扩大声势，从一开始便邀请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出任远东运动场董事，故从购地、筑路到上海中国赛马会的建立均可见他们的身影。黄、杜、张三人虽同时涉入跑马场，但态度迥异。黄金荣主要是出于商业考虑，视之为娱乐事业版图的延伸，对出任马主这种无利可图的事情毫无兴趣；张、杜二人对英式赛马却另有想法。 1920年代，正是青帮三大亨快速蹿升的时代，他们的生意主要在烟、赌两项，而烟土生意尤为紧要。原来上海自19世纪中叶起便是鸦片贸易的重要进口港，进入20世纪后，因受中国禁烟的影响更成为鸦片走私的中心。

1910年代，上海的烟土商多集中于公共租界，并由所谓的“大八股党”予以保护，法租界的帮派仅能用零星抢夺的方式略沾微利。但1923年情势丕变，该年公共租界配合英方政策开始禁烟，接连破获鸦片库房。到了1925年初，烟土商不得不全数转移阵地至隔邻的法租界，依附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的势力，黄金荣等人遂从烟土的抢夺者一跃而成为烟土的保护者，并进而成立三鑫公司，将烟土行业归并一致，所有进出运销集中办理。

张啸林、杜月笙不是赛马界仅见的白相人。随着张、杜二人的脚步，不少帮派中人也陆续加入了上海中国赛马会，优游其间。他们有些是张、杜的同辈，有些是杜月笙手下的“小八股党”，有些更来自三大亨早年烟土买卖的对手“大八股党”。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展现出对英式赛马文化真诚的喜爱，海上闻人马祥生即为一明显例子。

张啸林、杜月笙二人主要把赛马当作攀升殖民社会阶梯的工具，马祥生却非如此，他对赛马似乎有着真诚的兴趣。他加入上海中国赛马会后，一方面热心采办新马，逐步扩大其马房阵容；另一方面又于1928年加入万国体育会，以求增加出赛机会。在马祥生的努力下，曼来马房成绩优异，单是1928年就有16匹马胜出，而且此后数量与年俱增。1929年18匹马胜出，1930年22匹马胜出，到了1934年胜出马匹更高达34匹，是该年所有马房之冠。不仅华人马主中无人可敌，就连沪上最著名的西人马主沙逊也甘拜下风。正因其成绩出众，1932年马祥生获选为上海中国赛马会董事兼执事，负责维持比赛时跑道和围场的秩序。

高鑫宝成为丽都舞场主人后，先于1938年出资成立丽都足球队，后又将其扩大为丽都体育会，自任会长。除足球队外，丽都体育会又相继成立越野、竞走、田径等队。高鑫宝赞助体育不只是挂名，他对丽都体育会竭尽心力，尤其是足球，每逢丽都足球队与他队比赛，他总是每赛必到，即便事忙也要等到开球之后才离开，加上平日对队员生活十分关心，因此球员多被其感动，比赛起来全力以赴，经常胜出。1939～1940年，丽都足球队更连续两届战胜西人强队，勇夺沪上足球最高荣誉“史考托杯”。

上海中国赛马会的成立，不仅让许多先前艳羡英式总会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中间阶层得以一偿宿愿，也让一些出身殖民社会底层的白相人获得驰骋马场的机会。这些人加入马会成为马主不是为了金钱，经营马房是个赔本生意，所赢的奖金经常还不够买马、养马的费用。他们也不是为了出名，赛马界是个匿名的世界，即使是专门报道赛马的《竞乐画报》也多用马主的英文姓名，除非身在其中，外界很少能从“Mr. Plane”“Mr. King”“Mr. Y. S. Doo”这类名称联想到对应的马主是张叔驯、高鑫宝、杜月笙。骑师人尽皆知，马主总是隐身幕后。他们享受的不是大众的名声，而是那种小众的精英感。如同本书前两章所言，运动、总会与殖民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关联。打入运动型总会就等同打入了殖民社会，获得圈内人的肯定或尊重就如同在租界体系中有了一席之地。

本章所展示的文化转译，便在于英式总会由万国而中国的过程。如果说，上海跑马总会和万国体育会的成员多为殖民社会中的华、洋精英；到了上海中国赛马会的阶段，英式总会便成为华人中间阶层的乐园。专业人士如银行经理、保险公司经理、建筑厂厂长、律师、医师，甚至公安局英文秘书等，这些过去不太可能加入英式总会的华人，因上海中国赛马会的成立而获得了与西人马主平起平坐的机会。 不仅如此，这个“民主化”的模式由中间阶层继续往下。为了攀爬殖民社会的阶梯，青帮人物也先后加入上海中国赛马会。他们或以个人方式出任马主，驰骋马场；或以董事身份致力于慈善赛马，为赈济水灾出一份心力。

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英式运动或英式总会展现了文化转译时的失控。上海跑马总会对这个号称纯粹华人的赛马会既无力阻止，又无法在社交上对之视而不见，于是每当三会共同比赛或互相往来时，可以见到英国绅士与黑帮大亨并列，正经生意人与白相人把盏言欢。在奇特的殖民社会中，赛马以及赛马会出现了最出人意表的转变。 类似的现象同样出现在马主与骑师身份的混淆上。在英国的赛马界，马主与骑师通常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骑师多出身低微，只因骑术精湛才被马主聘雇；马主则出身上层，只因求胜才雇用骑师。简言之，两者仅因马匹方有交集。外人社群在通商口岸建立起英式赛马后沿袭此例，为避免骑师有职业化之嫌，经常为其在洋行中安插闲差，以示该骑师自有工作，无须靠出赛维生，但仍难掩骑师与马主之间身份上的鸿沟。

这种情况在赛马文化扩及华人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华人精英而言，马主与骑师同样代表西方文化，彼此之间并无高下之别，反而是骑师驰骋马上，比隐居幕后的马主更能为观众所辨认也更出风头。是以华人进入赛马界多从担任新手骑师开始，待其建立马房、成为马主之后，只要年纪、体能允许，亦念念不忘其骑师生涯，时不时骑自家马出赛。结果形成通商口岸华人马主与骑师身份重叠的现象。 西人骑师多处于外人社群的中下层，而华人骑师则与马主一般，多半出身名门、富有钱财，驰骋马场只为证明自己可以掌握西洋文化，并享受胜出时众人欢呼的明星感。由小众而大众，由隐微而张扬，于是英式赛马那种匿名、低调的文化在此做了另一个有趣的翻转。

19世纪下半叶，赛马在英国已发展成一项观众性运动。除了骑师，大部分的参与者并不亲自从事此活动，而是借由购票入场观看，取得其所提供的刺激与满足感。观众性运动无疑是现代社会一个特有的现象，进入20世纪以后更形白热化。为了满足城市居民休闲的需求，体育活动进一步被大众化、职业化了。也就是说，一方面参与者与比赛者脱钩，由职业选手来进行比赛，展现给多数热情的观众观看；另一方面，观众在观赏竞技的过程中可能对球队或选手个人产生认同，成为其球迷或运动迷，形成今日所谓的“粉丝”（fans）现象。论者以为，现代人通过观看竞争激烈的赛事得以暂时摆脱一成不变的工作与生活，达到纾解压力的效果；又或者寻得认同的对象，释放平日无法展现的情绪与情感；更理想的情况是，借着观赛，或许进而习得运动精神和运动家风度等运动文化的内涵。

另外，中国虽然没有西式运动的传统，但自晚明以来，在江南市镇以及一些通都大邑已逐步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公众娱乐，像庙会、赛会、看戏、斗鸡、蟋蟀局、鹌鹑局、花会等。由于这些活动经常具有观看和下注的元素，遂为上海居民在接纳赛马这项奇特的异国事物时，在心理上和形式上提供了一定的准备。是以英式赛马引入上海后，华人观众很快便聚而围观，万人空巷，蔚为风潮，有如参加庙会、赛会一般。而待终于可以入场、有机会下注时，更热衷于购买马票，仿如参加斗鸡、蟋蟀局、鹌鹑局一般。只是赛马的局面更大、手法更现代化、下注者更众，再加上其背后先进文明与高尚娱乐的意涵，文化的延续性与断裂性遂联手将赛马的娱乐效果一步步推向了殖民社会的各个阶层。

以上海为例，1878年华人观赛人数最高可达两万。一般认为，同治时期上海县城人口约在20万人。以此数据估算，在赛季时，上海约有一成的华人居民涌向了跑马场观赛，减去走不动和走不开的，此数目不可谓之少。只是自1898年起至1919年止，除了上海当地的道台、县令或会审公廨谳员等得以受邀入场，大多数的华人均不得其门而入，仅能站在跑马场的东面和北面隔着壕沟与木栏远眺。但他们毫不在乎，因为对城市居民而言，这是有如钱塘观潮的“奇景”，也是回去后可以津津乐道的“异事”。是以观者无贫富贵贱之分，也无男女老幼之别。譬如，《申报》便形容聚集在上海跑马厅东面和北面的人潮，“有匠工短衣窘袖者，有方袍圆领者，以及绮罗子弟、苍白父老，更有老妪少妇，咸接趾错履，延颈注目，以争一看”。

“跳浜”是观赏性很高的比赛，原因在于速度不是唯一考虑，马匹跳跃的能力与临场的胆识才是关键。习于障碍的马匹自然可一跃而过，但习于平地的马匹则往往临水畏葸不前，必须加以鞭策才能勉强跃过。有时场中小浜顺利通过，待跳大浜时各骑却纷纷落水，甚至有骑师摔落坐骑，被马所压而身受重伤者。因其具危险性，每当比赛时，观者不论中西均“目不转瞬”，等到各骑全数通过才“欢叫之声达于四野”。

华人喜爱跳浜，是因为其新奇可喜，足以一扩耳目，他们尤其喜爱观看骑师翻身落水的狼狈样。每逢听到马匹摔人前的颠蹶声、落水时的泼剌声，看到骑师连人带马摔落水中，“如鲤跃、如龙跳”，还有拖泥带水从沟渠中爬起垂头丧气的模样，华人观者无不拍手大笑，引以为乐。由于华人爱看跳浜，所以赛季第三日通常也是华人聚集最多的一日。1877年春赛赛事稍有更改，跳浜提前举行，但众人不知，第三日赛事已毕大家仍站立路旁“翘首跂足以望跳浜”，等待最好看的“嬉春异景”，跳浜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男性趁看跑马之便“看人”，上海的高级妓女也把握此良机“被看”。她们招摇过市，放肆地向公众展示自己。上海妓女早期原居于城内方浜的三牌楼、四牌楼、陈市安桥一带，等到租界成立后，洋场商业兴盛，又无城墙、城门等“栅栏锁钥之禁”，遂逐步迁往英租界，尤其集中于四马路一带，即今福州路，在新式里弄中从业。随着租界的日见繁华，上海妓家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县城时期的人数有限，无甚可论，到十里洋场时高张艳帜，众人乐道，且做派也从原来的本分收敛，一变而为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不仅在服饰装扮上争奇斗艳，在日用陈设上也极尽洋派之能事。加上小报文人的大肆渲染，利用新式媒体之便，日日记载其一举一动和风流韵事，使得这些妓女俨然清末洋场繁华的代表，也是电影、画报出现之前中国近代城市最早出现的一批明星。

到了1880年代，看跑马更进而成为上海高级妓女“卜身价”的手段。在这几日，生意可以不做，跑马却不可不看，所谓“秦楼幺妓、楚馆荡娼，于此数日内深以不观跑马为耻，虑为姊妹行中鄙贱”。既然要“卜身价”，便要相互竞赛、引人讨论，不仅比装扮，还要比马车、马夫、婢女、相好等。

到了1890年代末，特别是花界“四大金刚”——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等人出现后，这种竞奢夸富的现象变得更为显著。当时马车流行的款式已从轿式一跃而为皮篷式（一种敞篷马车）。赛马期间，高级妓女不仅要包下最好的马车、跑得最快的马，以及风头最健的马夫，且为了出奇制胜，还开始鼓励马夫以彩绸装饰马身、马鞭及缰绳，同时自掏腰包为马夫制作色彩鲜艳的制服，搭配西式便帽，以与自己的服饰搭配，讲究者并且要“日换一套”。以1899年春赛第一日为例，“四大金刚”的排场分别为：“林黛玉着杨妃色珠边衫，坐黑轮皮篷，马夫蓝缎号衣，湖色缎镶，头戴外国草帽；陆兰芬品蓝黑珠边衫，马夫青灰缎号衣；金小宝墨绿珠边袄，坐黄色红轮皮篷，马夫蓝缎号衣与黛玉同；张书玉衣蟹壳青袄，马夫蓝缎号衣。”

赛马之日，这些高级妓女并不停在一处观看，而是“驾香车、携艳婢，驰逐于大马路、四马路之间”；有时往张园喝茶，有时往他处寻乐，但到下午三四时赛事将尽时便会见到她们姗姗而来。所以《游戏报》形容：“每夕阳西下，至跑马厅一望，停马观赛者衔尾相接，衣香鬓影，宝气珠光，几令人不可逼视。”

跑马场边这个临时形成的休闲空间，不仅是青楼名妓展现自己的舞台，也是其他想在洋场上出风头者的机会。这些人包括“某局中提调某太守之宠姬”，一般扎彩马车多用五色绢采，她则别出心裁，用绣球木、香蔷薇各种鲜花装扎，经过之处花香扑鼻。还有“某华妇”，她浑身西装，与一西妇同乘皮篷马车招摇过市，“马夫均带红缨凉帽，着蓝色号衣”。除了这些来历不明的女性，在20世纪初，这种借跑马出风头的做法更进一步扩展到社会上一般的时髦男女。据署名“醉痴生”的国医何立三回忆道： 当时青年男女，如闺阁名媛、青楼妓女，以及洋行朋友、滑头大少、蜡烛小开之辈，每至跑马之期，靡不竞斗新装，为出风头之绝好机会，赶制时新衣服，一般布政使，遂大忙、特忙。时男女均尚窄袖，男则油松大辫，以庄绒马褂、一字襟马甲、十行湖色绵袍为最时髦。女则发髻垂肩，珠翠满头，两臂金条脱以多为贵，招摇过市，毫不为忌。

作为新兴起的现代城市，上海（或者说城市中脑筋动得快的生意人）感受到了这个需求，从而做出两项响应。一是将多种娱乐集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二是将原先仅供精英休闲的活动予以大众化，使一般民众也能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到了1910年代，上海游戏场的出现反映了第一种风潮；而1920年代末舞厅在上海的流行则为第二种方式的体现。游戏场将原先在茶馆、戏园、市集分别进行的活动全放在一栋建筑物里，仿佛“娱乐活动的百货公司”，只要一张门票，游人可以在里面待上一整天，享受戏曲、戏剧、说书、电影、猜谜、魔术、哈哈镜，甚至拳击表演。如果说游戏场将各种娱乐置于一炉，让城市居民可以尽情享乐，那么舞厅就是将原先仅供外人或高级华人联谊的社交舞进一步大众化。想要享受跳舞的刺激与乐趣，无须正式场合，不必外人邀请，更不用自携女伴，只要买票，便有年轻貌美的舞女陪你跳舞，而每张舞券仅大洋3角，即3角钱，“便可与合意的舞女，做5分钟热烈的周旋”。这些再加上百货公司的兴起、有声电影的普及，使得上海娱乐大众化的趋势日渐明显。

如前所述，在英式赛马中，赌马与观赛实为一体的两面。赌博使得赛事更加刺激，观看则让输赢更具成就感。由于赛马的乐趣同时来自观看与下注，上海跑马总会打从一开始便允许场内小赌，1888年更进而引入“赢家分成法”，作为最主要的下注方法。其下又分“独赢”（win）、“位置”（或称“马位”，place）等名目。所谓“独赢”，即下注者买一个号码，若该马跑得第一，即可赢得彩金；至于“位置”，机会更大，所买号码的马匹不论跑第一或第二，均可分得彩金。“赢家分成法”的好处在于娱乐性强，只要跟着热门马下注，赢的概率很高。只是如果下注者众，平分后的彩金也多半有限，只有爆出冷门时，才可能抱得多数彩金而归。

“赢家分成法”引入后广受观众欢迎，赌金收益年年上升，到了1895年已成为除门票、会员会费之外的重要收入。1901年，上海跑马总会更进一步，引入另一种新式赌法“赌金赢者独得制”（sweepstakes），或称“摇彩”（cash sweep）。这种赌法近似彩票，其办法是事先发行马票，开赛前先摇出票号，再摇出参赛马匹的号码，如果该马在比赛中跑第一，持该票的人便中头奖。奖金是全部卖出的票款扣除手续费后，剩下数目的七成为头奖，二成为贰奖，一成为叁奖。“赌金赢者独得制”的特色在于奖金高度集中，只是中奖概率极低。尤其是每季最后总冠军赛的摇彩票，俗称“香宾票”，其奖金较一般赛事为高，一旦中奖便是一笔横财，后来演变成华人场外下注的最爱。

除了有意识地为赛马留下历史记录，上海跑马总会也与其他赛马会携手统一赛马用词，特别是马匹名称的中文译名。如前所述，赛马是个全英文的世界，马房和马匹的名称尤其是马主玩弄文字游戏、制造文化趣味的机会。受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的限制，华人马主鲜能在这方面与西人一较长短。但华人并非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既然不能在马匹的英文名称上发挥，他们便转而在马匹的中文译名上做文章，于是将“Advancement”译为“宣武门”、“Leadership”译成“牡丹春”、“Workmanship”译为“玉堂春”，借援引中国传统文字或意象制造自己的文化乐趣。这种情形在江湾跑马场比赛时即已开始，引翔赛马场成立后更甚。华人马主固然乐在其中，对一般华人观众而言却颇为困扰。同一匹马在不同的跑马场参赛，名称有的音译、有的义译，各不相同，极易造成混淆。为避免观者不便，也为阻绝华人自成一格的文化乐趣，1927年底上海跑马厅遂联合江湾、引翔等跑马场，以统一马名为名将马匹的中文译名一律改为音译。譬如，“Become Rich”称“皮克姆立去”、“Graceful”称“葛雷司夫而”、“Workmanship”称作“华克门歇浦”。从此不再有“发财”“威仪”“玉堂春”之类的译名，华人马主援引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匹命名的机会因此被斩断。

在这样密集的宣传与教育下，城市居民逐渐掌握了下注的方法与技巧，而所谓的“马迷”也逐渐出现，鸳鸯蝴蝶派的主力赵苕狂便为其中之一。据说他每逢春秋大赛必参与，否则茶不思、饭不想，“心慌意乱，不知怎样才好”。他甚至因此和老板约定，每逢赛马季必须让他放假。可能是因为赌马需要观察与分析，特别吸引喜欢用脑的知识人。赵苕狂坦承，跑马这种赌博比其他赌法来得厉害，若是上瘾，休想戒得掉。他有一个朋友因为输得太多，一度发狠话说再也不要赌了，但等到下次比赛，又见到他手上挟着本《赛马指南》，静静地站在场边。

除“独赢”和“位置”这两种朴素的赌法，1930年代跑狗、回力球赛相继风靡上海，为了对抗这两种赛事的多元下注方法（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六章），1936年起赛马界又陆续引入了更复杂的赌法。譬如，该年引翔跑马场曾短暂引入“单独赢”（singles）、“双独赢”（doubles）、“联赢”（trebles）等下注法，亦即同时买两场至三场的独赢。1937年，上海跑马总会也陆续引入与“多场预测”（forecast）相关的各式下注法，如“独赢预测”（win forecast pool）、“连位”（place forecast）、“累积连位”（accumulating place forecast pool）等。所谓“独赢预测”，是下注者同时猜10场头马号码，可不按顺序；“连位”则同时买头马、二马两个号码，顺序不可颠倒；“累积连位”则是“连位”的进一步延伸，如单场无人猜中，奖金可挪至下一场，依序累积。1944年，“上海体育会”也发行“特别连位票”（special forecast pool ticket），凡买中头马、二马的连位票和头马、三马的连位票，皆可获配彩金。这些都是“赢家分成法”的变形，可鼓励下注者运用头脑与赛马知识，同时预测多场赛事结果，以增加下注的趣味。

事实上，上海跑马总会之所以能够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发行量，除了外人社群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华人的积极投入，而华人主要是冲着高额奖金来的。随着发行量的扩大，香宾票的头奖金额也日益升高。如前所述，欧战之前头奖不过三四万元，欧战之后节节上升。1919年秋赛头奖奖金达到4.9万余元；1921年春赛进一步升至20.16万元；1922年秋赛更创历史新高，高达25.2万元。1923年大香宾票分为A字和B字后，基本上A字头奖固定为22.4万元；B字头奖多则20万元，少者也有13万元。以香宾票一张10元而论，其赔率高达两万多倍。沪上奖券虽多，但奖金数额之巨，跑马大香宾实为第一。加上该会在上海历史悠久，声誉卓著，奖金向来十足付现，从不拖延。庄家背景之硬，也难有其他机构可比，遂大幅加强了沪上华人的购票意愿。

由于必须托人购买，在购买过程中华人经常因不懂规矩而吃闷亏。譬如，1917年秋赛，老闸捕房的翻译王肇林和沪上著名美籍律师罗杰（H. D. Rodger）合资购买了八张跑马票，决赛前果然有一张摇中热门马匹。为了降低风险，罗杰在未告知王肇林的情况下，以1万元代价卖出该票的一半股份。这原本是会员间常见的避险行为，但王肇林的权益因此深受损失，原因是该匹热门马最后跑得第一，原本可均分高达7.9万余元的奖金，王肇林最后只分得2.45万元。王肇林本人对此事并不特别在意，但老闸捕房的西人捕头听说此事后均替他打抱不平，认为罗杰卖出的那一半股份既然事先未告知王肇林，就应该算是罗杰自己的股份，不该中奖后又来分王肇林的那一半。外人社群对此也议论纷纷，消息甚至传至天津。罗杰对此不堪其扰，由于其客户以华人富户居多，深恐这种说法影响其业务，乃于1917年12月向会审公廨提出诉讼，控告王肇林诽谤。此案由美国驻沪副领事博金斯（M. F. Perkins）会同李萼仙襄谳共同审理，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审讯，传唤多名中西证人到场，1918年2月终于定谳。博副领事判定王肇林在得彩之后的言论并不构成诽谤，因此此案不成立。该判决同时指出，不论最初票钱是谁出的，也不论卖出的那一半股份属谁，此马票案实为一委托行为，在此过程中，罗杰律师已尽力维护王肇林的权益，并无占华人便宜之情形。罗杰在定谳之后也发出声明表示，他提出诉讼原本就是为了以正视听，现在诽谤案虽不成立，但会审公廨的判词已还其清白。

正因购票者众，为求得奖，大量与鬼神有关的奇谈也开始出现。譬如，前述电报局10人共得香宾头奖一事，得奖之后，许多人替老局员惋惜，认为当初要是拒绝同事搭股肯定可以独得奖金，但老局员很豁达地表示富贵不能强求。原来购票两个星期前，他曾向乩坛叩问终身休咎，所得乩文中有一句“独得无有偏爱日”。当时不明就里，待中奖后方意会到“偏爱日”中的“日”字，指的可能是日清洋行。也就是说他在别处找不到人出让，只有到日清洋行才能买到跑马票，所以他无法独做富翁，此乃命中注定之事。灵学会章程一事亦加强了这种鬼神之说。

除了慈善香宾，对上海跑马总会打击更大的是1933年开始发行的“国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这是一种由国家主导、以兴办公共建设为名而发行的国家型奖券（state lottery）。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即擅于以奖金为诱因筹措建设经费和军费，早在广州时期便于1926年2月、1926年8月、1927年8月三度发行“有奖公债”。虽号称抽奖还本，但“虽有抽签，无兑无奖”，以致北伐完成后粤、汉等地商会对此怨声连连，先后通过全国经济会议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催促财政部偿还清理。1927年12月，财政部部长孙科一度想故技重施，发行有奖公债500万元，其条例已明令公布，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等地并以半劝募、半摊派的方式开始执行，但因国民政府信用不佳最后不了了之。

在国家与市场机制的密切合作下，航空奖券果然成果辉煌。头两期分别于1933年7月1日和10月31日发行，很快售罄。由于发行顺利，信心渐足，开奖及给奖委员组和财政委员组联席会议乃决议自第三期起，将原定的三个月发行一期改为两个月发行一期。到了第13期（1935年8月9日），更进一步修改为每月开奖一次，并将券额减为30万张，头奖降为25万元，奖额则增加630个。此后，每月固定于第一个或第二个周五开奖，直到1937年11月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中止，前后共40期。航空奖券挟国家之名，成功地抢夺了香宾票的市场，在头奖50万元或25万元的吸引下，把上海跑马总会打得溃不成军。最可怕的是，自第二期起，“为便利下层社会购买起见”，航空奖券开始分条出售，即将原先一张10元的奖券分作十条，每条售价一元。此举将购买门槛大幅降低，当时一个银行职员月薪仅80元、英文速记员100元，对这些中间阶层而言，10元买一张奖券可能要考虑再三，可是花一元试试手气就相对容易多了。

该年上海跑马总会的秋季香宾大奖为华人骑师也是著名外汇经纪人顾兆麟所得，其票来自万国体育会书记谭雅声（Y. S. Day）。当顾兆麟前往谭雅声处领取奖金时，谭雅声却扣下四成回佣，22.4万元只剩不到14万元。在交涉过程中，顾表示愿出二成作为佣金，而对方坚持要四成，顾觉得要求太过，乃拒绝领取奖金。他一方面上书万国体育会和上海跑马总会，请求仲裁；一方面延请律师蒋保厘帮同交涉，表示必要时将走司法一途。谭雅声这边则将奖金全数退回给原经手会员，抽手不管，领奖似乎从此无望。舆论最初多站在顾兆麟这边，觉得谭雅声身为万国体育会书记不该如此贪心，谭雅声只好出面接受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采访，加以说明。

但赛马究竟还是与一般赌博不同，尽管同是博输赢，但城市居民认为跑马体面、现代、光明，不必以一般赌博视之。1926年《申报》自由谈刊登的《赛马谈》便说道：“愿诸君以赛马作运动观、作消遣品，勿以赌博视之。即稍稍下注，亦须审慎，以验己之观察及判断力如何，如此则输赢不巨，胜固可喜，败不足忧，斯则不失赛马之精神耳。”1923年2月，江湾跑马厅大看台重建完工，举行落成礼，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在致辞时也盛赞跑马“于公共娱乐之中，隐寓提倡尚武精神”，与“吾国古时风俗，每于三月上巳良辰举行马射”相仿佛。是以源自英国狩猎文化的赛马，因能与中国传统尚武精神进行联结，而被接受为一种“体育”。其强烈的赌博成分可以暂时被搁置一旁不论。但当1928年跑狗引入中国后，虽然同样源于英国狩猎文化，同样属于观众性运动，但由于主角由马匹变成了猎犬，顿失“尚武”联结，中国社会发现自己无法以“运动”或“体育”视之，其赌博特征便骤然浮现，无处回避了。上海市政府趁机借此攻击租界当局引诱华人赌博，华洋双方遂展开一场“是运动还是赌博”的大型辩论攻防战。

赛狗使用的猎犬是一种特殊的狗种，中文或翻译为灵（greyhound），身躯瘦长，锐眼疾走（图5-1）。沪上著名的综合性小报《晶报》对其外貌的形容颇为生动：“具狼行，身瘦腿长，头尖尾细，善驰跃，每小时可疾驰四十五至五十英里。”更重要的是，灵与其他猎犬不同，它主要仰赖视觉而非嗅觉追逐猎物，因此可以在人的控制下在空旷的场地上竞速。这正是它成为猎犬逐兔赛和赛狗专用狗种的原因。

猎犬逐兔赛与狩猎关系密切，是乡绅等上层阶级的休闲活动，所以自始即被视为一项运动，并经常与赛马相提并论。 19世纪下半叶，猎犬逐兔赛已成为常规性的比赛，赛季自每年9月始，次年3月终，盛况不下于赛马。例如，曾任香港怡和洋行大班的英国国会议员加律治（Sir Robert Jardine）纵横于英国各大马赛盛事，1869年以栗色雄驹“僭王”（Pretender）同时夺下纽马克特赛马会的“两千几尼赛”（the 2000 Guineas）和埃普索姆赛马会的“德比大赛”，但真正让他得意的还是四年后以灵“妙丽儿”（Muriel）拿下猎犬逐兔赛的最高荣誉——滑铁卢杯（Waterloo Cup），显示猎犬赛的重要性实不亚于赛马。

该比赛以电动假兔为饵，设置在一定的轨道上滑行，一旁则派专人控制速度。电兔先经过狗笼绕场一周，然后放出灵，灵因纯靠视觉狩猎，看见假兔踪迹早就焦躁不已，笼门一开，立刻夺门而出，紧追不舍。在专人操作下，灵纵使全力奔驰，对电兔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即，达到“猎犬逐兔”的目的。然后以先达终点的灵为优胜，而观众在看台上全程参与，一览无余。从此，一项崭新的大众娱乐就此展开，名为“跑狗”（greyhound racing）。

据说，克里奇利当时正因其男仆赌马债务而头痛不已，当听说此事，他第一个念头便是赛狗价格相对低廉，却可提供同样的乐趣，这项新玩意不正有如穷人的赛马吗？为中下阶层计，也为自身投资计，他遂决定投入此事业。克里奇利等人先成立一家名为“英国赛狗协会”（Greyhound Racing Association Ltd.）的公司，然后在素有猎犬逐兔赛传统的英格兰西北部寻找合适场地，几经波折后在曼彻斯特设立“美景”（Belle Vue）跑狗场。1926年7月，该跑狗场开始正式比赛，其成功控制电兔和猎犬的特色立刻引起轰动。不出数周，美景跑狗场的观赛人数便由最初的1700人剧增为17000人，下注金额更高达数千英镑。

有钱有闲之后需要的便是休闲。赛狗价格低廉，足可负担。同时夜间比赛，不妨碍工作。最重要的是，英国对赌博规定严格，赛狗场是少数可以公开下注的地方。原来，英国1853年赌博法规定，凡在任何“房子、办公室、房间或地方”赌博者，均属违法。原本以为这个定义能够涵盖所有场所，但后来法院判例显示赛马场不在此列。赛狗传入英国后，遂援引赛马场之例公开下注，而此正符合工人阶级的需求。

惠廉·麦边和海因姆的出身背景及各自家族对赛马的热爱并非特例。事实上，正反映出沪上推动赛狗人士的共同特征——长年定居上海、重要洋行的负责人、在外人社群中具有声望、本身热爱骑术，同时拥有一定规模的马房。这些人极富商业头脑，能看准时机大量投资。1927年，他们不约而同地决定在上海创立跑狗场，引入赛狗这项活动。除了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也因为赛狗与猎犬逐兔赛的高度相似性。在英式运动中，狩猎及其相关活动地位崇高。赛狗既然源自高贵的猎犬逐兔赛，又在英国受到如此欢迎，自然值得大费周章地引入。

沪上赛狗不仅在下注方法上视英国法令为无物，在组织制度上也与英国不同调。在英国，此活动的营运一开始便以赛狗公司为优先，由其负责建立场地、制定规章、安排赛事，一直没有足够强大的俱乐部或总会予以束缚。但沪上总会制度历史悠久，与狩猎相关的运动型总会尤其具有维持社会秩序、彰显社会地位等多重重要性。故而从赛马界的角度来看，赛狗公司的角色犹如赛马公司，仅拥有场地，至于组织赛事、招募会员、制定规章，乃至仲裁纠纷等方面，仍需运动型总会出面执行。是以在筹组赛狗公司的同时，更致力于筹组赛狗总会，此以明园最为明显。

在解释赛狗方式的同时，甘璧迩详细说明了狗主人的责任与义务。综合甘璧迩当日所言及明园开幕前夕释放出的信息，大致如下。首先，由于赛狗所使用的品种灵与一般猎犬不同，必须交由跑狗场专门训练，无法让狗主人在家中自行饲养。其次，猎犬均自伦敦运来，到申后将采取沪上赛马界的做法，由总会会员抽签决定归属，即所谓的“摇会”。摇中后，会员可决定购买或租用，售价每只约250元，租价每年约120元。除了或购或租，狗主人每月另需支付一定的喂养费十五六元。如同赛马一样，狗主人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本名出赛，或者另择化名。再次，比赛时的节目单由赛狗场执事负责安排，为使赛事精彩有趣，将模仿沪上赛马界的分级制度，安排速度相近的猎犬一同上场。

赛狗总会招收会员的门槛既低，租用猎犬的费用与拥有马匹相比又相对低廉，足以负担，于是在三个赛狗总会的推波助澜下，赛狗在沪上中上层华人家庭刮起一阵旋风，原先已是马主或骑师者，如叶子衡、刘顺德、盛恩颐、宋立峰、欧阳洪钧、张景裴、袁祖怀等自然踊跃加入；原先不是马主者，如后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的陈伯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浦东分厂厂长陈其均、医师萧智吉、沪上丝业巨子丁汝琳、国民政府海军部参议吴纫礼、银行界闻人惠云芳、后任四行储蓄会霞飞路分会管理的贾仰山等，也趁此机会出任狗主人，一享场上的荣耀。最令人惊讶的是，拜跑狗总会招收女性会员之赐，三个跑狗总会出现不少夫妻档、兄妹档，甚至婆媳档，聂其煐与其妹聂其璧便是其中显例。

跑狗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在于它的用电。如前所言，跑狗与夜色、电力密不可分。1928年，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记者卡迪尤（A. R. D. Cardew）在描述赛狗在欧美开赛前的情景时，便深受其大量使用电力的吸引：“暮色渐深，强光照得跑道上的草皮光彩夺目，有如一条绿油油的丝带，众猎犬便在这条丝带上轮廓鲜明地出场。”这种对电力、光线的深刻感受，在上海因周遭农村的对比更形强烈。城市与乡村、电灯与油灯的差距，因跑狗场的出现而形成鲜明的对照（图5-4）。

明、申二园因位于城市的边缘，建设时不惜工本，大量投入电力。早在明园开幕前举行预赛时，记者便形容“场中电灯照耀如同白日”；比赛一旦开始，“待电铃一鸣，场外之电灯俱熄，故场中倍加光明”。其他如“电炬通明”“照耀电炬光芒”“灯光照耀如同白昼”等，几乎成为描述跑狗场的专门文字。到了申园比赛时，更用大型的照明设备将场内照耀得如白昼，一览无余，其中包括牌楼、园门、跑道及看台，在入夜一片漆黑、荒芜的田野中绽放出万丈光芒，前往观赛的华人第一印象便是“辉煌夺目”“光耀如同白昼”。其中申园在武定路、胶州路口扎有电炬牌楼一座，高耸入云，使得观众不需询问，远望即知，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发挥凝聚人气的重要功能。至于园门则采英国跑狗场的最新设计，设置无数电灯环绕，“光芒照旷野，犹如凯旋之门，壮丽不可名状”。逸园虽位在法租界中心，但对电力的使用同样惊人。每逢开赛，“椭圆形的跑狗圈上铺着被剪齐的青草，几万烛光（candela，发光强度单位，今译为坎德拉）的电灯沿着跑狗圈从上面直射下来，照耀得每根青草头都发出金光，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大金环”。当时上海以外的地区还有很多乡镇无电力供应，如此豪气用电，尚未开赛便堆砌出“一切仿自欧美”的现代感。

类似感叹同样见之于《申报》。该报对于跑狗有较文言、典雅的描述：“一声银角，四足齐飞……软尘不惊，飙风瞬过，急如发矢，瞥似流星。”换上白话些、稍微实况转播式的说法是：“英勇的狗儿在电兔之后闪过人们的面前，像电光一般，在两万个人的视线下飞绕着椭圆的跑道，创造了人所不能创造的六百码纪录——三十五秒四。”无论哪个版本，均揭示惊人的速度是其不可或缺的要素，而速度、力量、刺激感正是打造摩登现代形象的基本要件（图5-5）。

再次，强调兴奋、刺激的同时，跑狗场亦不忘动巧思，从明清以来文人的传统休闲活动中撷取灵感。例如，申园十分巧妙地借由场地安排，将跑狗场与传统园林结合，利用园林风雅塑造出夏夜清凉宜人的感受。场中除看台与跑道，并广辟园圃，以湖石砌成假山四五座，疏落有致，再饰以红绿电灯闪烁其中，供早到的观众游玩走动、纳凉休憩。同时，会员看台旁另辟有小花园，设置藤制桌椅，供应西餐冷饮，使来宾可凭栏观赛，涤烦却暑。申园在广告词中一再强调沪西远离尘嚣：“申园为沪西清净之地，树木成荫，细草如茵，交通便利，部署适宜，作赛狗场可，作游园亦可。”

除赌风日炽，上海自杀率亦节节攀升，黄浦江畔投江者日多，且以青壮年为主。据《申报》记载，仅1928年8月25日一天便有五位少年投江，三人获救，二人死亡，自尽原因不外情场失意、生活艰难、被人诬窃、久病厌世等。虽说自杀不一定与赌博盛行有关，但沪上绅商认定两者难脱干系。

明园才开赛，申园尚在试犬时，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便于1928年7月24日致函特派江苏交涉员金问泗，要求向驻沪领事团交涉，从严取缔跑狗。上海特别市参事会随后也致函市政府，请求支持，并在信中强调：赛狗之弊害远甚于赛马，赛马主要在春秋两季，而且时间在白天，一般市民白日需要工作，多无暇前往；而赛狗在夜间比赛，加上其门券、赛票均远较赛马低廉，以致职工、店员均可下班后前往赌博。据该会调查，甚至拉车苦力也相继入场，虚掷金钱。这不仅将导致市民废时失业，同时地方治安亦将蒙上极大阴影。上海市政府接函后，也同意赛狗具有赌博性质，其创办人不应只图个人营私，不顾治安，并随即转函江苏交涉公署，请其向沪上领袖领事据理切实交涉。

除向各组织、团体进行陈情，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更向上海市民发出长篇大论的劝告书，苦口婆心地表示：现在上海物价高昂，有工作者勤勤恳恳，日子都还有过不去的时候，如果再不知自爱，拿了辛苦得来的血汗金钱去买狗票，到最后连家里买米、买菜、买柴、买油的钱都没有了。该文说道：“你想他们赛狗场偌大的开消，望那里去捞，但是我们用气力换来的钱，何苦一定要送给他们？”劝告书又说：现在租界公园已对华人开放，晚上有空，尽可领了父母妻小儿女到公园里走走，为什么一定要到赛狗场里，朝着废时失业、倾家荡产的路上走去？“你想黄浦江里，捞起了多少死尸，这些人难道是天生的落水鬼么？绝不是的，也不过走错了途，到后来悔之无及，只得出此下策。我们看见、听见投江的人这样多，自己还不惊觉惊觉，不要今天跑狗、明天跑狗，一跑跑到黄浦江里，再也跑不回家了。”

短短数月之内，跑狗一下子从摩登的象征被打成罪恶的渊薮，背后斧凿的痕迹相当明显。明园、申园对华界的态度十分敏感，批评声浪一出，旋即宣布废除各界攻击最力的一元狗票。1928年9月3日，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康斯丁（C. F. Garstin）邀请江苏交涉公署及工部局举行三方会谈。此次会谈仅决议两园发行摇彩票限于会员，非会员不得购买，但影响所及，上海交易所各赛狗会的股票价格立即下跌。两天后，康斯丁受访时表示：赛狗与赛马在英国均属合法，只是“本埠赛狗一事，范围过大，招摇太甚”，需略为节制。同日，工部局在中外报纸发表声明，表明禁止权不在工部局。该声明指出，地皮章程及公共租界附律仅赋予工部局行政权，司法、立法两权仍归驻沪领事所有；况且章程和附律中既未提及公众赌博，亦未载明工部局之禁赌权限。至于公共娱乐场所执照，必须有相关领事签署始能生效，而工部局从未发给赛狗场正式执照，唯一的临时执照也早已过期。因此，今后若对跑狗场加以取缔或勒令歇业，必须视各驻沪领事态度而定。

法租界可以对华界抗议不闻不问，公共租界却无法如此。公共租界向来自诩为“模范租界”，在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都领先华界，无法容忍华界对其在赌博政策上的质疑。为显示其缉赌的决心，1929年工部局乃决定对公共租界内的轮盘赌场进行扫荡，同时也对跑狗场采取一定的约束措施。

1929年4月，工部局警务处处长巴雷特（E. I. M. Barrett）上书总办事处，指出轮盘赌场已形成集团之势，对华人巡捕也有腐化之虞，工部局必须当机立断予以打击，必要时授权警务处，在未取得领事同意之下可径行搜捕。巴雷特并点名，去年扫荡无功的静安寺路151号是首先应该突袭之处。为避免重蹈覆辙、徒劳无功，工部局亦同时决定对跑狗场进行限制。5月21日，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决议勒令明、申二园自下月起将赛事由每周两次缩减为一周一次。决议既定，随即于5月26日清晨对静安寺路151号展开扫荡，动用了路障、警车、大型探照灯等，声势浩大。当时有184名西人和55名华人男女正流连场中，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均被迫留下姓名，在众目睽睽下步出大门。

马丁的意见代表工部局内同情跑狗者的声音，即弛禁已经足够，不必再对跑狗场赶尽杀绝；博良的看法则表达了主张绝禁者的观点。对此，费信惇批示：“对我来说，问题不在跑狗是否应禁，在于工部局对非法赌博究竟准备缉查到什么地步。参加静安寺路151号轮盘赌的英美人士都依法起诉，如果外人参与轮盘赌遭法律制裁，前往跑狗场也同样应受惩处。”

费信惇对跑狗问题态度坚定，与其背景及经历有密切关系。费氏是工部局中少有的美国人，1903年来华，刚开始时在上海担任执业律师，1920年起连续多年当选工部局董事，1924～1929年出任该局总董。在其总董任内，历经五卅惨案、北伐军克复上海、“四一二”事变等重大政治事件，其一贯以强硬、冷静态度带领公共租界渡过危机。中国人对其的评价是：“态度非常恶劣，是有名的死硬派。”外人社群反倒对他十分爱戴，昵称他为“上海市长”（Lord Mayor of Shanghai）。费氏的声望在1927年底达到顶峰，该年9月适逢其52岁生日，外人群起为他庆祝。当日冠盖云集，英国驻华按察使格莱恩（Peter Grain）代表英美社群致辞时，盛赞费氏处理危机时的“审慎、勇气与正直”；11月，美侨社群集资为美国驻沪海军第十四团购置乐器，建立军乐团，以费氏之名命名，以资纪念。

除了两大警长的支持，另有两个新情况对费氏的禁赌政策发挥了推动功效。一是外人团体申请建立第二座回力球场遭拒；二是日侨社群的正式表态。 回力球发源于法国、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区，原为巴斯克人对峭壁击球的一种球戏，最初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后传入中南美洲，20世纪初再引入美国，演变成赌博下注的最好工具。玩法是在长方形的室内球场，球员右腕缚一藤木长篮，一人对壁击球，使其弹回，第二人接着再击。每盘5人轮流上阵，每次2人下场，以最后积分最高者为胜。除单打外，亦有双打。其特色是运动量大，球员需有极佳的体力，击球时快捷迅速，异常激烈，兼以变化莫测。

最后，费信惇强调公共租界之所以存在，在于它的管理远比华界优秀，只要租界施政水平下降，合法性便随之降低。他指出，光靠指责华界或法租界的缺失，以彰显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根本于事无补。“为延长租界寿命，工部局一定要向外界证明我们要治理得比别人好！”

再次，休士点出所谓“商业性赌博”实与大众娱乐密不可分。他指出跑马、跑狗、回力球这类运动，不像麻将或桥牌可以在没有赌注的情况下进行，而民众在下注观赛的过程中获得相当多的乐趣。至于那些阮囊羞涩却还光顾跑狗场或凭不义之财下注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中产阶级寻求公余闲暇的消遣。他说，日前他特意前往申园考察，遇见其公司的一名职员。这位职员告诉他，每当天气宜人的夜晚，他便会偕妻一同前往申园，每次买2元的“位置”、2元的“独赢”碰碰运气。如果将所有的输赢相互平均，长期看来可能是小输，但所得到的娱乐消遣早已值回票价。

费信惇与休士的论辩正反映了晚清至民国华洋关系的变化。国民政府建立后，租界当局与华人的关系已与晚清迥异。一方面殖民社会草创时期，在实践上经常是多元体系的凑合，其中多有矛盾之处，但殖民者出于权宜考虑，只要合用就不一定要有道理。但是到了1930年代，费信惇及其支持者转而接受另一种想法，即法与理必须里外一致方能自圆其说。另一方面，在外在形象上，晚清改良官员多忧心西人对中国执法的观瞻；费信惇则反过来忧心华人居民对租界执法的观瞻。这种主动与被动、观者与被观者之间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殖民社会下的“异国转译”。

赛狗在公共租界遭禁之后，明、申二园先改作娱乐场和足球场，很快便因无法支撑而告消失。两园一旦关闭，受益最大的便是法租界的逸园，它由原先的苦撑经营顿时步入坦途。明园、申园的许多狗主纷纷转至逸园出赛，热衷赛狗的观众也随之移师逸园。逸园接收狗主人和观众后，不仅比赛时间由原先的每周两天增加为每周三天，场次也由原先的一晚9场增加至12场。赛季火力全开时甚至可达14场，时间长达三个半小时，晚上8时半开赛，待赛事全部结束时已过夜半。每晚14场的输赢起伏、购票、兑票，形成如潮水般的奇观。《申报》记者“建勋”这样形容逸园赌客的神情。

更重要的是，赛狗场在运动与赌博之外，还提供其他的社交娱乐。由于赛狗仅使用跑道，场地中间尚有大片绿地，场地旁也有与看台相连的高大建筑物可供利用。早在明园、申园时期即有辟为足球场、跳舞场的计划，只是受赌博争议的影响没有机会全面付诸实行。逸园成为沪上唯一的跑狗场后，遂采取多元化经营。一方面开放跑道中心的场地，供沪上足球比赛之用；另一方面在场畔另辟露天看台，供会员及其友人一面饮宴社交，一面观赛（图5-7）。

当跑狗争议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另一项具运动成分、又富含赌博性质的球类活动悄悄传入了上海。此活动西文名“Jai Alai”或“Hai Alai”，中文译为“回力球”。此球戏与跑马、跑狗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大英帝国毫无渊源，而与稍早的西班牙帝国渊源甚深。回力球发源于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巴斯克地区，与地中海的关系远胜于西欧，球员也以巴斯克人或古巴人为主，所以传入上海后很自然地选择法租界而非公共租界为落脚处。因它与英国缺乏文化上的关联，所以进入上海后并不借助英式总会来制定规章和安排赛事，看球者也仅为娱乐而来，任何人只要购买门票即可进场，并无彰显会员身份的意涵。在摆脱了英式运动内涵的阶级性之后，回力球乃全力朝赌博的方向发展，使运动与娱乐得以进行更紧密的结合。

力球无疑是上海外来赌博中最晚引入者，同时异国风情又最浓厚。1930年，该球戏初被引进上海，当时不仅对沪上华人来说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对大多数英、美侨民而言也是一项前所未见的游戏。巴斯克在行政区划上虽属西班牙，但在种族、语言、文化等方面均自成一格。球员黝黑的肌肤、奔驰球场时飘扬的黑发、广告牌上拗口的姓氏、裁判使用的西班牙术语等，对中、西两方的观众均展现了浓郁的异国情调。然而，这个洋得不能再洋的运动却在文化转译的过程中成为一个被重新解释得最彻底的案例。

回力球之所以能在1930年引入上海，尚有一定的天时、地利等条件。当时，上海已发展成亚洲规模最大的城市，不仅工商业繁荣、娱乐业发达，且拜游戏场、舞厅、电影院、戏院林立之赐已初具“夜上海”的规模，且有相当人口习于下班后冶游，夜深始归。商业化后的回力球赛一般集中在夜晚举行，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不谋而合。此外，回力球赛在分配赌金方面主要采取“赢家分成法”，此法早于1888年由上海跑马总会引进，在沪上实行有40多年，居民对之并不陌生。另一项类似的活动跑狗也刚在1928年引入，广受上海市民欢迎。上海除了拥有规模不小的外人社群，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华人中产阶级，他们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是个极具潜力的市场。

1929年初，一位美国商人蒲甘（Harry E. Booker）率先嗅出回力球在上海的商机，开始联络沪上几位对娱乐业感兴趣的法籍和华籍人士，其中包括法租界律师第一把交椅的逖百克、旅沪法国会计师步维贤、英商马海洋行（Spence，Robinson & Partners）合伙人鲁滨孙（H. G. F. Robinson）、中国凿井公司（The China Well Drilling Corporation）美籍工程师泰乐尔（L. K. Taylor），以及国民饭店老板陆锡侯等人，试图引入此球戏。在蒲甘的穿针引线下，该年春天他们共同发起合组“法商中央运动场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 Parc Des Sports），简称“中央运动场”（The Auditorium）。

回力球赛虽展现了强烈的“光、热、力”等现代性特征，但与赛马、赛狗相比，其实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并无实质上的不同；而且三者相较，回力球赛与赛狗之间的相似处尤多。首先，两者均位于法租界精华区（图6-8），即宽阔整齐的亚尔培路上，紧邻租界的社交中心“法国总会”（Cercle Sportit Franais）。其次，在场地方面，回力球场的新厦固然具现代感，逸园赛狗场的五层楼建筑亦不遑多让。再次，在赛事的安排上，两者均主要在夜间比赛，均大量使用电力。最后，彼此下注方式亦雷同，采取“赢家分成法”。最重要的是，两者因同属法租界娱乐事业，在高层人事上多有重叠，往往一方在经营上革新，另一方随即跟上。

严格说来，回力球赛有几项特别突出之处，是赛马和赛狗难以企及的。首先是常态性娱乐。以赛马为例，如前所述，沪上赛马次数虽日渐增多，但平均一周仅一个下午，且须避开寒冬和炎夏，谈不上什么常态性。至于赛狗，草创时期虽有三家跑狗场每周共赛六日的盛况，但自1931年4月明园、申园相继停业后，一枝独秀的逸园一周仅比赛三次，进入寒冬后为了保护猎犬，往往缩减为一周一次。而回力球作为最晚进场的活动，为了争取市场，开幕不到一个月，便大胆地于1930年3月3日将比赛时间由每周三晚改为每周七晚，周六、日下午并另加日场；1934年还进一步在场内装置冷、暖气，务求做到四季皆宜、日日皆有。从此，回力球赛风雨无阻，除岁时整修，仅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时曾短暂歇业，市面一旦平静旋即重新开业。回力球赛除每日皆有，球场更灵活调整开场的时间以配合时局。譬如，一般晚上8时开赛，但在“一·二八”和“八一三”期间，因战事缘故曾分别提早到7时、6时或7时半，以便观众能在十时戒严前回到家。

这些球迷每晚到回力球场报到，风雨无阻。有趣的是，当中某些段数高者颇有自律精神，“能严守赌博的德行”，每晚量力而为，预定的数目输完了便暂时歇手，赢到了预定的数目也不再贪心，所谓“今夜有今夜的计划，明晚有明晚的方法”。这些人到回力球场来，不是为了一时的遣兴或外快，也不屑随众盲目下注，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决心，相信球场开出的号码有一定的规律，只要积累足够的资料，投入时间与精力去研究便可循线找出。就是在这些老球迷手中，回力球赛逐步展开惊人的知识化过程。

这些回力球专栏与战前不同之处有二。一是篇幅大增，由原先的一角短文变为半版之多，因此除有关规则、赌法、球员动态、场内花絮等专文，还可容纳各式的预测和统计表格，如“前日比赛成绩表”“当天节目及预测表”“号数赢位次数表”“球员百分成绩表”等。二是连载时间长，譬如《东方日报》的《回力球谈座》（1938年2月10日至1940年5月7日）和《力报》的《回力球话》（1938年7月15日至1940年11月20日）均超过两年；而《上海日报》的《回力球园地》时间更长，超过五年（1938年7月1日至1943年9月27日），要是再加上《繁华报》的《回力球》专栏（1943年11月8日至1944年9月25日）则长达六年。这样的时间与篇幅，为回力球知识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如果以编辑群划分，可大致将这些长短不一的专栏分成两类。一是以“派萨”“温那”为主的《上海日报》《上海世界》《繁华报》；二是以“白松轩主”和“金马”为主的《东方日报》和《力报》。前者的专栏以表格为主，报道也以球员动态为中心，文字中规中矩，与一般的“赛马预测”或“赛狗预测”没有太大区别；后者则文字与表格并重，尤其擅长分析球路、探讨虚实，是回力球进一步知识化的重要舞台，而其编者“白松轩主”和“金马”无他，正是球迷界有名的史悠宗及其兄史悠根。

《电声》杂志有一则更耐人寻味的记载：据说某一当红球员染上不可告人之病，前往一名医处求医，该名医刚好为一回力球迷，且经常败北，在球场上已花费数千金。名医见球员上门，遂殷勤招待，竭力为其诊治，同时不收诊金，仅收取药费，终于将其治愈，二人遂从此结为好友。某日，名医问球员是否有方法将输去的千金赢回来，球员很恳切地说没有。名医不死心，一再要求，球员乃说：这样罢！如果你看到我被关煞了四五天之后，然后有一天我打得特别起劲时，你不妨在我身上多多下注，或许可以捞本。名医果然身怀巨金，日日在场内等待机会。某晚，该球员特别起劲，连赢五盘，名医遂大量下注，买着四盘，是晚大赢一千数百元。事后名医问球员：你知道自己要连出五盘，还是有别种诀窍？球员回答说：一没有预知，二没有诀窍，不过是我的球艺本来就甚佳，从前因为生病精力不足，场中每次要我连出我都打不出来，现在我的病已大好，精力充沛，自然可以横扫五盘。

为什么中国球迷如此执着，宁可相信有人操纵，而不愿承认概率？这不排除与传统知识分子对“赌戏”的态度有关。根据陈熙远对明清马吊的分析，传统士大夫从事牌戏时，往往避言那些难以预料或不可理喻的运气或机运，认为如此便沦为市井赌博，落为下乘了。相反，他们强调的是其中的学问与道理，亦即“游戏”的成分。为将“小道”提升为“大雅”，他们甚至尝试将赌戏“正经化”。由此看来，民国时期的小市民或小资产阶级文化人，虽然无法完全与明清时代的士大夫相提并论，也不曾作出像什么《牌经十三篇》的经文，但对回力球赛中知识、学问的偏执追求则一。所以《上海生活》杂志有篇文章写道：“回力球会使人这样如痴如醉地赌得发狂，也许就为了有路可寻、有法可算。越是智识份子，越易着了迷而赌得厉害。”

借由同时广泛地使用中、英文两方面的材料，分析不同文化在同一时间与空间的样态，本书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异国事物的转译既不是单纯的复制，也不是简单的本土化，它在移转的过程中经常因文化的拉锯与协商朝不同的方向偏移。第二，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变化，同一类事物（甚至同一项事物）可以朝两个不同的方向移动，被不同人群用不同方式定义与解释。第三，它位移的方向以及幅度大小，端视背后对阵的文化力量。

赛马、赛狗、回力球赛正是这样的三种活动。它们从一开始便与帝国主义紧紧相连，直至1949年前后迅速地被扫除殆尽，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历程有如一个难得的历史切片，让我们得以在它们成为“日常生活”之前，有机会用历史的显微镜加以检视，从而观察它在转译时不同阶段的各种变化。 本书因此发现，在文化转译的过程中，无论是这三种运动本身还是承载这些运动的组织机构，乃至于中国芸芸受众，都是不断地根据自己的需要与环境做出各式各样的调整。 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运动与殖民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配合殖民社会的需求，让英式赛马在中国能永续经营，上海跑马总会在制度上不得不因地制宜，这即是本书所论及的第一层转译。这些措施包括全面由西洋大马改为蒙古小马，更采用在英国尚属非法的赢家分成法和赌金计算器，从此在马匹谱系和下注方法上成为英国的化外之域。又如，华人精英在试图加入西人赛马会不成后，不惜动员沪上甬商大量人脉与资源，另行在西人势力范围之外建立英式赛马场，并在建成后自行前往英国注册与寻求认定，以显示比西人赛马会更正宗。而上海法租界以烟土起家的白相人，看到英式赛马在殖民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更进而在上海近郊建起第三座赛马场，并借着新成立的华商赛马会举行百万香宾大赛，为上海以外的受灾华人募款；从此不仅由匪类迈入绅士之列，更由地区性的闻人晋升为全国性的闻人。这种由西人而华人、由精英而下层的民主化过程，正是本书讨论的第二层转译。换言之，英式赛马作为一项运动不断地被修正与挪用，殖民社会的赛马并不是单纯的英国移植，华人赛马会也不是英人赛马会的复制，每一次的转译都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变化。

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的是运动娱乐化的问题，特别是运动与赌博的关系。赌博本就是在赌所谓的不确定性，是以任何具不确定性因素的东西都适合下注。例如，足球世界杯赛或总统大选，而运动比赛每场都包含了不确定性，与赌博之间尤其有难以割舍的关系。譬如，每逢足球世界杯，办公室同事间经常会下点小注，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只是办公室里几个人口头约定的小赌，与机构性地促成，专为赌博前往观赛本质上并不相同。前者仅为助兴，下注者关心的是赛事本身，特别是对抗的过程；后者则是将赛事视作工具，输赢结果才是其关注之所在。本书在第二部分讨论的便是这样一个运动与赌博之间的复杂变化。

在这个部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华人深受赛马、赛狗、回力球赛这三项运动中赌博因素的吸引，还可以看到这三项运动在进入20世纪后与休闲娱乐关系的日趋紧密。三者均不断地修改其章程，竭尽可能地向华人观众招手，而且一个比一个积极。在其诱引下，华人观众也一步一步地予以回应，投入的人数日渐增多、参与的阶级日渐下降，对这三项运动的看法也出现了明显的区别。 从华人的角度来看，赛马随船坚炮利而来，代表西洋文化，本身又具备“尚武”的精神，可与中国古时君子的射猎活动相比拟，所以属于运动而非赌博。赛狗虽然同样来自英国，同样用总会的方式推动，但因猎犬背上无人驾驭，其运动性质就颇为可疑。等到回力球赛传入上海，它虽然是三者当中最接近体育的体能活动，但因来自南欧，加上每晚16场、每次6人上场的赛事安排暗合掷骰的特性，华人均认为它名为运动，实为赌博。既然是赌博，华人遂援引中国的赌博传统，毫不客气地重新加以诠释。在此架构下，赛事本身的精彩与否沦为次要，赛事结果产生的数字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从赛马、赛狗到回力球赛，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娱乐化的快速发展，在如何解释其意义与乐趣等方面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翻转。这即是第三层，也是极富创造性的文化转译。

譬如，在赌博文化方面，中国有更深厚的传统，所以最后朝向以“赌心思”的方式解释回力球赛。而在殖民社会方面，英国文化无疑更为强大，所以相当一部分的华人精英全盘接受了英国的赛马文化，即使如青帮大亨杜月笙、张啸林及其手下的“四大金刚”之流，在加入所谓“纯粹华商”的上海中国赛马会之后，也无不中规中矩地遵守英式赛马的制度与规章，不敢有丝毫逾越或便宜行事。或许我们可以更大胆地假设：倘若不是处于殖民社会，华人精英不会如此热情地拥抱英式赛马；倘若不是中国有如此深厚的赌博传统，“三跑”也不会如此轻易地被翻转解释。

但以殖民社会而论，赛马、赛狗、回力球赛不仅具有“西洋文化”“先进文明”等光环，更代表上层殖民者的文化，这对通商口岸的华人精英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些精英或为清末洋务官宦之后，或出身因生丝出口致富的南浔商人之家，或为随外人北上的广帮，或为白手起家的甬商，此外还有日渐兴起的专业人士。不论其原先家业根底如何，这些人的功业成就均与通商开埠紧密相关，他们有些更是租界商贸赖以运作的推手。一方面为了融入殖民社会，攀附社会位阶，另一方面也是真心体会到运动的乐趣，他们积极参与赛马组织，全心拥抱赛马文化。在通商口岸半殖民的环境下，中国尚文不尚武的传统远远不敌英帝国的运动竞技，因此在赛马组织方面，转译明显朝着英帝国的方向偏移。

殖民本与殖民地相连，亦即有割让、领土转移等法理上的事实即为殖民，但殖民的意涵其实不仅于此。如前所述，除了正式帝国，还有非正式帝国；除了领土取得，尚有所谓的势力范围。是以殖民的现象并不止于殖民地，更可以延伸至在华租界，甚至通商口岸本身。在这样的视角下，本书案例便可提供数项殖民的特征。首先是社会流动性的大幅增加。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通商口岸提供了一个罕见地快速流动的环境，无论对华人还是对洋人而言，口岸城市都是一种难得的“化外之地”（other place），让他们能摆脱各自所属母国的束缚，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位阶。对来华英人而言，英国森严的阶级制度在此被暂时性地打破与重塑。他们虽然多出自中产下层，甚或工人阶级，但因殖民之故，来华后地位骤升，可以模仿国内更高阶层的生活方式，包括加入绅士型总会，从事赛马、狩猎、板球、英式橄榄球等这些过去难以想象也无法企及的活动。而对通商口岸的华人而言，开埠之后，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重要性骤然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阶序因此出现无数裂缝，社会上充满各种前所未有的可能，只要把握机会，毫无根底的人也可以在一代中发家致富，受人尊重；就连社会底层的白相人也能在短短十年内跃升为社会上呼风唤雨的人物，进而利用各种西式的机构和活动放肆地展现自己。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内化的认同，一种将自己与一般大众区别的骄傲。譬如，许多马主回忆当年从事赛马的动机时，表示“就是为了好玩”。这个“好玩”固然可以解释成英式运动所带来的乐趣，包括在马房和马匹的名称上大玩文字游戏，更可以解释成骄傲与得意，代表我懂得规则、我知道怎么玩，而且我玩得起。借由从事殖民者从事的活动，表示我也与殖民者一样优秀。是以英式赛马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马祥生和他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拉马走大看台时，享受的不仅是马匹胜出的得意，更是一旁观众的“噢”“哇”呼声与羡慕的眼神。而英式赛马之所以能形成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靠的正是背后殖民的力量。

当被殖民者照着殖民母国的规则比赛时，就代表他对其价值观的某种认同，同意这些规范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被遵守的，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中被殖民者重复加深与殖民母国更高价值的连接。这种文明输出，其效果虽不如现代医疗那般立即而明显，而且涉及个人认同，属于内在情感，微妙且不易观察，但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重塑，其影响之深远不逊于政治制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