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古代中国的艺术与神话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于把政治看做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决定因素，然而，认识到它对古代中国也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人却并不多。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将得之于考古学的，以及文学和艺术的材料与观点结合起来，对此作一番论证。《美术、神话与祭祀》提供一个基本的视界，从性质与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同时力求证明：如果我们能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会大有裨益。这是这部专著的双重目的。

作者简介
张光直（1931-2001），1954年台湾大学考古系毕业，196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先后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哈佛大学人类考古学系教授、系主任，美国科学院及文理科学院院士。1994年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著作《中国青铜时代》《美术、神话与祭祀》等深受国内读者的喜爱。张光直著有多部英文专著，如《古代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教材，影响巨大，还有《商文明》、《考古学再思》等。

说明 应该是大学本科时读的书。

总评 很不错的学术著作。

5-6页
本书以上述所有形式的史料为依据，对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并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寻求答案：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从材料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文明的演进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随，是因为这里也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体现。在此我们可以证明：财富积累需首先凭借政治权力的行使来实现；而政治权力在中国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研究这些因素的演变历史，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说明古代中国政治权力产生的、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只要这类政治权力演化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课题，中国的例证便会获得超越地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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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有关三代的可基证据向我们展开了这样一幅图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景观中，分布着成百上千个为不同氏族和宗族所占据的城邑：它们按照亲族关系和聚落互动模式，在政治分层系统中彼此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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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栽判，均以统治者的成与败、放纵与节制为基础。这种裁判便称为“天命”。它将选挥的权力归之于“上天”，正是周人观念的典型反映。夏、商是否使用这个观念尚有疑问，但统治权须以“报应”（deser- vedness）为基础的观念，无论基于上帝的认识还是基于被统治者的认识，至少可以追溯至商代。当然，夏朝的王权并非夺之于另一个王朝，便无须为它所占据的至尊地位作任何道德辩解。但殷商却夺了夏的统治权，而且， 确实为自己的行为大大辩护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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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本身，大概就是最重要的社会强制组织。族规即是社会的基本法律。“甲骨文的族字包拼两个部分：上为一面旗帜，下为一枝箭（图14），其本义为军事组织。丁山这个解释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古代中国旗帜与军队的联系人所共知，甲骨文中‘族’被表现为战争中的行动团体。其规模大约平均一百人，由来自一个家庭的一百个男子组成”。因此，族的首领不权是宗族或分支宗族的长老，同时也是军事头目。他的日常吩咐也须象军事命令一样得到服从。冒犯族长会招至严厉惩罚，如断肢以至处死。“王”这个表示所有宗族最高首领的词，据说是从刑具钺上的图案演变而来。在中国青铜时代，制造武器，包括制造威猛的战车（图16）上的部件，是青铜的主要用途之一。

33页
这则神话是有关古代中国巫觋最重要的材料，它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天，是全部有关人事的知识汇聚之地。正知同代后期哲学家墨子所言：“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誓也”。当然，取得这种知识的途径是牟取攻治权威。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交绝之后，只有控制着勾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官延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巫的首领。

如果再看一看三代王朝创立者的德，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如夏禹便有阻挡洪水的神力，所谓“禹步”，成了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又如商汤能祭天求雨，后稷竞能奇异地使自己的庄稼比别人的长得好而又成熟快。这样传统的信仰已为商代甲骨文所证实。甲骨卜辞表明：商王的确是巫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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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青锅礼器以及上面动物纹样的意义，在先秦古籍里早有解释。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国语》中有关绝天地通的神话，第三章引用的原文里提到两个词： “巫”与“器”。文中对这两个词的用法表明：天地之间，或祖灵及其余神衹与生者之间的沟通，要仰仗巫祝与亚术，而牲器和动物牺牲则是天地勾通仪式中必须配备之物。

50页
既然青铜礼器是协助神民沟通仪式之用，那它们上面的动物纹样会不会是必不可少的附属物？《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这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都洛阳之疆。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庄王，庄王向他询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这段话历来有多种解释，但简而言之，其含义是说，夏人铸了铜鼎，又把物的形象放在上面，以使人知道哪些动物是助人通天地的，哪些动物是无助甚至有害于人的。王孙满已经告诉我们：有些动物能帮助巫觋勾通天地，而它们的形象便铸在古代的青铜礼器上。这是王孙满答楚王问的一个要点，因为他最后说：周王同上天一直有着频繁的交往。

57页
上文我们谈了商周动物纹样的两个典型特征一一常常在器物上作对称的排列，并偶尔与人同时出现。前面对动物纹样意义的分析能不能用来解释这两个特征？

58-59页
张开的兽口可能是把彼岸（如死者的世界）同此岸（如生者的世界）分隔开的最初象征。这种说法与我们把动物纹样视为巫觋沟通两个世界的助理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由此来看，铜器上的人形非巫师莫属，他正在动物的帮助下升天。张开的兽口可以在旧石器时代的纹样中找到原型，但在古代中国的器物上，它也可以表示动物张口嘘气；当时的人相信风便起源于此。风是另一个天地交通的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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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动物张口与嘘气为风之问有什么样的直接联系，人（可能是巫师）的头置于兽口之下或旁边，明确表现了人兽关系之密切（而不是敌对）。正如纳森·吴和此前韩策（Carl Hentze）所指出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中美洲的古代艺术中，人——兽纹样都是装饰的主题。以古代阿兹特克人（Aztec）人为例，巫师要为每个新生的孩子指定一个动物伴随其渡过一生，这个动物将成为孩子的保护者，助手，伙伴，甚至“我的另一半（alter ego）。在古代艺术中，这个另一半常以动物的面目出现，它骑在人类伴侣的背上，或把伴侣的头放在口中。事实上，这种纹样是环太平洋分布的。我们并不一定主张凡此类纹样都只有一个发源地，但美洲文化的例子却为我们了解中国的情况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将青铜器上的人形解释为巫师，动物解释为助手的观点显然与“我的另一半”的图样相一致。新大陆的艺术还使我们领悟到：中国青铜器上与人在一起的动物都是虎。在美洲的早期艺术当中，虎（jaguar）就是统治阶级成员的“我的另一半”。正如前文所述，商王有时又被称为群巫之长。很有可能，中国古代器物上的人——兽纹样不仅是沟通天地的巫师的代表，而且是商王或他某位近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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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商代王制的特征，这一点在此不可能详加论述。但是本文的假说能否圆满说明商周艺术中的“两龙”现象？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是我们了解了殷商的王制。在王族分为两组的特况下，王室祖先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应作相似的排列。当巫师为王室而往来于两个世界之间时，必须兼顾到昭穆两组。因此，祭祀中的动物助理也自然要成双成对。巫师乘“两龙”，有脚踏两只船的意思，目的在保持与人间现象相适应的适当的社会与政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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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族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符号）演变而来。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内在的力量。我们对古代中国文字与权力的认识看来证实了这种推测。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所掌屋，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

75-78页
史学的功能也同样表现在许多商周青铜礼器的铭文当中。东周时的人说得很明白：铭刻金文与其说是为了先祖，不如说是为了子孙。孟子有言：“咸恐其（指竹帛）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周代金文常以“子子孙孙永宝用”（图34）一句话结尾。由金文可以看出：铸造铜器和铭刻文辞，都是受到君王、诸侯或大臣赏赐的高级官吏下令搞的：但我们对撰文和刻辞的过程还不清楚。可能有专人司其事，这些人又掌握着历史知识。近来陕西发现“墙盘”一件，上有长篇铭文。文中称：此盘应一位名叫“墙”的史官之命而制；该家族世代以“作册”为职业（图35）。甲骨卜辞中的提示在此得到了证实：的确有一种掌握历史知识，并以此为专业的人存在。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史官并非唯一占有历史知识者（其实，史书中经常描写他们在向统治者进谏时所表现出的极度被动）：而且，充当商代与西周知识载体的器物，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但是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证明：商代确有专职者能运用文字对历史和人间事务进行归纳，并握有为统治者的利益而作指导的权力。这种权力至少有一定宗教渊源；它可能从专职者作为宗教煤介的原始角色演变而来，从文学所充当的与祖灵沟通的角色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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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已为古代中国拥有显赫政治权威并行使权力的人们勾画了一个轮廓。他们恰好出身于某个氏族（尤其是宗族），并与合适的对象婚配，他们恰好处于宗系的中心，并与合适的神话相联系；他们的行为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并最终〔但不是没有）控制甚至独占从仪式、艺术和文字中得来的祖先的知识和预言能力。这些条件当然都不可缺少，但关键是最后一项——它是使天平倾向自己一边的决定因素。对于古代中国的权力竞争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占有这个手段？回答是：以控制少数几项关健资源（首先是青铜器）的方式，以积聚手段的方式来达到占有手段的目的。 80页
这个故事说得很明白：九鼎为国家的象征，各地方国的动物图象都绘在上画，各地方国的金属都包含其中。因此，周王不仅对手下各方国的金属资源有使用权和所有权，并且将各方国“沟通天地的工具”也控制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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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神话直接而有力地宣称：占据这些神圣的青铜礼器，就是为了使帝王的统治合法化。青铜礼器是明确而强有力的象征物：它们象征着财富，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财富，并显示了财富的荣耀；它们象征着盛大的仪式，让其所有者能与祖先沟通：它们象征着对金属资源的控制，这意味着对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和对政治权力的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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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正是这巨大财富的象征。恰如《左传》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2年）条所言”：“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实德而惩无礼也”。古人的意思很明显：背铜器是财富的象征；其铸造和使用都是为了给统治者和肚利者带来荣耀。

青铜器并非王族的唯一象征，但它们是主要的财富象征。其他最重要的象征物还有旗帜和斧钺。周武王征商前的训辞可以为证：“时甲子味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遂矣西土之人”。武王所持之物显然是权力的象征：斧钺代表制裁，旗帜代表人众，九鼎所象征的却是另一种全然不可的权力。对此：俞伟超和高明已在一篇出色的论文中作了明确的阐述，该文对周代历朝所造铜鼎的型式和规格进行了分析，为这一时期政治分层系统变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85-87页

构成财言的还有青铜器以外的物品，如玉珮和子安贝，也包括用其他各种材料制做的祭祀用具。然而，只有青铜制造工艺才需要占有资源和组织人力；所以青铜在至关重要的通天活动中，具有无可此拟的意义。礼器之所以在青铜时代（至少是中国）的铜制器皿中占有如此关键的地位，原因便在于此。

古代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十分困难，且耗费昂贵。开始需挖掘矿石，然后是熔炼，运输，渗入合金，铸造器皿，最后修饰成型。制造过程的漫长和最终产品的繁缛多样，都需要一个手工业网的保障；而这只有组织成强大政治力量的民族才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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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新组合通过两个方向相反而结果相同的过程得以实现。一是村落的分裂和宗族的分支，结果是单个村落的数量增多；二是一部分村落对其他村落的征服，结果是独立政治单位的数量减少。总的后果是，村落内部与村落之间政治权威意义上的分层状态的发展。在等级的顶端，是征服者村落中那些最接近宗族继嗣主干的人；在另一端，列是那些离大宗最远的人和来自被征服村落的人。

这个政治权威系统并非一成不变。氏族和宗族众多， 其数量随着分裂而不断增加；最后会有如此多的群体，以至单凭世系已无法维持不同村落、不同氏族和分支宗族之间的相对政治地位，而不得不使用其他有效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二种手段是：道德权威〔胡萝卜） ，强制力量（大棒）；以及通过对神灵世界交往的垄断来占有知识（宗教和仪式）。到了三代，古代中国政治体系的面目已清晰可辨。……一小群国家在几个地区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