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本书分为四编, 主要内容包括: 文学功能的语言论阐释 ; 超语言学: 走向诗学研究的深处 ; 关于differance的考释 ; 语言革命与当代西方文本理论 ; 补替中的缺失——当代西方文论走势管窥等。

作者简介
戴阿宝（1960-），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研究》编辑部综合艺术编辑室编辑。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博士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曾在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任英语教师三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

说明 应该是大学本科时读的书。

总评 有些观点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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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泛语言论的观点来看，文学与社会的联系是有中介的，这个中介简单地说就是文本，或者说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语境。这一语境的特点在于，文学藉语言从社会凸显出来，成为一种自律存在物；任何东西要想进入文学都必须经过语言，任何外在强力也要在语言中释放和化解；文学功能的发挥必须依靠语言的自转化，而这种自转化过程是复杂的。

摘录 转引
索绪尔指出，语言的能指（音响）与所指（概念）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而非本质的、必然的；语言的意义取决于语言结构内在的差异性。（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02104、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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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认为，符号与意识的特殊关系决定了符号的意识形态性，因为既然符号具有“反映”和“折射”的功能，那么，符号就可能歪曲或证实现实，这其中包含了一种评价标准。所以，巴赫金提出“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符号的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的符号性是可以相互置换的。“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

54-55页
现代语言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确立起来的。它的基本观点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四点：（一）语言是一面反映外界事物的镜子，这是一个假问题。语言本身作为一种抽象符号不存在与外在世界的对应关系，语言对事物的命名并不表明语言的存在取决于事物的存在。语言命名是任意的而非必然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它实际上不过体现了人自身对事物把握的一种方式而已。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把语言与外界隔绝开来，语言只存在于语言自身之中。这是从二元论走向一元论的关键。同样（二）语言与观念（或思想）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是假问题。语言不是一个容器，可以随便填装任何东西而不发生改变。实际上，语言与观念是直接同构的，没有语言的观念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亦然。由此（三）语言的意义不是由传统理论中所谓的观念或事物决定的，而是由语句出现于其中的语境决定的。弗雷格的名言就是：“一个语词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这种语言思想成为了现代语言观的一个核心思想，而且不仅是语言本身具有自在自决的特点，由语言构造的一切符号、概念、命题等的语言或语句形式都统统具有这种特点。进而（四）传统语言观认为的语言本身所表述的真理及其理性知识不复存在，真实与真理成为了一种虚构之物。卡西尔曾指出，“那种声称语言具有真理内容的幻想业已完全破灭；所谓的真理内容只不过是一些心灵的幻影，……不仅神话、艺术、语言是幻影，就连理论知识本身也是幻影；因为，即使是知识也永远无法按照原样来复现事物的真实性质，而必须用‘概念’来框定事物的性质。‘概念’又是什么东西呢？概念只不过是思维的表述，只不过是思维创造出来的东西罢了。概念根本无法向我们提供客体的真实形态，概念向我们展现的只有思维本身的形式而已。”所以，现代语言观把语言不再视为一种工具，而是视为一种独立的有价值的存在。

62页
从这里，我们进入了文本的语境（context）之中。语境是文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暗示文本所蕴含的背景，更主要的是把背景作为了文本构造的有机缓解，而不是与文本疏离的独立外物。它要说明的是，文本意义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意义的深层形态。语境如同一个大文本。正如西尔沃曼（silverman）所说：“语境不是文本的一部分，也不同于文本，但它构造文本。语境可以是政治的、历史的、文学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尽管其中的许多特点完全被认为是与文本相异的、外在于文本的、与文本不同的。然而，它们与文本相伴随并被文本化了（txeted）”。文本性与语境互为表里。文本性指文本的向外扩张，表明了文本的同化能力，构造对象的能力；而语境则是文本性的内在内容，表明了文本的内在视野。语境之所以与我们通常所谓的“背景”或“条件”不同，就在于它是显现在文本之中的，是经过文本化处理过的，而不是外在于文本的一种“客观的”东西。所以，语境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对文本意义可能性的限制及其限度。

62-63页
如克里斯蒂娃（kristeva）所说，“人和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语拼合的结果，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74页
艾布拉姆斯（Abrams）说，在“新批评派”的眼里，文本中的作者只是一个无人称的媒介，文字释义只是一个无人称的阅读过程。由此开始，对文本的挖掘一步步展开，不仅涉及到了主体的权威性，而且对文本与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对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等统统进行了拓展。如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概念，设定了一文本与他文本的互鉴关系，把文学的根源推到文本间（包括不同质的文本）的联系之中，把传统文学中的对象性关系连结起来。克氏说，互文性“在社会和历史上设置文本，这一社会和历史通常被视为作家所阅读的文本，并且通过对它们的重写，作家把自我镶嵌进去。历时转化为共时，由于这一转化，线性历史表现为一种抽象。作家参与历史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一种读写过程，即通过对一个意指结构与另一个与之相连或相对的结构的读写，超越这种抽象”。

92页
关于重新合法化问题，利奥塔尔着重指出了合法化危机的当下语境，即大叙事（包括思辨大叙事和解放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知识合法性内在原则受到侵蚀。合法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一）各科学领域的传统界限重新受到质疑：一些学科消失了，学科之间的重迭出现了，由此产生了新的领域；（二）来自“启蒙运动”的解放机制把科学的合法性和真理建立在那些投身于伦理、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对话者的自律上，而忽视了认知价值的指示性陈述和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规定性陈述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科学话语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它不可能去统辖实践游戏规则；（三）社会主体本身在这种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了，因为把这些语言归于一种共同的元语言之下是失败的，用利奥塔尔的话说就是，我们陷入了这种或那种特殊知识的实证主义，学者变成科学家，高产出的研究任务变成无人能全面控制的分散任务。当然，这种对非合法化的批判，实质上来自于谋求合法化的内在动力。（《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8285）此外，合法化概念首先是由韦伯在其社会学研究中提出来的。韦伯从理性统治观念出发，认为一种统治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说是合法的。这两个条件是：（一）必须从正面建立规范秩序；（二）在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即必须相信立法形式和执法形式的正确程序。哈贝马斯由此指出，韦伯关于合法统治的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对秩序的合法性信念，以及论证潜力同秩序的实际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4128页）

118页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伊格尔顿著，华明译：《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1页）（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性是指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是指后现代艺术）

霍克海默通过对科学危机的分析，指出了科学危机本身造成了启蒙危机，因为启蒙的最主要动力来自科学，而启蒙本身的迷失又使得科学在参与文化运作上表现出反文化的倾向。本来科学带给人类的是理性的解放，是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是科学却在资本主义社会把文化变成了欺骗大众的文化行为，在科学技术高度参与下的“文化工业”的启蒙形象却蜕变为可鄙的现代神话。

140页
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学科学的话语系统正在形成，而这一形成的背后所意味的则是“这种全球性的学术话语往往是以压抑和忽略其本土的文学理论传统和本民族的文学创作的传统经验为代价的”。

摘录 转引
1989年以后，知识分子身份调整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身处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作用，并有意识地运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和社会地位。他们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徐贲：《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20~223页）

144-145页
后殖民主义话语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西方的“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这种话语的批判。东方主义以东西方关系作为基本框架，是西方学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方”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的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目的都具有难以消除的殖民性。如萨伊德指出的那样，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着的“东方”，而只是西方为了达到控制东方的目的所制造的一种幻觉，是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一种典型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话语霸权，是西方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之外的文化殖民的话语表征。（二）带有殖民余韵的前殖民地的文化话语以及“本土”学者对这种话语的批判。赫米·巴巴（Homi Bhabha）以印度的殖民文化为批判对象，深刻分析了殖民地话语的两栖（ambivalence）特性，它对西方的既接纳又排斥的心态，它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和它的本真化幻想。这是前殖民地文化的一种典型特征。在非洲，努济指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惊心的殖民现实：英语（包括法语和葡萄牙语）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基本而自然的语言，甚至成为了在不同的非洲人之间、在不同的非洲国家之间以及非洲与其他大陆之间的政治联系的纽带，而非洲各民族自己的语言反而成为了分裂和落后的象征。所以，殖民地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西方殖民者的一种制造物，“本土”学者的所有反思和批判也只能是两栖性的，既批判西方又批判自我。（三）西方世界（主要指美国）内部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权力关系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批判。斯皮瓦克指出，当代美国的后殖民主义主要反映在集团主义倾向之中，反映在种族、性别、阶层等的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话语关系之中，如白人/有色人、男人/女人、异性恋/同性恋等等。这诸种关系与国际上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如出一辙，表征着一种不平等的话语关系。如今日妇女的“双重殖民化”处境等。

145-146页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普拉卡什（Gyan Prakash）曾评价说：“晚近的后殖民批评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功能之一是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所营造和权力化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特征进行激进的和强有力的反思和重构。”这种反思与重构的基本策略，用阿拉夫·德利克的话说，就是“解构所有的支配性叙事（master narratives）”。而这些支配性叙事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一个先在的毋庸置疑的本质或本体的设定，它构成了现代话语的基本特征——本质主义特征。如罗蒂（Rorty）所言，“这种本质或本体可能是某种像上帝、或柏拉图的善的形式、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实用主义的物理实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出场的形而上学’，即希望发现某种固定不变的、使我们有可能用认识来代替意见的东西”。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时期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在思维模式上的根本性转换。后殖民主义话语本身所反抗的本质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诸如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之类的东西，而且还可能包括诸如民族主义、第三世界这样的带有本质主义嫌疑的立场。

174页
按照杜教授（杜维明）的看法，恰恰就是《易经》表现出来的中国式思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这种思维成为一种“智慧”，具有超强的兼收并蓄的包容力和在复杂多变环境下的辨别力和适应力。在现代性日益陷入历史困境的当下，中国的根源性智慧完全可以表现为对西方现代科学思维的一种补充或提升，也就是说，如何补救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儒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