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西元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日韓《乙巳條約》簽訂，明定韓國為日本的「保護國」。對此，韓國的抵抗愈發激烈，日本的鎮壓力道也愈來愈強。日韓對立情勢險峻，也是日本併吞韓國的開端。
在那之前，長久處於日清之間，以及西方列強環伺之下，朝鮮（或韓國）的獨立自主，最長不過十年光景，最短也僅持續五年。而這一段爭取「獨立自主」的歷史，究竟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
自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東亞「朝貢體系」之下，朝鮮一直是明和清國（宗主國）的「屬國」，雙方建立了穩定的「宗屬關係」。而朝鮮跟日本則是以「交鄰體制」展開互動。然自西元十六世紀始，由於白銀奔流，世界各地開始合而為一，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變得日益關鍵，不僅成為東西方大國的關注焦點，也逐漸形成「朝貢體系」和「條約體制」互相衝突的東亞新秩序。面對此新秩序所導致的國際政治困境，朝鮮也產生了追求「自主」的意識。
時至清末，面對「條約體制」的衝擊，清國為了展示朝鮮是它的「屬國」，而展開各種「保護」與「干涉」的動作。對於此舉，朝鮮不僅展開各項外交攻勢，跟日本及西方大國談判與締約，同時也發生多次政變，力爭「自主」。日清戰爭後，清朝勢力退出朝鮮，從而失去牽制的力量，朝鮮雖宣稱「獨立」並建立「大韓帝國」，卻仍淪為列強的角力戰場，於日俄戰爭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
於《朝鮮的困境》一書，學者岡本隆司不僅對近代的日、清、韓三國關係與東亞新秩序進行了獨特而細膩的分析，也道出了朝鮮從「屬國」到「獨立自主」，最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的一段艱困的、值得深思的民族國家史，此書也讓我們得以借鑒——處在中美大國之間的小國臺灣，如何定位自身並思考未來。

作者简介
岡本隆司，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副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東亞國際關係史。著有《近代中國與海關》、《在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清韓關係與東亞之命運》、《馬建忠的中國近代》、《中國「反日」的源流》、《李鴻章——東亞的近代》、《近代中國史》、《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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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对了解相关历史，有补充作用。

日清戰爭（又稱甲午戰爭）後，金弘集獲日本支持，重新組閣，著手進行現代化政治改革。但政策其中一環是王室與政府職權分離，國王和王妃不參政，引起王室大力反彈。西元一八九五年十月，日本人在景福宮殺害閔妃，授意金弘集收拾善後，此舉使他完全失去朝鮮高宗的支持。

此外，政府頒布斷髮令，要求人民剪除髮髻，重視傳統習俗的保守派本土士紳，也表達強烈反對。新年過後，殺害朝鮮國母的惡行激怒民眾，反日情緒愈演愈烈，民眾也對金弘集政府愈發不滿。 社會氛圍一觸即發，閔妃遇害後，高宗感到危機四伏，便與遠離政治中心的親俄派官員聯手。他們隨即逃出景福宮，前去俄國大使館避難，組成新政府。新政府宣布金弘集舊政權的重要人士有罪，下令逮捕。 於是，以政變推翻政權成為事實。朝鮮全國上下，不論官民皆反對金弘集，他在絕望之餘，從容步上黃泉。

回顧金弘集之經歷，他絕非支持日本侵略朝鮮的「親日派」。反之，他傾向與清朝合作，對抗日本，並壓制與日本結盟的國內勢力。他的品格、見識與手腕，獲得清朝高度讚揚。因此，應該將他歸為親清派。

朝鮮由衷相信明朝的世界觀，接受明朝構想的世界秩序，並將明朝視為等同於君主的宗主國，自甘為臣，也就是藩屬國，因此稱為「宗藩關係」，但還有更多人將此稱為「事大關係」。「事大」的意思是「以小事大」，「大」代表「大國」，也就是中原王朝，或可說是「中央上國」。藩屬國應以君臣父子之禮事奉宗主國明朝。本書將以朝鮮的角度，採用「事大關係」此術語。

然而，交鄰關係只是表象。朝鮮內心仍然視日本、琉球、女真為夷狄，將他們當作禽獸看待。交鄰關係並不像宗藩關係那般具有冊封、朝貢等固定形式。 朝鮮的對外政策以事大與交鄰關係組成，但兩者不一定相關。事大僅用於明朝，只此而已；同樣的，以朝鮮對日本的交鄰政策為例，也僅限於朝鮮與日本之間。因此，當事國以外的國家，會覺得此種關係難以理解，但其實也不需瞭解。

五年後，努爾哈赤出兵討伐建州一帶反抗勢力，就此統一哲陳、渾河、蘇克素滸、完顏、董鄂等建州五部，建立滿洲國。「滿洲」之命名來自文殊菩薩的梵文「Mañjuśrī」音譯，透過轉音，成為他們的種族名稱，即為滿洲族之由來。

與女真毗鄰、位於西方的明朝，其當權者並未妨礙努爾哈赤。他們容許努爾哈赤勢力，認為他是穩定的交易窗口。鎮守遼東三十年、手握大權的大帥李成梁主導此事。以當時的權力關係來看，努爾哈赤勢力之所以能夠壯大，可說全拜李成梁庇護所賜。

大金與朝鮮的關係，在丁卯戰爭後進入全新階段。大金與朝鮮都稱之為「兄弟」關係，但對我們來說有點難以理解。 東亞國家時常借用親戚、血緣關係，比喻雙方君主與國家關係。例如西元十一世紀，宋真宗與遼聖宗以兄弟相稱，西元十二世紀的金世宗與宋孝宗，則以叔姪相稱。 雖然在語意上，前者為對等關係，後者則有高低之分，但意思都是其中一方雖不佔優勢，但雙方無論如何皆須和平共處。由於只是象徵，因此並未細部規定或限制雙方關係。實際情況還是得視當事者的利害關係以及勢力平衡而定。 以此觀點探討大金與朝鮮的狀況，雙方在字面上都互稱兄弟，但實際意義則依雙方立場與利害關係，以及勢力強弱而有不同，因此雙方理解可能有所出入。

兩相交鋒的往來信件，收錄於《朝鮮王朝實錄》向明朝報告的書信中。因此，僅記載朝鮮向明朝宣稱的立場。 朝鮮認為「兄弟名分」為「交鄰」，因此不須斷絕與明朝的「事大」關係，朝鮮的對外關係，自始至終都沒有改變，而大金也理解朝鮮的說法。這就是《朝鮮王朝實錄》中，朝鮮朝廷欲表達的觀點。 另外，《朝鮮王朝實錄》也記載，大金譴責朝鮮文書使用明朝年號「天啟」，對朝鮮發出抗議。與明朝使用相同年號，代表朝鮮服從明朝。大金不斷督促朝鮮將年號改為與自身相同的「天聰」，最後朝鮮並未更改年號，僅改為以干支紀年與日期。

朝鮮諫官洪翼漢是當時最激進的排清主戰論者，他在上疏中寫道： 自臣出生起，只聞天下有大明天子。胡虜欲將吾國習俗野蠻化，欲使吾等臣服，自立為天子，實屬貽笑大方之舉。吾國以禮義聞名，天下之小中華。（《朝鮮王朝實錄》） 他的言論，或多或少是朝鮮人民的共同心聲。

日本人將明清交替稱為「華夷變態」。意思是中華的明朝「變」為夷狄清朝的狀「態」。雖說改朝換代只是由明朝換為清朝，但內涵卻不只如此。 夷狄取中華而代之，本是顛覆世界秩序的無稽之談。如今中華淪為夷狄，或者可說，夷狄也能成為中華，此種觀念開始發酵，完全動搖東亞的世界觀，各民族都懷抱著民族主義。此事深刻影響清朝、朝鮮與日本的主流意識型態，加速新時代體制的形成。

赴清使節前往燕京（北京），稱為「燕行使」，他們留下的紀錄通稱為《燕行錄》。派往日本的使者即為前述的「通信使」，他們留下了《東槎錄》與《海槎錄》等紀錄。從這些寶貴且數量龐大的史料中，可窺見當時清韓、日朝關係的實際樣貌。清朝與日本並未留有如此系統化且持續不斷的紀錄。由於朝鮮半島位置特殊，因此才能留下這些紀錄。

推動「衛正斥邪」是大院君思想控制政策的一環。西元一八六六年起，大院君強烈壓迫天主教，處決九名潛入朝鮮的法國神父以及上千名朝鮮教徒，史稱「丙寅邪獄」。

朝鮮進行鎮壓、迫害法國神父的消息傳開，法國駐北京臨時代理公使伯洛內（Henri de Bellonet）於西元一八六六年七月展開報復，命法國亞洲艦隊司令羅茲（Pierre>Gustave Roze）開軍艦遠征朝鮮。羅茲於九月佔領江華島，要求處罰殺害神父之人，並要求與朝鮮簽署條約，但他在各地吃下敗仗，只好撤退。 法軍入侵前後，美國商船舍門將軍號沿大同江溯航，要求朝鮮通商，並發射砲彈。當時的平安道觀察使朴珪壽指揮軍民，燒毀船隻，使之沉沒，殺害全體船員。上述法國與美國的侵略事件，史稱「丙寅洋擾」。 美國駐北京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Low）獲知此事，於一八七一年四月隨五艘軍艦前往朝鮮，要求朝鮮賠償損害與簽署條約。但此事以失敗告終，因此鏤斐迪命艦隊登陸江華島，佔領砲臺。朝鮮頑強抵抗，美軍一個月後只能撤退。此事件稱為「辛未洋擾」。 朝鮮擊退了法軍與美軍艦隊，使大院君對攘夷政策更加胸有成竹。他在全國各地豎立「斥和碑」，刻上「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戒我萬年子孫」，宣示政績與決心。

簡而言之，他們希望朝鮮在法律上成為清朝屬國，因此強制朝鮮與美國締結條約。他們的原則是剝奪朝鮮「自主」權利，讓「屬國」變成國際法上的屬地。因此，何如璋表示朝鮮應「稍變舊章」、「親中國」。此種說法與《朝鮮策略》並無二致。然而，《朝鮮策略》雖使用相同語句，但由於對象為朝鮮，因此並未說明具體內容。

另一方面，朝鮮國王高宗與其親信透過金弘集，瞭解《朝鮮策略》提出的建議，大受震撼。該年年底，閔氏政權開始導入現代軍備與技術，便是最明顯的例子。朝鮮遵照《朝鮮策略》改變對外關係，轉而與美國締結條約。

清朝的主要目的是向各國宣告清韓之間的特別關係，重點放在朝鮮為清朝屬國；朝鮮則較重視自主，強調朝鮮與各國的對等關係。同樣是「屬國自主」，兩國企圖卻各不相同，因此雙方之矛盾遲早會浮上檯面。

壬午事變爆發前，馬建忠活用兩次擔任朝鮮奉使的經驗，依自身想法制定具體朝鮮政策。然而，於即將上呈給朝鮮國王與上司李鴻章時，卻發生了壬午事變，他的計劃只能喊停，再度前往朝鮮。因此，馬建忠認為壬午事變在告一段落後，就能繼續執行計劃。

西元一八八二年底，朝鮮名副其實踏上開國與開港之路。閔氏再度掌權，朝鮮與西方各國及日本締結條約，重新推動開化政策。「衛正斥邪」派的聲音消失，朝鮮全國也撤去「斥和碑」。至少在政府層級，完全否定並敵視西方的攘夷行動，已逐漸減少。 然而，清朝仍主張「屬國自主」。壬午事變告終，清朝依然派出三千人軍隊駐留朝鮮，並盤算各種讓朝鮮從屬化的方式，朝鮮的開化政策，仍舊受到清朝影響。 因此，不論是清朝的對手日本，還是西方列強，都對清朝標榜的「屬國自主」抱持疑慮。不僅如此，朝鮮也無法接受「屬國自主」的內容。上述疑慮以及因此引發的行動，即將嚴重影響東亞情勢。

接著，正使朴泳孝指出： ……統治本國人民不需軍人，因此朝鮮未設置軍隊。現在的朝鮮，卻因此受清朝掌控，無法抵抗。西方各國與朝鮮締結條約，朝鮮向締約國元首送出親筆信，表示朝鮮雖為清朝屬國，但內政與外交皆為自主。清朝亦完全同意朝鮮國王的獨立地位。然而，清朝現在卻插手干涉朝鮮內政、外交等各種事務，強奪朝鮮國王主權，侵犯政府行動之自由。

壬午事變後，朝鮮派往清朝的趙寧夏等人為事大黨，或是穩健開化派；派往日本的朴泳孝與金玉均等人，則屬於獨立黨，或是激進開化派。此種情況相當有趣。究竟他們是因為本身任務與角色，才選擇自身立場，還是因為個人志向與政見，才分配到這些任務呢？我們雖無法確切瞭解，但筆者認為應是兩者交錯，互為因果。

德尼在兩年任期間，與袁世凱水火不容，任期即將結束時，德尼下定決心，公開發表文章，批判清朝的朝鮮策略，寫成《清韓論》（China and Korea）。

《清韓論》是本手冊，或多或少是傳遞某些思想的媒介，也是德尼單方面的主張。然而，《清韓論》的內容，除德尼的主張外，也表達出朝鮮所期望的國際地位，因此值得細細解讀。以下是《清韓論》的節錄重點： 國際法同時也關心弱小國家，朝鮮苦苦奮鬥，維持獨立國家地位，國際法應將此國納入考量。幾世紀以來，朝鮮皆蒙上神秘面紗，隱遁於世，西方列強應將朝鮮拉出泥淖，在朝鮮受到壓迫與不當對待時，予以援助，讓朝鮮加入文明國家之列。朝鮮進入國際社會若遭扼殺，等同於打破國際法約束。西方列強絕不可坐視不管。

此外，他也不僅強調朝鮮「獨立」： 然而，朝鮮為清朝之朝貢國。過去，朝鮮誠心誠意維持朝貢關係，只要清朝對朝鮮友好，並以正當方式對待，朝鮮皆由衷期望維持雙方關係。即便如此，某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朝貢關係，既不該、也不能影響其主權與獨立之權利。因此，朝鮮每年進貢清朝皇帝的行為，不可傷害朝鮮國王的主權與獨立性。

李鴻章將德尼派至朝鮮，目的是讓朝鮮遵循清朝的規劃，但德尼當時的作為，卻與其原始計劃完全相反。不僅如此，德尼赴任朝鮮後，還和當地的袁世凱兩相對立，甚至出版《清韓論》，對李鴻章而言，實在非常諷刺。因為德尼與李鴻章的基本認知，從當初就存在極大鴻溝。

具體來說，必須先讓俄國等西方國家認同清朝對朝鮮的「保護」權力。因此，清朝必須讓西方國家瞭解清韓之間的「屬國」關係。所以，清朝才任命熟悉法律的德尼，擔任朝鮮政府外國顧問。不料卻適得其反。 此外，朝鮮不仰賴清朝「保護」，即為破壞「上國」與「屬國」關係，表示朝鮮國王先前認可的照會出爾反爾。內政外交「自主」本應只是名義上認同，但朝鮮卻以此為基礎爭取自主，所以必須壓制此種行為。 這就是袁世凱的任務。他的身分是「總理朝鮮通商交涉事宜」，等同於公使等級的外交官。然而，他卻不與他國公使一同行動。袁世凱職稱的英譯是「Resident」，這個頭銜仿效英國駐英屬印度的「參政司」，目的是向西方各國暗示，自身為宗主國派駐屬國的代表，朝鮮受清朝保護。

袁世凱的策略雖未獲採納，但之後他仍認為朝鮮以「自主」名義擅自行動，批評朝鮮的行為不是「屬國自主」，而是「斥華自主」與「背華自主」，背叛清朝「自主」行動，因此大力鎮壓。袁世凱不斷出手干涉朝鮮原本「自主」的內政外交，西元一八八七年，甚至還再度計劃廢黜高宗。袁世凱與德尼因此勢不兩立，德尼才公開發表《清韓論》。

此外，《使韓紀略》也同時刊出英文版，目的是得到外交官員等外國人的注意。袁世凱早早將成品呈給英國駐漢城總領事，由此可瞭解其目的。袁世凱表示，他期望透過《使韓紀略》英文版，減少擅自評論清韓關係的外國人。除了受禮制規範的朝鮮，也希望局外人理解清韓目前的穩定關係。

總而言之，朝鮮發給西方各國的照會，經國際法定義後，各國就能清楚瞭解其內涵。清朝、朝鮮與西方列強也能無異議達成共識，建立關係。 然而，清朝實際上已對朝鮮施加「干涉」與「保護」手段。朝鮮雖為「獨立國」，不得「干涉」該國內政，但由於朝鮮治安惡化，必須進行「保護」。因此應擬定可代替清朝單方面「干涉」與「保護」的措施。 所以，與朝鮮簽訂條約，接受朝鮮照會，並同意其內容的「五國」，須「共同保護」朝鮮，循「比利時與瑞士之例」，使朝鮮成為不受「干涉」的「永久中立」國。 井上毅對自己的朝鮮中立化構想，相當有自信。單從理論看來，以法律維持長治久安的目標，完成度確實相當高。他一一提出前述穆麟德、袁世凱與德尼等人的問題，提出完整對策，提倡由多國保護朝鮮，使朝鮮中立化，在當時是相當卓越的意見。然而，此方案能否執行，卻是另一個問題。

然而，由局外人的立場看來，「屬國自主」的概念難以用國際法理解，李鴻章與拉德仁的協議也是秘密談判，不為人所知。《朝鮮撤兵條約》後不穩定的情勢，並未因此改善。清朝與朝鮮之間「屬國」與「自主」的爭議不斷，外國人無法理解此事，因此對於「屬國」或「自主」都難以苟同。 但是反過來說，就是因為不依附任何一方，產生中間地帶，朝鮮半島才能達到實際中立的狀態。由局外人的角度看來，「屬國」與「自主」模糊不清與難以理解的情況，卻象徵了微妙的國際情勢，雖不穩定，卻不至於產生破綻。

於此時，東學運動愈演愈烈。東學是朝鮮的新興宗教，其名稱與西學（基督教）相反，而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融合佛教、道教，甚至是民間思想。東學教祖崔濟愚自西元一八六〇年起開始傳教，當時即遭到鎮壓，崔濟愚遭到處死。自此之後，東學教轉由秘密結社的方式散播思想，持續進行恢復教祖名譽以及取得合法地位的請願活動。西元一八九三年五月，教徒在忠清道報恩郡舉行大規模集會，批判政府，倡議排斥外國人，教徒閉城自守，不服政府當局的解散命令。朝鮮政府無計可施，只能派遣魚允中到當地緩解局勢。

《朝鮮撤兵條約》規定的相互通告，直到六月七日才發出。此時，清朝才宣稱出兵為依循「保護屬邦之舊例」。日本出兵的法源依據，則是《濟物浦條約》訂定的外交機構保護規定。當然，這不是唯一的理由。以整體來看，日本派兵一事，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話來說，是為了「維持權力平衡分配」。

日本政府認為，朝鮮內亂誘使外國出兵攻打，因此為根絕內亂，日清兩國應進行朝鮮內政改革，清朝若拒絕，就由日本單獨在朝鮮進行改革。日本立定全新方針，以電報向公使館發出訓令，同時對清朝提出此方案。然而，清朝回覆仍以共同撤兵為優先，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因此通告「斷不可撤兵」。此時為六月二十三日，這份聲明是他發出的第一次絕交書。

簡言之，日本欲冒險進行政變。然而，即便想組織新政府、願意與日本合作實施內政改革的朝鮮官僚，也是屈指可數。所以，日本選中金弘集、金允植、魚允中等穩健開化派人士。日本拔擢甲申政變後，因親清而遠離政治中心的人物，放逐閔氏政權的重要官員，組織新政府，依日本要求進行內政改革，開啟「甲午更張」（又稱「甲午改革」）。

日本此時將朝鮮置於何種國際地位？這個時期與前後時代的對比，相當值得注意。往前追溯一些時間，回到西元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七日，在日本政府內閣會議上，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曾提案如下： 甲、朝鮮依然為一獨立國，放任朝鮮全然自主自治，我國不加以干涉，亦不容許他國干涉，其命運任由朝鮮決定。 乙、公認朝鮮為名義上之獨立國，由帝國間接或直接，永遠或長時間保護，並扶持朝鮮獨立。 丙、如過去英國政府對日清兩國政府勸告，朝鮮領土之安全，由日清兩國擔保之。 丁、朝鮮成為世界之中立國，由我國召集歐美各國與清國，朝鮮國之地位，與歐洲之比利時、瑞士相同。（《蹇蹇錄》） 上述幾點是日清開戰後，以日本立場預設的選項。上述四個提案均會改變當時狀況，因此各案比重也不相同。當然，與日本利害關係不一致的國家，就會挑選四案當中日本未選擇的方案，甚至也會思考上述四種提案以外的選項。

日本戰勝清朝，兩國簽訂《馬關條約》，清朝同意割讓遼東半島。條約簽訂六天後，俄羅斯、法國與德國旋即表示日本佔領遼東半島，會讓朝鮮的「獨立」有名無實，阻礙遠東地區和平，要求日本政府歸還遼東半島。日本最終只能屈服於三國的干涉。此舉立刻對朝鮮造成直接影響。

日本先前強制進行改革，此時日本的威信瞬間蕩然無存。因「甲午更張」失去地位而感到不滿的派系，集結至閔妃處，計劃依附俄羅斯勢力，收復失地。 日本的政策每每受到俄羅斯牽制與阻撓，不得不停止。朝鮮政府內部親俄派官員崛起，取代與日本合作的勢力。宮廷與政府分離的政策遭到撤銷，改革大開倒車。當時的公使井上馨束手無策，只能袖手旁觀。

西元一八九五年九月一日，陸軍中將三浦梧樓取代失意的井上馨，就任駐漢城公使。這項人事變動是三國干涉還遼、日本陷入困境所造成的結果，這點應該相當清楚。即便如此，此時仍不見日本政府思考如何挽回頹勢。一個月後，三浦梧樓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野蠻行為。 十月七日深夜到八日破曉之間，日本公使館職員、守備部隊與顧問等人士入侵景福宮，襲擊皇宮寢室，殺害閔妃，燒毀閔妃遺體。這是著名的閔妃暗殺事件，也就是乙未事變。同時，他們扶植大院君執政，立刻著手改造朝鮮政府。他們一掃執政的親俄派，再度組織與日本合作的第四次金弘集內閣。

希望打破僵局，又或是抱持自己的信念，三浦梧樓才發動政變。當然，他的暴行大受抨擊。各界若只是譴責三浦梧樓還可容忍，但批評聲浪甚至對日本的政策與國家利益，造成莫大影響。

第四次金弘集內閣持續推行改革，下令進行軍制與稅制改組。此外也改用陽曆，將舊曆乙未年十一月十七日，改為西元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並改年號為「建陽」，同時頒布斷髮令。然而，這項改變舊習的措施，在政府內部遭受強烈抵制，認為斷髮是「夷狄之法」，反對聲浪高漲。由後人眼光看來，這就是金弘集內閣的致命原因。

日本雖不情願，也只能接受。即便如此，日本也未全面退出朝鮮。西元一八九六年五月，日俄雙方於漢城簽署《韋貝．小村覺書》（Komura>Weber Memorandum），六月在莫斯科簽訂《羅拔諾夫．山縣議定書》（Yamagata>Lobanov Agreement），顯示出日本的意圖。 《韋貝．小村覺書》約定朝鮮政府維持現狀，以及日俄的軍事配置；《羅拔諾夫．山縣議定書》則訂定日俄兩國在朝鮮的利權。以小村壽太郎的話來說，朝鮮「應由最有利益的日俄兩鄰國共同保護之，此法最為妥當」，也就是說，日方在主觀上，期待朝鮮處於日俄「共同保護」的位置。

甲午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西元一八九五年一月七日，朝鮮國王高宗率宗親百官拜謁宗廟，在祖宗靈前奉告誓文，「割斷附依清國慮念，確建自主獨立基礎」，宣吿廢棄清韓宗屬關係。以此為據的法令，其中一節內容如下： 我朝鮮國原為堂堂自主獨立之國，途中遭清國干涉，損傷國體與國家權力。

上述駐外機構與本國的應對，全由清朝光緒皇帝決定。八月五日，光緒下達諭旨，表示應全數接受韓國要求。他的命令不僅改變由清朝派遣使節的方針，自西元一八九六年以來便停滯不前的清韓條約交涉，也因此突然開始啟動，訂下實際日程。不久後，他便任命曾外派美國的徐壽朋為「出使朝鮮大臣」，唐紹儀則因服喪回國。

戊戌變法欲改革舊制，成為近代國家，將中國舊有的華夷觀念，改為列國並存的國際觀，開始翻轉清朝的世界觀。清朝於八月政策大轉彎，決定與韓國締結條約，便忠實反映出世界觀的轉變。清朝將韓國的位置，從過去的「屬國」改為「友邦」，這種世界觀的轉換，若與光緒皇帝的決定無關，就完全說不通了。

上述內容若無錯誤，韓國能夠「獨立自主」，可說是國際因素巧妙結合的產物。日清開戰以來，由日本主導的「獨立」方向，不久便因朝鮮政府與俄國的忌憚而功虧一簣。當然，假使當時韓國獨立成功，但由於日本的目標是將韓國當作「保護國」，即便真的獨立，也不知能夠持續到何時。以朝鮮立場而言，名目雖為「獨立」，實質上卻不是「自主」。 西元一八九六年的「俄館播遷」，表示日本主導的改革與「獨立」失敗。此事同時也顛覆日本壓倒性的優勢，朝鮮成為日本與俄羅斯相爭之地，達到微妙的勢力均衡狀態。在此狀況下，朝鮮再次立志獨立。此時，朝鮮的目標是清朝。

對此，筆者再度引用寇松在日清戰爭前夜的說法： 朝鮮本質上為弱國。然而，此事實際上卻是朝鮮獨一無二的優勢。朝鮮若擁有與其他國家結盟就能改變勢力平衡的強大力量，最後一定會遭到併吞。為謀求自身利益，唆使朝鮮獨立，實屬愚蠢，意即朝鮮親手簽下死亡證書。朝鮮之力量，與襁褓中的嬰兒無異。朝鮮僅能與日清俄三大鄰國保持一定距離，相互牽制，才可介於三國之間，免遭武力侵犯。然而，三國中一旦兩國開戰，三國保全朝鮮領土的承諾，亦立即煙消雲散，難以恢復。由國際保護朝鮮的權宜之計也曾提出。然而，俄國絕不可能多加保護朝鮮，僅是維持現狀，俄國已相當後悔。至於清朝則認為朝鮮為自身屬國，即便要求由國際保護，清朝也難以苟同。本人確信，朝鮮若想永續存在，必須與清朝維持關係。

寇松的理論，大多基於當時英國人的利害關係，現在看來則是虛情假意的帝國主義言語。他讚揚朝鮮與清朝的宗屬關係，否定朝鮮「獨立」，由此可看出他的立場。然而，關於「屬國自主」與其帶來的勢力均衡，寇松的說法則相當懇切。他甚至預料到未來的事態。

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關係的研究》上下兩冊，朝鮮總督府中樞院， 1940。 本書書名是已成為死語的「日鮮關係」，內容卻是西元十九世紀到日清開戰時，廣泛的遠東國際政治史。本書視野廣闊，敘述詳細，以現代眼光來看，內容仍相當新鮮，是本值得一再拜讀的不朽名作。本書引用原史料的漢文沒有訓點，必須相當熟練漢文訓讀，才能瞭解內容。若有索引會更好。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的研究》上中下三冊，吉川弘文館，1965>1969。 這本書也是不朽大作。若想瞭解日本室町時代到江戶開府的東亞對外關係史，本書為必備文獻。別被書名的「日鮮關係」誤導，若能好好使用索引，本書會是史料與史實的寶庫。由於本書是研究論文的集結，因此內容不連貫，稍微難讀。閱讀史料時也容易產生疑問。

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的研究》，創文社，1981。 本書以對馬的貿易經濟為主，探討日朝關係，研究的年代剛好介於歷史學者田保橋與中村之間。本書絕大多數為精確的敘述與龐大的統計數據，是本蒐集與解析大量史料的好書。本書保有原來史料的特性，以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人來說，能做到這種程度，實在令人欽羨。

森山茂德，《近代日韓關係史研究──朝鮮殖民地化與國際關係》，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 本書詳細追溯自日清戰爭到併吞韓國時，日本與朝鮮／韓國的關係，分析外國動向，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朝鮮／韓國政府內部結構的動態，資料相當寶貴。不過，本書論述密度過高，不是很好閱讀。筆者認為史料的引用，以及作者提出的論證，頁數應分開較好，但若想瞭解國際關係脈絡下，朝鮮成為殖民地的過程，那絕不可錯過本書。

另外，雖然學術論文可能太過專業，但筆者認為也必須列出如下。岩井茂樹，〈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邊境社會〉，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的社會與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內容描述明末清初的長城線，以及遼東地區蓬勃的商業發展。日本人較難理解的俄國關係，可閱讀佐佐木揚，〈關於日清戰爭前之朝鮮的中俄關係──以西元一八八六年的中俄天津談判為中心〉，《佐賀大學教育學部研究論文集》第二八集第一號（I），1980；〈西元一八八〇年代的朝俄關係──以西元一八八五年的「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為中心〉，《韓》第一〇六號，1987；石和靜，〈俄國的韓國中立化政策──關於威特的對滿洲政策〉，《斯拉夫研究》第四六號，1999。這些研究都很出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日俄戰爭前夕的日本外交，則可閱讀千葉功，〈多邊同盟與協商網的探索與挫折〉，收入《舊外交的形成──日本外交 一九〇〇至一九一九》，勁草書房，2008。

若要從中列出幾本足以參考的書籍，關於明清與朝鮮王朝的歷史概述，以此書為佳。岸本美緒、宮嶋博史，《世界的歷史 12 明清與李朝時代》，中央公論社，1998。另外，還有岸本美緒，《東亞的「近世」》，山川出版社，世界史劇本13，1998。上述岩井茂樹的論文，主要討論明朝邊境的局面，而本書則是描寫當時世界史的背景，兩者可對照閱讀。關於同一時期的日本、對馬與朝鮮，請見田代和生，《重新撰寫的國書──德川與朝鮮外交的舞臺內幕》，中公新書，1983；以及《倭館──鎖國時代的日本人町》，文春新書，2002。這是田代和生上述書籍的續篇，範圍擴及外交與交流，筆鋒詳細平實。至於朝鮮近代史，請先閱讀糟谷憲一，《朝鮮的近代》，山川出版社，世界史劇本43，1996。本書撰寫方式與教科書類似，但基本史實都未遺漏，可說相當方便。

岡本隆司，《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清韓關係與東亞的命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 岡本隆司，《馬建忠的中國近代》，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

前者著重於西元一八八〇年代的清韓關係，以及清韓關係與日英美俄的關聯。後者則是馬建忠的評論性傳記，並收錄文章的譯註，本書也曾提及這號人物。壬午事變前後的事件尤為詳細。若想詳細瞭解本書未論及的史料與史實，請閱讀上述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