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1592年，一場波及中日韓三國的世界大戰「壬辰之戰」，就在朝鮮半島開打！豐臣秀吉揮兵朝鮮，朝鮮國王連夜逃走，使者急向中國求救，當時的大明王朝，救，還是不救？！
這是十六世界的東亞，當時的朝鮮身為明朝的藩屬，每年派遣朝天使（後稱「燕行使」）出使中國。本書以這場驚動天下的「壬辰之戰」揭開序幕，帶出這群罕為人知的「朝鮮使者」的故事。
這群使者中，有人成功說動明朝官員出兵援救自己的國家，如鄭崑壽；有人在戰爭中被俘虜，流亡日本，淪為人質，最後終於逃出生天，如魯認與姜沆；也有因語言不通，只能與中國人透過筆談交流，卻從中培養出至死不渝的跨國友誼的，如洪大容與金在行。在他們眼中，明朝並非積弱不振，反而是援救朝鮮免於日本攻佔的強盛國家，中華文化以及「中國製造」的布疋、貨物與商品更是備受推崇，每逢朝鮮使節團出訪中國，都是一趟滿載而歸的商貿交流。
然而隨著清人入關，明清鼎革，孺慕大明的朝鮮人在心態上該如何自處？他們怎麼面對大時代的崩裂？又該如何看待大清帝國的存在？朝鮮的世界觀，至此產生了劇烈的改變！他們先是熱衷於撰寫明朝歷史，甚至放棄仕途，為明朝守節；然而終究遺忘了明朝，並逐漸走向今日的韓國主體認同，這段艱難的轉折，背後藏著什麼樣的故事？
明清時期的朝鮮使者每次出使都留下許多觀察紀錄，作者由兩幅韓國人繪製的古地圖說起，從這些史料中，再現一個又一個真實生動的故事；並且更進一步，探索朝鮮人心底的中國與天下究竟有多遠有多大，為讀者描繪出一幅朝鮮的思想地圖。

作者简介
吴政纬，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說書 Speaking of Books」編輯委員。著有《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以及學術論文〈寓思明於志怪：董含《三岡識略》的歷史書寫〉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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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不错的著作。

在文章開頭所述及的那場政爭裡面，李成桂的兒子李芳遠儘管殺害了鄭夢周，但在他當上皇帝（朝鮮太宗）以後，卻必須表彰這位不仕二君的忠烈之士，讓他入祀孔廟。這是因為整個朝鮮在李成桂的時代，即已朝著儒教國家的方向發展。那時，與鄭夢周齊名的儒家學者鄭道傳主持了各方面的改革，他所編纂的《朝鮮經國典》設計了整個國家的大小規制，其理論根據，也是儒學。

試著端詳兩張由朝鮮人繪製的地圖（頁十六、二十），我們可能較熟悉第一幅「中國地圖」。乍看之下，朝鮮人筆下的中國地圖，大體符合實情，不論是沿岸的輪廓，或是重要河川如黃河、長江的相對位置。當然，我們能輕而易舉地指出失真的部分：河川與陸地的比例失衡，中國大陸東部與西部的比例尺不一致。

中國居於天下之中，世界圍繞著中國旋轉。世界起源從盤古開天闢地說起，繼而女媧補天，中國的歷史象徵天下，紙上密密麻麻的註解，說得更多的是中國，而不是今時今日的「世界」。中國曾經主宰東亞區域的知識，朝鮮上下莫不服膺。我總覺得，讀懂這兩幅地圖的方法，首先要了解中國，才能進而掌握朝鮮的位置。

朝鮮素稱禮儀之邦，自號「小中華」，也就是最像中華的外邦人。為了凸顯自身的文化高雅，朝鮮官方揀選頗具威望的高官，以及擅長漢文詩賦的文臣，擔任使節團的要職。他們穿著明朝樣式的服裝，走在前往中國的道路上，處處彰顯漢學素養，體現東國有人的尊嚴。朝鮮自一三九二年開國後，仿效明朝制度，科舉同樣使用儒學經典，是一個處處復刻明朝的國度。理解這一層，才能想見朝鮮使臣履及中國土地的喜悅與振奮；這不僅是政治上的宗主國，更是文化母國，前往中國的使行不惟是政治任務，更像是朝聖問道的實踐。

相較於呈交官方的報告書，性質私密的日記更引人注目。日記像是封藏心底的悄悄話，只能跟自己說。根據現有的研究可知，寫作日記的動機，部分是為了回國後出版一本最權威的「中國觀察」，因為得以前往中國的終究是少數，光榮返鄉的人才有話語權。

學界習慣將朝鮮使者的見聞稱為《燕行錄》，燕是北京的古稱，可以簡單地將此理解為「前往北京的紀錄」。然而，這種稱呼流行於清代，不是明代的產物。對於景仰明朝的朝鮮人而言，這不是燕行，而是朝見天朝上國的行旅，因此常稱以《朝天錄》、《朝天日錄》，由此可見朝鮮人對明朝、清朝的觀點迥然有別。

第一章〈從義州到北京：絡繹於途的求救信〉從一五九二年的壬辰倭亂說起。關於這場戰爭的專精研究甚夥，學者關注豐臣秀吉出兵朝鮮的動機，以及在朝鮮半島上四處燃起的狼煙。是誰擊退日軍，保衛山河，這是中國、韓國史家的興趣所在。相形之下，本書無意為戰爭蓋棺論定，評斷誰是誰非，筆者的企圖是述說朝鮮使者的故事。我們容易忽略戰爭期間，來回義州、北京的朝鮮使臣，他們拚盡一切，只為保全母國。當國家危在旦夕，這些使臣經歷甚麼？他們做了甚麼？這是本章想要探究的隱微故事。

第二章〈在戰爭結束後開始：魯認與姜沆的故事〉試圖描繪另一場戰爭。將目光遠離朝鮮半島，壬辰倭亂仍持續進行。兩位朝鮮人因緣際會被俘，而流亡日本，奔回母國是他們畢生職志。他們如何出逃？在日本淪為人質俘虜的歲月，造就甚麼樣的日本觀？更重要的是，透過他們的眼睛，理解壬辰倭亂的另一面向。

第三章〈皇明中華的尾聲：最後的「朝天使們」〉目標是呈現明代中國的景貌。在壬辰倭亂之後，一般認為朝鮮知識人孺慕中國，感激明朝再造朝鮮的恩德，感戴明朝是中華文化的母國。細細審酌朝鮮使臣的明朝觀察，在倭亂之後，他們如何評價中國？這是符合理想，實踐儒家的烏托邦嗎？再者，朝鮮與明朝緊密連結，當明朝走向死亡，朝鮮遊人能嗅出亡國的氛圍嗎？他們如何經歷明末，面對大時代的崩裂？

第四章〈清朝滅亡的隱喻：一棵等待盛開的枯木〉說的是明朝滅亡後的故事。一六四四年，明朝滅亡，這不僅是中國人的難題，也是朝鮮人必須回應的設問。在明朝滅亡之後，朝鮮如何安排自身的位置，他們如何看待清國的存在。最弔詭的莫過於清國入關後，歷經順治、康熙，直至乾隆年間，四境晏然，歌舞昇平。信奉「胡虜無百年之運」的朝鮮使者，如何理解、回應這個世界，他們是堅守愛戴明朝的立場，還是悄然改變？

第五章〈燕行即世界：十八世紀的「中國襲來」〉著眼於物質文化，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商品。十八世紀，中國製造的貨物宛如潮水，席捲朝鮮上下。朝鮮使節團不僅肩負文化任務，同時也是重要的商貿管道。朝鮮如何透過使行貿易，向中國購買各種必需品？朝鮮使者與清國的物質交流，如何影響他們對中國的觀感，形塑新的世界觀？此外，朝鮮使節團的亮眼明星，不應止於舞文弄墨的文人士大夫，那些隨團出行的奴僕、譯官、管理馬匹的下人，同樣值得關注。

第六章〈朝鮮人的「中國史難題」：中華？朝鮮？〉作為最後一章，一方面總結前面幾章的脈絡，呼應各種歷史陳因的積累；另一方面，試圖闡明朝鮮的世界觀在十八世紀的劇烈變遷。在明朝滅亡之後，朝鮮讀書人普遍思念明朝，他們熱衷於撰寫明朝歷史，甚或放棄仕途，為明朝守節。這不是與眾不同的選擇，而是數個世代有志一同的表態。然而，這一切究竟如何終結？在最「思明」的世代，他們如何遺忘明朝，逐漸走向今日的韓國主體認同？本章以一場中國、朝鮮的友情開端，進而申論其歷史意義，道出思明現象的尾聲。

這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至今仍籠罩在東亞的上空，揮之不去。出於各種原因，這場戰爭有許多名稱，如果按照天干地支的計算方式，那一年是壬辰年，日本揮軍攻打朝鮮，於是有人稱作「壬辰倭亂」。同時，這場戰爭列入明朝萬曆皇帝（一五六三>一六二○）任內的三大戰役之一，於是被稱作「萬曆朝鮮之役」。另一個參戰國日本則是以天皇的年號命名，是為「文祿．慶長之役」。

歷史學家對這場戰爭充滿興趣，它是一個跨國的「火藥戰爭」，動用當時最先進的火藥武器；它導致大量朝鮮人被俘虜至日本，許多朝鮮的手工藝（陶器）、圖書藝術、儒學思想也走進日本國內；它促進朝鮮、大明兩國的友好，在明朝滅亡（一六四四）之後，朝鮮君臣始終沒有忘記這份恩情。

故事將從一位被遺忘的功臣談起，他的名字是鄭崑壽（一五三八>一六○二），戰後受封為「第一等扈聖功臣」，理由是他說服大明，為朝鮮帶來援兵。當他出發時，朝鮮國王曾說「國家的生與死，就看你這一次了。」（國之存亡，在卿此行）1從後見之明看來，鄭崑壽成功地完成任務，一切是如此地順利。

事實絕非如此，求救請兵是項高超的政治藝術。簡而言之，這需要能力強大的團隊、動人的話語、有策略的行動準則，以及充裕的物質條件。當鄭崑壽步入北京城，他必須知道該找誰做什麼事，又應該要「怎麼說」。因此，一五九二年在義州的行前討論顯得格外重要，朝鮮君臣評估大明需要派遣多少軍隊、日軍大概動員多少士兵、如何讓大明覺得問題嚴重到需要「出兵」，這一切都不簡單。

翻譯人員在當時稱作「通事」，意思是交通外國事務的人。李昖揀選最優秀的通事隨行，這些人在後來的斡旋談判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名字都值得記下，這三位是洪純彥、洪秀彥、韓潤輔。通事的人數有限，派遣三人已是不少，畢竟還需考量到之後明軍抵達朝鮮，將另外需要通事居中溝通。通事一職在朝鮮官僚體系的地位並不高，通常由身分地位較低的「中人」擔任，往往不為高級官僚重視。然而，在此存亡之秋，正是這些人承擔最為吃重的角色，聯絡大明、朝鮮兩方的各種事務，他們也是今日被遺忘的功臣。

鄭崑壽極為幸運，時勢推了他一把。當時大明朝廷本來忙著處理另一戰事「寧夏之役」，這場戰爭在鄭崑壽出使北京期間，恰好結束。一如鄭崑壽與副使施允濟所說：「寧夏的戰爭結束後，大明必定專心處理倭寇」（寧夏賊劉東陽已就擒，朝廷必專意攻倭），7這對鄭崑壽一行人而言，可是天大的好消息。鄭崑壽給石星的信函中也表示「今者伏聞寧夏之賊，兵不血刃，自就滅亡，已無西顧之憂；惟此倭寇獨稽天誅，王師可以專力，以堂堂天朝十萬兵，可以朝令而夕發。」8三日後，石星召見鄭崑壽、副使施允濟，以及通事，鄭崑壽等人當場痛哭，9懇求石星立即出兵。根據鄭崑壽的記載，石星感動不已，甚至也哭了出來，於是口頭允諾應援之事。

在兵部官員眼中，朝鮮方面「不知道練兵，只知道靠中國的軍隊；不知道積蓄糧食，只知道將中國的糧食當作自己的，真是只會享受他人的勞動成果。」（不知練兵，長以中國之兵為兵；不知積餉，長以中國之餉為餉。己享其逸，而令人居其勞；己享其安，而令人蹈其危。）22

23顯見朝鮮虛報不少戰功。朝鮮使者為了提高請兵的成功率，低報日軍的人數，例如鄭崑壽離開北京之後，宋應昌與石星通信時提及「朝鮮急著我們派兵過去，他們擔心我們不願意，進而影響到出兵的事宜，所以把敵軍很多說成很少，宣稱敵軍很弱，但其實很強，考量到人情，這種處理方式是難以避免的。」（夫朝鮮求援甚急，方慮恐喝中國，阻饒我師，以眾作寡，以弱掩強，人情大抵然也。）24

戰爭已持續六年之久，在魯認之前，早有無數朝鮮人被擄至日本。魯認發現不少在九州的朝鮮人，衣著早已改為日本樣式，當他們看到魯認穿著朝鮮服飾時，悲從中來，在路旁嚎泣起來。真是耳不忍聞，目不忍見的慘狀。

魯認的書法並不出眾，至少不是人們評價他的亮點。然而，他自小準備科舉，讀書練字可說是再平凡不過的日常功課。相較於漢學人口貧乏的日本，一般朝鮮讀書人的程度，就足以讓他們眼睛為之一亮。一位日本僧人曾向魯認索取漢詩，魯認手筆一出，立即獲得賞識。自此以後，日本年輕人常常拿著扇子來訪，乞求詩作，只待魯認把詩寫完，一手交詩，一手取款。（自是倭官年少輩往往抱扇乞詩，詩成書罷，銀子輒至。）2透過這種方式，魯認累積一筆財富，有了行動的本錢。

魯認安然抵達福建後，在當地引起不小的騷動。對於大明官方來說，他們看重的是來自日本的第一手情報；對大明的讀書人而言，這不只是一個外國人，而且是曾經親歷戰場的勇士，魯認象徵著大明援助朝鮮的功績。每天都有很多大明士人登門拜訪，請求他賦詩和韻，大明官員甚至餽贈白銀給他，表達敬意。

魯認《錦溪集》中的〈被俘同苦錄〉。這些名字提醒我們，活生生的人捲入無情的戰爭中。

日本儒者藤原惺窩（一五六一>一六一九）就是乘著這個特別的因緣，結識姜沆。藤原惺窩極為仰慕姜沆，向他學習朱子學，這在朝鮮是所有讀書人自小鑽研的學問。一位朝鮮讀書人在日本傳播儒學，這毋寧是對戰爭最大的諷刺。

一六○○年二月，日方釋放姜沆等人，他們能夠自由活動，這都多虧大明官員的協助。同年四月，姜沆離開伏見，前往對馬島，轉往朝鮮，最終於五月十九日抵達釜山。12歷經千驚萬險，姜沆得以如願返鄉，都得歸功於他始終不放棄，不斷尋找機會。然而，平安抵家，並得知父親安然無恙，並未帶來多少欣喜。姜沆親筆紀錄整段在日本的觀察與歷程，原本將此命名為「巾車錄」。巾車是為古代罪犯專設的座車，13姜沆身為朝廷命官，第一時間未能殉國，竟遭敵軍俘虜，在當時被視為奇恥大辱，姜沆曾自承這是「偷生苟活之罪」，14可見其嚴重性。

綜觀魯認、姜沆的故事，儘管他們都是朝鮮人，在母國大地上抵抗日本敵軍，卻均被擄至日本，這可以理解為意外的巧合，但也不盡如此。魯認說被俘虜的都是「良家士族」，16也就是出身好的人家，或是兩班；姜沆問日人為何俘虜他，得到的答案是：「因為你們一行人都戴著絲質的帽子，身著輕暖之衣，認定你們是官人，於是綁去日本。」（以公等著絲笠，衣輕暖，認為官人，將縛致日本。）17由此可見，他們識得文墨，出身較好，這些條件才是日軍沒有第一時間痛下殺手的原因。更進一步說，我們能夠知悉他們的故事，也源於他們極高的文學素養，才能留下如此寶貴的紀錄。

中國史書對壬辰倭亂的著墨不多，甚至稱得上漠視。清代一本流行於民間的歷史教科書《綱鑑易知錄》，從一五九二年戰爭開始直至結束，沒有一字提及明朝出兵朝鮮。20即使是出版時間較早的《明史紀事本末》（一本關於明朝歷史的讀物），為這場戰事所下的結論，居然是：「若非豐臣秀吉病亡，日本軍隊解散，七年之間，陣亡軍士十餘萬人，耗費金錢數以千計，後來善後也不得方法，倘若告之國法，有誰能逃干係！」（向非關白貫惡病亡，諸倭揚帆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策，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21明朝自然沒有喪師十餘萬，更別說這種評論方式一筆抹煞明軍的功勞。不論是《綱鑑易知錄》對此事的空白處置，或是《明史紀事本末》的扭曲敘事，壬辰倭亂的明朝在戰後一百年，經歷許多變化，而這都得追溯一場戰爭：薩爾滸之戰。

以研究明清之際著稱的歷史學家李光濤（一九○二>一九八四），亦曾針對壬辰倭亂進行深入研究，他在逐頁翻閱《朝鮮王朝實錄》以及若干朝鮮史料後，寫下這麼一句心得：「幸而上面有朝鮮國之言為證，否則我們幾為《明史》所誤。」22此語是極好的註解，若僅靠清代產出的歷史文獻，誤人者豈止於清人所修的《明史》？

他提醒，對於十七世紀的西方世界，明朝滅亡頗受歐洲人矚目，這類似二十世紀毛澤東造成的效果，中國統治者的更迭，象徵新時代的到來。2回顧十七世紀的世界史，明朝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是不可忽視的話題，不僅盤旋於亞洲鄰近各國上空，同時吸引歐洲人的目光。曾經有一個時代，他的名字叫做明朝。

萬曆二年的使行是趙憲的初體驗，也將是最後一次。不同於其他使臣，趙憲肩負著一個特殊的任務，他的職稱是質正官，古稱「朝天官」，目的是向大明學習知識，準確無誤地理解後，帶回朝鮮。曾於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七次出使中國的魚叔權，5針對質正官一職說道：「過去前往中國的使節團，會另外派遣一位文官隨去，稱作朝天官，後改名質正官。命令承政院抄錄艱澀難懂的官方用語、地方俗語，交給質正官，詢問序班，得到釋文草稿而來。」（舊例於赴京使臣之行，別差文官一員隨去，謂之「朝天官」，後改曰「質正官」。令承政院抄給吏語、方言之未解者，憑序班草得註釋而來。）6

然而，趙憲卻是越來越感矛盾，即使質正官不如過去受到重視，但仍象徵著朝鮮向大明吸收新知的意象；更深一層地說，朝鮮藉此追隨一個最具備中華內涵的國家，期盼自己也能「以夷入夏」，成為中華。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出使大明的權撥（一四七八>一五四八），當他發現負責外交事務的禮部轉給他們的公文中，將朝鮮稱為「夷人」，他立即表示：「我朝鮮國用中華法度，一改夷狄之風，行之已久。現在看到題本上有夷人之語，深感不安，還請大人稍微考慮一下如何？」（本國用夏變夷，有自來矣。今見題本有夷人之語，竊所未安，望大人酌量何如？）8可見朝鮮士人心中，如此介懷，如此看重「中華」。因此，當中國境內的遼東居民彭文珠抱怨起時政，這對趙憲及同行的使臣而言，真是一大衝擊。

與趙憲一樣，許篈越接近北京，越發真實地認識中國。遼東地方官員陳言屢次勒索朝鮮使節，連包裹外交文書的朝鮮紙（俗稱鏡面紙）都不放過。在許篈眼中，他「狀貌獰惡，貪墨自恣」，10真是醜惡至極。許篈與中國百姓莫違忠筆談，亦提及大明賦稅之重，此外又有雜役，例如要求無償提供牛、驢，甚或是替官府釀酒、養官馬，層出不窮。苛捐雜稅名目之多，以致窮苦人家典子賣女，家破人亡。11許篈認為此類官員「總以為百姓是愚昧的，於是放肆地欺壓他們。」（每以黎庶為蠢蠢，而侈然以肆於其上）12當他面對大明官吏公然索賄，只能感嘆「這人只知道貪心，完全不顧廉恥，名為中國人，但其實與野蠻人沒差別。」（此人唯知貪得，不顧廉恥之如何，名為中國，而其實無異於達子）13這實是朝鮮人對「中華」的嚴厲批判。14

除了拒收禮品的清官，也有被治下民眾牢記姓名的親民官。趙憲一行人曾於薊州（今天津市附近）借宿民居，趙憲向主人家詢問是否有「好官」，主人歷數三位清勤愛民、性甚勁直，不為非作歹，且深曉民事、決斷如流的地方官員。18在朝鮮貢使痛批大明吏治之際，不能忘了這些堅持為官有道的人。

換句話說，朝鮮本就關心大明學術的風吹草動，也一直以能夠掌握這些學問，感到自信與驕傲。抱持此種心態的朝鮮使者，與沿路認識的大明讀書人交流學問，大明的學術卻已發生超乎想像的變化。根據幾位底層讀書人的說法，大明朝廷正準備將王陽明入祀孔廟，意義等同頒給這位朝鮮徹底敵視的學者「諾貝爾獎」。因此，許篈一抓住機會，便向大明讀書人嚴詞詢問此事，他曾與遼東正學書院的四位生員筆談，24席間表示：「我聽說最近王守仁的邪說非常流行，孔子、孟子、程頤、朱子一脈的學問凝滯不通，難道這正統學問即將滅亡了嗎?!」（竊聞近日王守仁之邪說盛行，孔孟程朱之道，欝而不明云，豈道之將亡而然耶?!）25對陽明之學提出嚴正的批判。

萬曆年間的中國在趙憲、許篈眼中，亂象叢生，與想像中的「中華」不盡相同。那麼，離開晚明，走進「明末」，又將是甚麼景象？

真實的狀況與設想有差距，至少根據李晚榮的見聞，戰地居民已然習慣這種生活，即使外頭有敵軍出沒，城防深嚴，但民眾依舊四處玩鬧，商店街照樣營業，人潮洶湧，面無懼色。38戰爭看似沒能侵奪太多的日常，金堉、李晚榮二人一同登上通州（今北京市）的高處，滿載物資、錢糧的船隻，來往於南北，未嘗止息。39不管戰火如何肆虐，商人仍絡繹不絕，牽著羊、豬，以及軍用物資，奔赴前線爭利，因此山海關外物資充足，沒有沾染太多末世氣象。40

本就遭朝鮮士人詬病的吏治更是雪上加霜，官員、宦官勒索的行徑越演越烈。宦官竟然只因為朝鮮譯官奉上的過路費太少，公然動手打人，最終加給十兩白銀，方才了事。43禮部尚書姜逢元更是屢屢強加勒索，動輒坐地喊價，橫生事端。

李德泂（1566>1645），〈朝天圖〉，現藏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趙憲抵達會同館後，走進自己的房間，當他發現裏頭放置一套朝廷發放的棉被，他居然感念大明禮遇外國使節的恩德，堅持將棉被擺放原處，不敢使用。52從今人的角度觀之，趙憲的決定頗令人忍俊不住；然而，缺乏同情地理解，無法感受他不使用棉被的動機與決心。正如同朝拜萬曆皇帝的感動，如果只是紙上的一行文字，那麼萬曆皇帝只能夠代表自己，無法象徵一個時代。

他們仍在沒有中國的地方，尋找中國。

朝鮮讀書人對大明懷抱期待，「願見中華」之心促使他們參與前往北京的使行團。趙憲的日記名為《朝天日記》，許篈稱《朝天記》，從這種命名方式即可一窺朝鮮使者的想法。他們認為前往大明是朝見天朝，即使如前述所言，他們對中華上國感到失望，甚或起而批判，大體上仍同意大明是天朝，使行即朝天。相形之下，清代朝鮮人不再使用朝天一詞，即使偶一為之，意義也全然不同。簡而言之，「燕行」取代「朝天」，燕是北京的古稱，前往北京，燕行的意涵與朝天可謂天壤之別。

朝鮮讀書人為「明」守節，自棄終身的故事，聽來或許令人詫異，但許格並不孤獨，甚至可以說，他並不是一個特例。鄭栻（一六八三>一七四六）出生時，距明朝滅亡將逾四十年，但他的行為一如許格，厭恨清國，「浮遊海嶽，以終其身」，墓碑上只願刻「大明處士鄭公之墓」，即使他去世時距明亡已一百零二年。僅以這兩位「大明處士」如何自處於世，即可明瞭朝鮮讀書人對清國的深惡痛絕，以及對大明的依戀不捨。我總覺得，明朝滅亡後，才真正在朝鮮存在。

在這些使節心目中，一切已然不同，他們表示「此路朝天前日事，遺民思漢至今悲。」或是「今行非復朝天路，隨遇空為感舊吟。」6頗能道出時代巨變的感受，明明路是同一條，心理狀態卻已迥然有別。這就是從朝天到燕行，朝鮮使者去的是北京，不再是天朝。

因此，清代《燕行錄》頻繁地紀錄各色人物的穿著，仔細到幾近繁瑣的程度，這必須考量到朝鮮人藉此凸顯自身「有文化」的心態。在大清宮廷上，朝鮮人事後的記述，揶揄諷刺蒙古人、俄羅斯人、越南人、臺灣原住民，著眼點常以衣著為題，道理正源於此。

必須指出的是，朝鮮在貢道上行走時，官員均穿著正式服飾，也就是大明衣冠。當李惕然與同行朝鮮人雙眼對上漢人時，漢人舉起手，撫摸頭上光禿禿的部分，那被薙髮的地方，並露出感慨慚愧的表情。8

不過仍有人能穿戴大明衣冠，即使他不是朝鮮使節。朝鮮貢使發現北京城內，那些在戲台上登場的各色人物，當演出涉及前朝故事，允許穿著舊衣冠。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李德懋（一七四一>一七九三）在北京聽戲曲時，注意到台上的角色各有裝扮，其中就有明式衣冠，不由得感嘆「禮失而求諸野，漢官威儀盡在戲子，若有王者起，必取法於此，可悲也。」12李德懋認為漢官威儀都在戲子身上，未來若有人推翻清國，必定在此重尋中華法度。他感嘆高高在上的中華制度，居然匿蹤於讀書人看不起的戲班身上，著實可悲可嘆。徐浩修（一七三六>一七九九）的意見與此相同，他表示：「今天下皆遵滿洲衣冠，而獨劇演猶存華制，後有王者必取法於此。」13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明朝滅亡已逾百年，李德懋、徐浩修仍關注大明衣冠，並以此作為評價中國的依據，服飾的魅力與歷史意義，遠超今人的認知。

不僅如此，初入境清國時，姜浩溥甚至不願意見上女真人一眼，並拒絕食用源自清國的食物。朝鮮使節團時常在沿路搭起火架，就地取材，做成簡易的餐點。姜浩溥自稱，在看過女真人的容貌之後，一股噁心想吐的感覺盤旋心頭，傍晚用餐時，發現烹飪使用的豬肉，雖然是隨行的朝鮮人調理，但來源是當地買來的豬肉，是「胡人之物」，於是嫌其汙穢而不願意食用。19

同樣在朝鮮境內，前往北京的貢道上，路旁有一座小館，李德懋記得此處是明朝使者來朝鮮的必經之地，朝鮮、明朝的官員在此賦詩唱和。館旁一棵長約一丈的松樹，下可容二十餘人依地而坐。令李德懋遺憾的是，越來越少人認識這株松樹，在明朝滅亡以後，「無人識此松」。22

李宜顯曾巡禮山海關外松山、杏山等處，他在附近找到一塊明代立的碑文，是萬曆皇帝為嘉獎遼東官員王盛宗、王平父子而立。他發現碑文中有二字遭到挖空，按上下文判斷，被去除的字應是「奴酋」二字。朝鮮使者或許是少數注意這塊碑銘的路人，也是發現明朝的用語遭到時代擠壓，漸漸消失的見證者。23

按照這種認識，清國自然一無是處，沈念祖（一七三四>一七八三）燕行歸國後與朝鮮正祖曾有一次談話，當提及清國時，沈表示：「萬里中土，盡入腥羶。所尚者，城池、甲兵；所重者，浮屠、貨利。華夏文物，蕩然掃地，甚至大成殿廊，便作街童遊戲之場。簷廡荒頹，庭草蕪沒，而未見一介青衿之在傍守護，見之，不覺於悒。」31在他眼中，清代中國專尚武力，重視佛教，熱衷營利，忽略文教，全然與中華上國的形象不同，中國已不是中國。

李玄錫編纂《明史綱目》是出於對明朝的眷戀，以及承繼先人遺志的責任感，但他不是毫無顧忌。他曾表示「或謂外國之作中國史，古未嘗有也」，30自古以來，確實沒有外國替中國寫歷史的例子，但這沒能阻斷他的工作，最終他完成二十四卷併附錄一卷共二十五冊巨帙的《明史綱目》。管見所及，這可能是朝鮮人著述最豐厚的明朝歷史作品。

一本十六世紀的童蒙教科書能夠持續再版，除卻文筆精湛、難易適中等優點外，為宋時烈看重的實是符合國情，是呼應思明時代的產物。稍一翻閱《童蒙先習》即可明瞭，這本書對於歷史的描述，滿足朝鮮上下的期待。元朝是蒙古人的政權，是胡虜夷狄，《童蒙先習》稱元朝是「胡元滅宋，混一區宇，綿歷百年。夷狄之盛，未有若此者也。」37即使元朝統一天下，亦因為夷狄的身分，評價不高。相形之下，皇明中華是「大明中天，聖繼神承於千萬年。」38大明將延續千萬年，如日中天。朝鮮與明朝的關係十分明確，《童蒙先習》記載「天命歸於真主，大明太祖高皇帝賜改國號曰『朝鮮』，定鼎於漢陽。」39上蒼將天命賜與李成桂（一三三五>一四○八），國號由大明欽定，立都漢陽。我們不應小看這麼幾句話，因為這是面向幼兒的教科書，這在他們腦海中塑造一種世界觀，最偉大的國家叫大明國，而我們的文化承繼大明國而來。

《坤輿萬國全圖》是重要的知識根源，但影響朝鮮更多的，應是傳教士縮小復刻的版本，是擺在北京琉璃廠，取購方便的各種仿本。知識流傳的脈絡，需要從最普及的地方尋找答案。筆者曾寓目一本地圖集《各國圖》（奎章閣，古2802>1），第一頁是「天地全圖」，是西式的世界地圖。繪製者為了在一頁之內交代「全球」，於是以中國為中心，縮小各地，塞於一處。這具備「地圓說」的本質，在堅持中國中心的同時，更向讀者展示世界遠比中國遼闊的遐想。這幅地圖的左上角，用紅筆寫下「燕肆榻本，三才一貫圖摹畫」，提醒吾人，這是「中國製造，朝鮮代工」的產物。

這些文獻背後藏著不同目的，有的想窺伺日本的國情民俗，以及政治局勢；有的是保存了友情紀錄，諸如讀書人之間的筆談紀錄，或是單純的遊記。真要說這些文字的價值，如果我們從當時「外交工作」的角度來看，就好比「維基解密」所曝光的政府文書一樣，裡頭是朝鮮人直接、沒有隱晦的日本理解。夾雜著客觀與偏見，越矛盾越顯真實。

朝鮮接受改動是有原因的，具體說起朝鮮的外交工作有二，一是與中國相處，也就是「事大」；一是與日本交往，則稱為「交鄰」。鄰居相交的原則就是誠信對等，日本國王、朝鮮國王兩相平行，沒有吃虧與否的問題。我們不可以忘記，當時東亞列國的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冊封體系」，不論是明朝還是清朝的時代，朝鮮國王都經由中國冊封。換句話說，朝鮮國王頭上還有個「皇帝」，日本改稱國王，對他們來說就是回到這個「朝貢體系」罷了，朝鮮的地位不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