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凡努力者皆有机会成功」即将成为神话？在菁英体制演进的同时，社会菁英形成一个全新的压迫性阶层，不仅垄断了所得、财富与权势，同时把持了产业、公共荣誉与个人尊严。菁英体制将中产阶级排除在社经利益之外，同时还号召菁英们集体进行一场维护其阶层的毁灭性竞赛。
菁英社会的不公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M型社会中的两端互相仇视敌对。
政治投机分子更利用这股氛围见缝插针：「一群擅于煽动民心的政治人物透过指责政府机构的腐败与攻击脆弱的外来者，点燃中产阶级的怒火。他们承诺，借由这些攻击行为，恢复有如神话般的黄金时代。川普总统（已于2021年1月下台）宣称只要放弃法治与将数以百万计的非法劳工与家庭赶出国境，就可以「使美国再次伟大」。
奈杰‧法拉吉（Nigel Farage，英国脱欧党党魁）表示只要封闭与欧盟间的边界，英国就可以重拾独立与自尊。德国民粹主义分子则是寻求「恢复德国辉煌的千年历史」，并且指责安格拉‧梅克尔（Angela Merkel）准许难民进入是背叛国家的行为。」马科维茨教授以20年的时间完成本书，不只带领大家认清菁英体制的贻害，并提出解方，从「教育」与「工作」着手，期让社会可以回归民主的公平正义并兼顾公益，只有全民携手并进才能摆脱菁英体制的陷阱。

作者简介
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1969-），马尔科维茨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耶鲁大学数学学士学位，随后获得英国马歇尔奖学金赴英留学，并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得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Markovits 随后回到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并在担任 Guido Calabresi 法官的书记员后加入耶鲁大学的教师队伍，目前为耶鲁大学法学院吉多-卡拉布雷西法学教授，也是私法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马科维茨广泛发表文章，涉及法律、哲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
他的著作散见于《科学》、《美国经济评论》、《耶鲁法学杂志》、《美国科学院院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和《大西洋月刊》。2021 年，《展望》杂志将他列入世界 50 大思想家名单。他的新书《任人唯贤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企鹅出版社，2019年）对美国的任人唯贤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抨击。该书将任人唯贤置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社会和政治功能失调的中心。该书从人力资本的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入手，找出了任人唯贤滋生不平等的机制，并揭露了任人唯贤的不平等给所有在任人唯贤轨道上的人带来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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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比较有趣。

但「英才制是虛假的」，馬科維茨說。如今的世界是一種「英才的不平等」，這些最頂尖才能、最努力、和得到最好教育的人──尤其集中在科技、金融、醫學和法律──獲得極高的報酬、聲望與權力，成為這個世界的新菁英。英才制造成一種前所未見且獨樹一格的失衡情況，使得新鍍金時代大為失色。「菁英們不僅是壟斷了所得、財富與權勢，同時也把持了產業、公共榮譽與個人尊嚴。菁英體制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社經利益之外，同時還號召菁英們集體進行一場維護其階層的毀滅性競賽。」

此外，雖然可能不是本書主要論點，但我認為他的論證所衍生的嚴重社會問題是，這種英才制讓整個社會的價值因此遭到扭曲，因為如書中所說，一個人若是想讓他自己或子女得到菁英級的收入，他所能選擇的工作範圍十分狹窄，主要是集中在金融、管理、律師與醫師。至於中產階級所從事的工作，例如教師、記者、公共服務，甚至工程師，幾乎沒有一個工作的薪資能夠與那些菁英相匹敵。 在經濟學早有一種理論叫做「資源的詛咒」，亦即有天然資源如石油的國家，不會去用力發展經濟，因此造成嚴重不平等與發展的停滯。作者認為，現今的美國出現一種類似的狀況，只是他們的資源詛咒是人力資源的詛咒：「對人力資本的重視促使創新聚焦於利用超高技能人力資源的產業與工作──金融業與菁英管理。這些產業都是著重於一小批菁英階層的財富與權勢上……他們相當於採掘產業，只不過他們的財富並非靠天然資源的開採，而是來自超高技能菁英的人力資本。」其結果是「不斷強化菁英的特權，同時也不斷打壓中產階級，使其邊緣化。長期以來造成為害資源豐富國家的病痛──社會與經濟的分層化、不民主的政治、貪汙腐化與成長低迷──勢將接踵而至。」

這是一個「贏者全拿」的社會，但英才制的意識形態卻讓我們覺得這是公平的。作者說的兇狠：「英才制的不平等其實就是來自該體制本身的錯誤……英才的傳統觀念實際上就是一種虛榮的意識形態，用來掩飾與洗白其優勢分配的不公。英才制不過只是寡頭鐵律的最新說法，它根本就是貴族體制的商業與共和版」。

菁英體制承諾打破之前的世襲菁英制度，讓一無所有，只有才能與野心的人能夠擁有有為者亦若是的機會。菁英體制同時也承諾將個人優勢與公共利益相結合，堅持財富與社會地位應是靠著自身的成就而來。這些理念尋求建立一個崇尚辛勤工作與才幹的社會。 但是菁英體制的運作並不如原先預期。今天，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在學校輸給富家子女，而中產階級的成年人則是在工作上輸給菁英大學畢業生。菁英體制阻礙了中產階級更上層樓的機會，然後還責怪這些在所得與社會地位的競爭中落敗的人，儘管遊戲規則本身只會讓富人贏得競爭。 菁英體制也對菁英本身造成傷害。菁英的養成需要富有的父母投資數以千計的小時與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資金來讓他們的孩子得到菁英教育。這些所謂的菁英在工作上必須費盡心力，並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他們的教育來獲取當初投資的回報。菁英體制迫使一個個焦慮不安又虛偽不實的菁英陷入一場為保護所得與社會地位而殘酷無情的終身競賽。

過去的階級體制邪惡又令人生厭，今日菁英體制則是宣稱造福社會──帶來正義與博愛。就其拉丁語源而言，菁英因其達成的成就而獲得榮耀，並且完全融入民主時代之中──彌補了階級體制的不足。

菁英體制使得常春藤盟校、矽谷與華爾街成為菁英野心的競技場。創新者可以在這裡改變世界，開發網際網路（史丹福大學與谷歌）、社交媒體（哈佛與臉書）、財務（普林斯頓與華爾街），還有數以千計的其他場域。但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卻是被安排在菁英體制的尾端，他們不但可能不會開發出下一代創新產物，反而可能會成為未來創新的受害者。菁英體制將大部分民眾放逐於他們自己的社會之中──限制中產階級的孩童於枯燥乏味的學校就讀，成人則被綁架於沒有出頭天的工作之上。

富有家庭的孩子則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來吸收這些教育。他們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從出生開始一直到跨入成人的門檻──都會受惠於這些菁英養成的教育，然而這些教育所帶來的沉重壓力與要求也使他們備受煎熬，這是中產階級，甚至他們半個世紀前的祖輩所難以想像的。美國憲法規定總統必須在三十五歲以上，以確保他具有擔任職務的成年人心智。然而在今天，一位三十五歲的菁英很有可能仍在校園內學習。

這些怨恨，直接而強烈，其結果甚至可能改變世界。它們促使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藉由持續不斷地攻擊現狀，拒絕接受他所謂的「成就」，以及責怪是菁英與文化外來者的腐敗聯盟導致美國淪落至此，而贏得這個富有、強大與樂觀的國家總統寶座。川普以其預言世界末日的就職演說而將其暗黑的視野取代美國夢──將美國描繪成一個向下沉淪，深陷貧窮、犯罪與經濟衰敗的國家──將其稱之為「美國的浩劫」。他充滿幻夢的世界與言語表達的方式（美國第一）讓國內深受大衰退之苦的民眾，以及飽受經濟危機打擊與在戰爭中失利的國家，更加感到挫折與怨恨。一個強大而繁榮的社會其實並不需要表現得像是被打敗而備受屈辱的樣子。菁英體制形成的貧富差距與其所製造的怨恨，解釋了美國為何會如此的原因。 川普主義所帶來的怨恨與其所追求的否定主義，表達了在菁英體制最底層生活的精神負擔，這些人也就是川普就職演說中所指的「被我們國家遺忘的男人與女人，從此將不會再受到漠視。」這批人對川普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宣言，以及取代美國傳統政治路線的行為感到振奮不已。調查顯示，在沒有學士學位的白人之中，有近三分之二都認為川普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所發表滿懷憤怒的演說道出他們對美國的感受。同時，在川普的共和黨中有近五分之三的人都認為學院與大學對美國有害無益。

和所有宏大的物體一樣，在近距離難以窺得菁英體制的全貌。在經濟失衡持續擴大長達五十年後──乍看之下──菁英階層與中產階級根本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根據一般的看法，現在有兩個美國，一個是有錢人的美國，一個則是其他人的美國。不論是來自左派還是右派，最強烈的批評之聲，都是指責美國在經濟、政治，甚至社會生活上已經分崩離析。

然而退一步就可看出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菁英與中產階級並沒有分裂，完全相反地，富人與其他人其實是糾纏在一個單一且具有破壞性的經濟與社會邏輯之中。他們看來完全相反的負擔其實是菁英體制疾病的兩種症狀。菁英階層藉由將別人排除在外的手段來獲取競爭優勢，與此同時，這些跨過菁英門檻的人也遭到無情的攻擊。兩個階級都被這種強大卻又無法解釋的挫折感籠罩──中產階級前所未有的怨氣與菁英階層難以理解的焦慮──就像是河流中一道水流所形成的漩渦將他們全都捲進去。

今天，前所未有的社會與經濟變遷改變了行之有年的舊社會。中產階級的工作正在逐漸消失，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奮力推動經濟成長的勞工也不再像以前那麼辛苦。然而這並不是中產階級不想工作，而是遭到閒置──失去了工作機會。全面性的科技轉型大量消滅中產階級的工作，使得中級技能的勞工在今日的經濟環境中供過於求。在這些趨勢下減少的工時總數接近上世紀中期男性與女性間工時的差距。也就是說，此一新秩序對於勞工與中產階級所造成的壓迫，情況之嚴重，就如同兩個世代之前女性在工作上所遭受的性別歧視一樣。這樣的壓迫也剝奪了中產階級獲得工業發展所提供之收入與地位的機會。

菁英體制的這兩種面目──菁英教育嚴酷的競爭與菁英工作上龐大的壓力以及優渥的酬勞──已根深蒂固，看似與生俱來，甚至是無可避免。現在已很難想像沒有它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但是這兩種面貌其實都是新近才有的，它們崛起的故事為我們打開了一探菁英體制究竟與其缺失的窗口。

過去所謂菁英的教育從來就與嚴格沾不上邊。在二十世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晚期，菁英大學都是以出身，而不是成就，作為入學標準。常春藤聯盟並不會錄取或是追求所謂的「出類拔萃之輩」，其目的是擦亮美國頂尖世家的招牌。即使是研究所或專業學院，在挑選他們的學生時，態度草率得令人吃驚。舉例來說，一位上世紀中期的耶魯（Yale）法學院畢業生最近告訴一位口述歷史學家，他之所以進入耶魯，是因為當時的招生辦主任傑克．泰德（Jack Tate）在一場大學招生會上告訴他：「你只要來應徵就會錄取。」

之前的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樣的轉變。今天平均一年有五萬人應徵美國法學院，其中可能有三千人會來應徵最頂尖的學校耶魯法學院。耶魯法學院的錄取標準非常嚴格──由三位老師分別獨立審核每一項應徵──而在這樣的程序下，耶魯只會錄取約百分之八的應徵學生（其錄取難度是上世紀中期的四倍）。錄取學生的成績中間值是大學成績平均為A，且法學院入學考試（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LSAT）的分數要在前九十九名以內。在如此嚴苛的錄取標準下，應徵者幾乎都是放下自尊，到錄取他的最高排名學校註冊。根據了解，在耶魯錄取的應徵者中有大約百分之八十最後都會選擇來註冊入學。

教育與其大量的投資取得成功，學習與競爭培育出勤勉與野心，培訓則建立技能。哈佛法學院的院長在歡迎新生時承諾「這是培育律師、公僕與改變世界領導人最佳的法學院。」而在耶魯法學院，院長最近告訴畢業班，他們「坦白說，就是這星球上最好的律師新血。」這些話聽來也許是自吹自擂，然而都是具體而明確的事實，並在學生與社會地位的競爭中得到證明。展現這些事實成為這些菁英學生一輩子的主軸。三十年來，耶魯法學院的畢業生──與其他頂尖大學以及專業學院各個領域的畢業生──不斷地學習、工作、練習與培訓。他們不斷接受檢驗，直到通過篩選。這些試煉，就是加入菁英行列的意義所在。

例如工業自動化機器人以能夠設計與為機器人寫程式的超高技能人員取代原本的中級技能勞工。配送、倉管與電子商務的創新，也使得中產階級的獨立商人被底層的沃爾瑪（Walmart）接待員與亞馬遜（Amazon）的倉庫管理員所取代，或是被擁有大型商店的超級富豪──包括全球最富有的家族〔沃爾瑪的華頓家族（Waltons）〕與全球最富有的人〔亞馬遜的貝佐斯（Jeff Bezos）〕等在最高層的人──所吞噬。金融衍生商品與其他金融新科技讓華爾街的菁英勞工不再需要中產階級的社區銀行經理、放貸幹部與股票經紀人。新的管理技術也讓高階主管與執行長完全跳過中間層的經理而直接控制生產線的勞工。以上這些與其他無數的創新使得中產階級的技能無用武之地，菁英人士的地位則是獲得大幅提升，因為他們所擁有的技能已成為經濟的重心所在。總體而言，中產階級的工作遭到取代而轉移到菁英手中，從而也形成了菁英人士階層。

律師由於每一收費小時的起算需要間隔六分鐘，因此得以記錄這種屬於所有菁英人士共有的工作經驗。金融業的菁英以前是根據「銀行家時間（Bankers’ hours）」來工作──本來指的是銀行自十九世紀以來直到上世紀中期所制定每個營業日上午十時到下午三時的上班時間，不過後來泛指為安逸舒適的工作。以前的菁英經理人是「組織人（Organization men）」，在強調年資而不是表現的企業內享有終身僱用的待遇。然而今天的投資銀行家「每天工作十七小時……每週七天，」「直到午夜或是凌晨一點，每晚如此，包括週末，整整一天的週末，而且每週或者每隔一週都可能需要通宵達旦地工作。」同樣的，組織人也讓位給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所謂的「極限工作（Extreme job）」，這樣的工作是每天至少有十小時在工作場所……需要大量旅行……需要全天候服務客戶，以及需要在上班時間之外從事與工作相關的活動，與擔負不只一項工作的責任。

菁英的培訓、技能與勤奮的態度不僅帶來社會地位，同時也帶來優渥的收入。今天進入紐約或其他大城市律師事務師工作的新人第一年平均可賺得二十萬美元（事實上每一位耶魯法學院的畢業生只要認真去找，都可以獲得有此一薪資水準的工作）。同時，律師菁英們的所得會隨著他們的事業日趨成熟而大幅增加。今天美國有一家律師事務所能夠為每位合夥人每年帶來超過五百萬美元的獲利，還有七家以上的律師事務所能為其每位合夥人每年帶來一百萬美元以上的獲利。這些事務所的合夥人完全都是來自菁英法學院的畢業生。美國獲利最豐的前五大律師事務所，有一半以上的合夥人都是來自傳統上「前十大」法學院，在那家每位合夥人每年可獲利逾五百萬美元的律師事務所，有五分之四的合夥人都是來自傳統上「前五大」的法學院。

批評者藉由這些對經濟不均的指責同時也趁勢解除了他們本身對此一情勢形成的責任。提出批評的知識分子與專業菁英可能僅屬百分之一，但是他們大可自我安慰，告訴自己並非騙子與食利者。這些菁英人士本身也自經濟不均中獲益，然而他們藉由指責以權謀私的惡行或是世襲資本主義復活，躲避別人對他們所得、社會地位以及菁英體制的質疑。這些菁英可以辯解問題不在他們，而是別人，他們扮演無辜的旁觀者角色，對經濟不均的情勢表示遺憾。他們站在屋頂上大聲叱喝，堅決不承認自己也是共犯之一，拒絕承擔責任，但也不會放棄關係到他們生存的任何條件。的確，將指責的矛頭指向一些老鼠屎的個人行為，並且果斷地與這些惡行劃清界線，非但不會為菁英體制帶來惡名，反而更能彰顯它的光環。

菁英學校與工作的篩選過程確實有任人唯親的裙帶關係成分，但是總體上仍是以學業成績與技能為依據，也就是以功績為基礎之善意誠實的評判。富爸爸為他們子女提供經過精心規劃的教育與培訓造成巨大的成績落差，因此菁英學校的招生本身就是向財富傾斜，菁英其實不需要裙帶關係就可以成立自己的王朝。的確，此一效應強大，一些頂尖學校的招生過程儘管加強以學業為導向的標準，並且減少傳承優先的規模，但是其所招收的學生依然可能會比較富有。大學的傳承優先作風，使其難以量化裙帶關係在其學生構成中造成的效應。不過有一個案例足以顯示功績是如何超越裙帶關係，使得菁英學生向財富傾斜。耶魯法學院長期以來一直面臨如何維持菁英學校名聲的壓力，包括維持學校排名所繫的超高LSAT分數，該校最近結束為校友子女加分的招生作業。總體而言，頂尖學校的學生會有越來越多是來自所得分配最高的百分之一家庭，而不是所得分配在下半部的家庭。

菁英體制並不是經濟失衡加劇的解藥，反而是其根由。菁英體制的內在邏輯已變得不民主而且反對經濟平等。即使菁英體制的運作一如其所宣傳的，它仍是在促進社會地位與財富的世襲繼承與加速經濟不均的惡化。正直人士面對他們無法控制與躲避的經濟與社會力量，都會理性對待，盡可能避免產生只能讓少數人獲利的結果。 當代的悲劇中心所反映的是菁英體制的勝利。菁英體制──並沒有背叛其理念，反而是實踐其理念──製造出一套主張平等人士應該予以譴責的世襲繼承秩序。因此，要打擊經濟與社會的不平等，首先需要對抗菁英體制本身的理念。

菁英體制的推崇者聲稱該體制所形成的階級架構是善意且公正的：造成的不均並不具有剝奪性，因此是無害的，而且這樣的不均主要是由於勤奮而來，因此是無辜的。但是中產階級的經歷卻告訴我們另一個故事。菁英體制使得中產階級持續大量遭到閒置，斷絕了他們的所得、權力與尊嚴。同時，菁英體制在阻斷中產階級因工作而來的所得與社會地位之外，本身還把勤奮提升至獲取社會地位的主要條件。因為如此，菁英體制也視中產階級為其負擔。菁英體制藉由其不均正義的主張，又為飽受經濟創傷的中產階級施加道德上的侮辱，這樣的侮辱只會帶來更大的傷害。

菁英階層對教育的大量投資獲得豐富的回報。今天富學生與窮學生的學業差距已超過一九五四年白人與黑人學生間的差距，最高法院就是在該年對著名的布朗對教育局訴訟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做出宣判的。美國今天貧富不均所造成的教育失衡，甚至比其種族隔離政策時期還要嚴重。教育失衡不僅在富人與窮人間形成區隔，同時也將中產階級分隔開來。例如現在富家子弟與中產階級子女間的學業差距之大，已超過中產階級與窮人家子女間的差距。當這些孩子申請大學時，學業上的差距會更形擴大，各大學也會因此更加著重於學業成績特別優異的菁英子弟。如今富家子弟與中產階級子女間SAT分數的差距，要比中產階級較貧家子弟高出的差距，還要高出一倍。這樣的差距使得非菁英家庭子女難以克服階級上的阻礙達到菁英的水準。根據統計，在來自最貧窮三分之一家庭的子女中，每兩百人中大約只有一人的SAT分數能夠達到進入耶魯的水準。

種種的差距形成了排擠循環。菁英畢業生壟斷了最好的工作，同時還發展各種有利於擁有超高技能的菁英的科技，使得最好的工作變得更好，其他的工作則變得更糟。這樣一來，菁英階層的高所得使得這些菁英父母能夠進一步獨占他們提供給下一代的菁英教育。菁英體制因而在教育與工作之間製造出一種反饋循環，每個領域的失衡都會導致其他領域的失衡更加嚴重。菁英與中產階級所得差距不斷擴大就足以顯示菁英體制所形成的不平等有多嚴重。菁英階層與中產階級在教育投資上的差距，即代表菁英階層將機會轉移給下一代與機會不平等的規模有多大。這些失衡的狀況加總起來，形成了菁英體制的排擠力量。

一位在聖克萊爾湖畔一家熱門碼頭餐廳工作的酒保，其人生經歷完全反映出現代經濟與社會不公的現實。在聖克萊爾湖畔長大成人後，他前往西岸闖盪，住在西雅圖，並在當地找到工作。然而最終他在多重原因下返回──撤回──家園。雖然他在西雅圖賺得比較多，但是當地物價昂貴，他無法確定自己還能花費得起，而且事實上西雅圖有許多支出都是他負擔不起的。尤其是西雅圖的住宿成本高得嚇人，使他根本不可能擁有自己的房子，不管是現在還是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未來都不可能。反觀聖克來爾湖畔，任何一件銷售的商品，都是中產階級家庭負擔得起的。酒保的收入可以讓他負擔得起在當地任何一家商店購物與任何一家餐廳用餐，包括吉伯特小屋。他也許可以花五萬美元買下一間公寓，從此不再為房租煩惱。此外，根據當地一位房地產仲介商的觀察，如果一位工會汽車工人娶了一位學校老師，或是一位護士嫁給一位醫師助理，只要他們儲蓄或許就能購買在湖上的房子，這是該鎮最貴的社區。總而言之，這座小鎮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大家買不起的。

經濟的起落決定社會的興衰，聖克萊爾湖畔的文化較西雅圖多元，其社會結構因而能夠創造出一塊遮羞板，遮蓋其中的失敗與遭到排擠的失落感。西雅圖就和其他的大型海岸城市一樣，是圍繞著全國（甚至全球的）菁英運轉──來自亞馬遜、微軟與波音的菁英人士。酒保發現自己不但被消費圈排除在外，甚至也遭到當地社會的排擠，影響所及，他的感覺是只要自己不是有錢人，就是一個窮人──被富人所建的社會排擠。反觀聖克萊爾湖畔，中產階級是當地生活的中心。當問到誰是當地最重要的人物與原因時，當地居民回答要取得這樣的社會地位看的是他們對當地事務是否熱心，而不是教育程度、工作、所得與財富；當地社區領袖都是那些積極投入公益的人，而不一定是有錢人。鎮上領袖也表達出對如西雅圖之類大都市社會地位的厭惡：「我們並不喜歡所謂的菁英，」其中一人說道，然後又補上一句，「我僱用別人的時候，從不會因為他是在哪裡上學，或是沒有在哪裡上學。」

但是長時間的密集與辛苦工作並不是菁英們想要的。他們全都吐露寧願減少收入來換取休閒時間的心聲。調查顯示，每週工作超過六十小時的人表示他們希望能將每週平均工作時數減少二十五小時。根據一項系統性的研究報告指出，這些菁英人士都抱怨他們的工作已影響到他們維繫家庭、與他們的孩子與伴侶建立良好的關係，甚至能夠擁有一個令人滿意的性生活。有鑑於此，當聽到過度工作的菁英階層大吐他們「時間大飢荒」的苦水時，也就不足為奇了。長時間的辛苦工作已吞噬了菁英們的生活。

菁英體制徹底改造了菁英的生活：無論是在家庭、學校，還是在工作上，而且是自童年時代開始直至退休。菁英培訓使得富人家庭完全屈服於菁英體制的紀律之下，堅決要求具有可以證明的成就。相對於過去貴族階層的子女倘佯於特權之中，現今菁英階層的子女必須仔細計算他們的未來──精心策劃展現自我，抱負、希望與憂慮都是如此。相對於貴族階層放任子女的成年生活，菁英階層的父母則是費盡心思為他們的子女提供可以在教育競賽中獲勝的最大機會。菁英的工作也使其臣服於菁英體制的紀律之下，堅決要求在整個成年人的生活中持續不斷地密集生產。菁英體制的陷阱使得菁英在各方面都陷入永無終止的鬥爭之中。每位同事都是競爭對手，而在每一個階段，沒有勝利就是淘汰。

相較之下，新一代的菁英所擁有的是培訓與技能。就某種意義而言，他們也是收租公。他們的確擁有資產：他們的培訓與技能，也就是所謂的人力資本。和所有的收租公一樣，新一代的菁英也是透過他的資本與勞動來獲取所得與利潤。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致富並不是擁有什麼別人所沒有的祕密，而是在於他們這些醫師、律師、銀行與經理人每一工時所生產的價值遠超過不具特殊技能的勞工，而且他們的產出價值每一單位都是來自過去在培訓上的大量投資。菁英體制下的超菁英人士之所以擁有高薪，並非在於他們的努力超過常人，而是在於他們所積聚的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

對人力資本的依賴使得菁英階層的負擔更形加重──這樣的負擔相對於長時間工作，儘管比較無形，但是卻更令人煩心。隨著菁英的收入與社會地位都越來越倚重人力資本，競爭也變得更為直接立即與個人化。菁英體制的競爭文化主宰了每一位菁英的外在環境與內在生活（希望與恐懼）。他們從幼兒學校一直到退休都被不得落後同儕的競爭壓力所淹沒。成就成為他們的構成要件，身為菁英那種出類拔萃的成就感如今已變成他們的全部。在一個成熟的菁英體制下，學校與工作主宰了菁英們的一生，他們根本沒有擺脫的可能。例如一位投資銀行家，兩歲時就進入聖公所學校（Episcopal School），接著是道頓（Dalton）、普林斯頓、摩根士丹利、哈佛商學院，最終進入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他以在高盛的所得將子女送進他曾經就讀的學校），這樣的資歷正是大家夢寐以求的，而且可能也是他本人所期望的。

菁英成年後在工作上也是採取相同的模式，不是把工作視做表現或實現自我的機會，而是提取價值的工具。然而當一個人的財富與社經地位完全依賴他的人力資本時，他根本負擔不起以自己的興趣或熱情來選擇工作──他對他的培訓與工作倚重之深，使其難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追尋心中的呼喚，或者只是度假。與此同時，隨著薪資越來越集中在少數高薪的人員身上，支持高薪資的工作也越來越少。因此，一個人若是想得到菁英級的收入──或是只是想得到足夠讓他的子女能和他一樣接受菁英教育的收入──他所能選擇的工作範圍也十分狹窄，主要是集中在金融、管理、律師與醫師。至於中產階級所從事的工作，例如教師、記者、公共服務，甚至工程師，每一百個工作中還不到一個──或者可以說是根本沒有──其薪資能夠與菁英相匹敵。此外，如果某人的興趣是在上述領域，或是在讓人力資本回報率最大化以外的任何領域，他若是想追隨心中的呼喚，他只有犧牲自己或是子女的菁英階層。

菁英體制下的生產，是要求菁英利用自己的人力資本來獲取利益與所得，等於是將工作變成一個進行壓迫的地方，而不是讓菁英人士表達自我的場所。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就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十九世紀指出勞工階級遭到剝削的異化現象。的確，科技發展使得中產階級供過於求，同時也把擁有超高技能的人員置於生產的中心地位。菁英體制改變了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日益過剩的中產階級下降到流氓無產階級原本的位置，遭到異化的勞工則是回家仰人鼻息。

菁英體制的異化論是一雙面刃。菁英階層是自身人力資本的收租公，他們的自我剝削，不但使其成為受害者，同時也成為自我異化的媒介。再次強調，菁英不應該──也沒有權利──指望能夠享受到那些仍被菁英階層特權與利益排除在外的人的同情；但是菁英人士所受到的痛苦遠超過無法獲得同情的失落感，而且異化沉重的人力負擔無處不在。儘管物質與金融資本讓所有人得以擺脫滿足他人要求的壓力，但是人力資本卻將這些壓力完全集中在所有人的身上。 新一代菁英的致富之道與舊時代菁英靠著出身繼承財富形成強烈對比。舊時代下的傳統財富較能夠允許貴族階層表現自我，新財富──人力資本──卻使得菁英失去自我。菁英體制為菁英階層帶來心靈上的痛苦，使他們陷入存在性焦慮與深沉的異化之中。即使是再多的所得與再高的地位都無法減輕這樣的痛苦。

即使菁英有所成就，其中也透露痛苦與緊張──這是來自菁英體制競爭壓力下的自我壓迫。耶魯大學最近收到一封入學申請函，申請人為了證明她是多麼地用功，在申請函中提到她在高中時曾與一位她頗為敬重的法文老師交談，為了避免中斷此一知識性的對談，她寧願尿在褲子上也不去廁所。菁英大學的文化中充斥這種彰顯成就的作為，學生甚至為其取名──例如史丹福大學的「鴨子症候群（Duck Syndrome）」，指的是水面上鴨子姿態優雅，然而牠的腳蹼在水面下卻是拼命地滑水，表裡之間形成強烈對比。此外，根據哈佛商學院最近一項針對高階主管所做的調查顯示，一位受訪者驕傲地表示，「我晚上與我的孩子們共處十分鐘，效用要勝過我工作十分鐘百萬倍。」就十分鐘啊！

帕羅奧圖高中的自殺學區現象其實並不罕見。一般而言，今天富人區的高中學生吸毒與酗酒的比率都高於相對貧窮地區的中學，他們患有臨床顯著性抑鬱症與焦慮的比率也是全國平均的二到三倍。這樣的趨勢帶來嚴重的困擾。例如最近一項針對另一所矽谷高中的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學生都有中度到重度的抑鬱症癥狀，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有中度到重度的焦慮癥狀。而今天的大學生，患有抑鬱症的比率是千禧年交替時的兩倍。大學也面臨自殺學區的情況。賓州大學日前成立一個心理健康小組，以因應近來的學生自殺潮，根據該校調查，此一自殺潮與學生承受的壓力有直接的關係，在這樣的壓力下，學生「情緒低落、有疏離感，以及出現焦慮與抑鬱的症狀。」另外，一個由菁英教育人士組成的團隊（包括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在其報告中感嘆，「競爭狂潮」已席捲入學考試，並且警告這樣的競爭嚴重威脅申請者的心理健康。

亞馬遜的辦公室要比倉庫安全得多，但是儘管如此，卻是更加無情與冷漠。該公司的「領導原則」要求經理們必須「努力不懈維持高水平」與「取得成果」。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亞馬遜要求經理互相挑戰，「即使會造成不安與摩擦」，而且還借用傳統上只有在邪教與極權國家才會使用的技巧──「大聲自我批評」，即使此舉會造成尷尬與難堪。亞馬遜的一位員工就表示，在這樣的工作氛圍下，「我所共事的同事中，幾乎沒有一人不曾躲在桌邊哭過。」另一位員工表示在最近的表現評估中，他的上司花了半小時持續不斷指責他欠缺技能與沒有達到目標，然而最後的結論卻是「恭喜你，你升職了。」

一位投資銀行家最近表示：「除非每週在公司工作九十小時，實在很難做一個稱職的中階副總裁。」一位在財星五百大企業的主管指出，滿懷抱負的經理在展現自己的才能與熱誠之後，終會面臨「終極考驗」：有些人最後是筋疲力竭，因為一直在工作而變得舉止怪異……不過在上層的人都很聰明，他們瘋狂工作卻不致筋疲力竭。他們仍然能夠維持良好的心智與美滿的家庭生活。他們是這場比賽的贏家。

富人宰制競選活動的籌資──已達駭人聽聞的程度。美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階層對政治活動的獻金，是最底層百分之七十五的總和。不過真正大筆的獻金都頗為集中，主要是在初期就捐給頗有勝算的候選人，這樣就可以限制選民的選擇空間，因為他們最終也只能在這些候選人之間進行選擇。在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的初期階段，有近一半的政治捐款都是來自一百五十八個家族，而在二〇一五年十月時，這些家族總共捐出一億七千六百萬美元的資金。此外，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的超級富豪捐款大戶網路為推動自由市場政策共捐了近十億美元。

與此同時，菁英所僱用的遊說員則是主宰了民選官員上台後的政策制定。今天在華盛頓登記註冊的遊說員人數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兩倍左右，而在這段期間所增加的遊說員，有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為企業，或者該說是為財富工作，而不是代表工會或公共利益。即使是就狹義的層面來看，遊說上的資金規模也讓政治活動的籌資相形見絀：以典型的一年情況而言，花在聯邦政府登記註冊的遊說團體與遊說員身上的經費超過三十億美元，而大型企業投注在遊說員身上的經費可能是其對政治活動的十倍，而且他們的出資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集中在最近的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其實菁英階層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遠超過正規的遊說。例如企業會把他們的慈善事業瞄準主管他們的委員會委員身上──如此一來，他們的慈善事業就等於是變相的遊說（不過利用的是慈善捐贈應稅所得減免的公共基金）。在可容許範圍內最極端的情況下，對公家機構的遊說會與直接的私人資金相結合，從而控制其公共職責：華頓基金會（Walton Foundation，與沃爾瑪的財富有直接的關係）已在K－12教育上投入十三億美元，而且還將在特許學校上投入十億美元左右（伴隨而來的將是對教師工會的破壞）。

這些資金並不是投入水中。損贈者可以因此直接或透過遊說團體掌控候選人或是當選官員的時間與注意力。競選活動開始後，首先登場的是所謂的初選籌資，即一些聚會場合，候選人忙著討好超級富豪與大金主，舉辦的地點通常是旅遊勝地〔例如加州的米拉牧場（Rancho Mirage）、喬治亞的海島（Sea Island），或是拉斯維加斯（Las Vegas）〕。即使是獲勝了，也無助於舒緩籌資的壓力。根據國會議員的「每日行程表」，他們每天要在辦公時間花上四個小時來尋找或請求金主。這個時間是他們討論政策或是與選民會面所花時間的三倍，差別如此之大，有些政治人物戲稱自己其實是電話推銷員，而不是政府官員。川普政府的行政管理與預算局長（在本書寫作時的職務）與代理白宮幕僚長麥克．穆瓦尼（Mick Mulvaney），最近告訴美國銀行家協會（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他在擔任國會議員時，「如果你是從沒捐錢給我的遊說員，我不會和你說話。如果你有捐錢給我，我或許會和你說話。」他道出了美國政界人盡皆知的祕密。政治人物把他們大部分時間花在金主與遊說團體身上，以推動他們的主張。

然而菁英體制卻是大幅提升民間菁英的薪資，即使在政府菁英薪資停滯不前或是降低的時候。這樣的發展完全逆轉了之前的情況，如今民間菁英人士的待遇是政府部門的好幾倍。一位國會議員若是成為遊說員，他的所得可能會增加十倍，年薪由十七萬五千美元增至兩百萬美元；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每年所得大約是二十七萬美元，然而最賺錢的律師事務所付給他們合夥人的平均年薪是五百萬美元以上，或是最高大法官的二十倍（最高法院的司法職員或許離開法學院不過二到三年，律師事務所給予的簽約獎金，現在就已達到四十萬美元）；財政部長年薪大約略微超過二十萬美元，但是摩根大通、高盛的執行長平均年收入可能達到兩千五百萬美元，是財長的百倍以上。 這樣的收入，還有民間菁英收入與政府部門間的差距，實在天高地遠。然而更要緊的是富人與能夠對公共政策發揮影響力的民間專業菁英，如遊說員、律師、會計師與銀行家，在居住品質上也遠優於政府菁英。（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情況，因為菁英所居住社區的房價都是根據購買房產的民間菁英所得決定的。）儘管政府菁英的所得是所得中間值的好幾倍，但是不難理解這些菁英公僕對他們在民間同行生活的嚮往：大家都住在相同的社區，將子女送至相同的學校，交往的朋友都是在大學、研究所或專業學院的老同學，也是平日在公事上與你打交道的同行。這些公共部門的菁英其實並不需要變得貪汙腐化，就可以提高所得或加入富人的社交圈，因為民間企業的機會自己會送上門來。

總體而言，菁英人才流向民間企業的數量太過龐大──就人口比例而言──甚至改變了整個城市。華府的菁英職場現在不是由政府部門的僱用所主導，而是民間企業無處不在地吸引政府菁英跳槽。華府咖啡店的「事求人」廣告空間未來幾年的早就預訂一空，而中階官員若是到民間企業工作，起薪可能就在二十五萬美元以上。華府現在是美國創業投資活動最熱絡的城市之一。由於有太多的菁英飛來這兒尋求對政府政策發揮個人影響力，華府都會區最富有的百分之一階層，一時之間增加了兩萬戶──遠超過其他都市──而且新增的大學畢業生人數也高於其他主要都會區。華府過去是「國防合約商都知道不要戴比海軍上將還名貴的手表」，然而現今卻是到處可見特斯拉（Tsala）經銷商與每人套餐要價兩百美元的餐館，而且還不含酒類。

遺產稅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並非個案。由律師、會計師與銀行家所組成的所得防衛產業幫助富人前往避稅天堂的規模之大，據了解，已讓全球的高資產淨值人士（擁有三千萬美元以上可投資資產的個人）將大約十八兆美元的資產移往避稅天堂。整體上，在全國所得最高的百分之一階層人數增加一倍的這段期間，稅率卻是持續下降的，降幅可能達到三分之一。當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表示他繳的稅比他的祕書還少時，他並非開玩笑，他說的是一個既成事實的發展下的例子。富人利用他們不斷增加的經濟力量重建美國稅制，使得原本是累進稅率的稅制扁平化。即使這些富人被當場逮到，他們也很少受到懲罰。例如歐巴馬政府的司法部並沒有起訴造成二〇〇八年金融風暴的任何一位金融家，部分原因是原本要處理這些案子的檢察官，後來都進入民間企業工作。

除了扭曲政治進程外，菁英體制的不平等同時侵蝕了政治理想，並且貶低了遵循民主政治的人民價值。菁英體制中隱含的道德侮辱籠罩政治生活，使得富人洋洋自滿，然而其他人卻是憤恨難平。由於已不需要社會的政治支持，菁英階層也逐漸與社會脫節，而毫無忌憚地我行我素。在此同時，勞工與中產階級則是心懷民粹主義的憤怒與本土主義的怨恨，反對專家技術與制度，並且攻擊任何屬於外國或是自己不懂的事物。菁英體制造成的不平等與不均已被社會視為一種非正義，在此一觀點下，因此獲利的人遭到鄙視，受到壓迫的人反而更顯尊貴。馬丁．路德．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就曾提示如何面對偏執與冥頑不靈的方法，「仇恨不能驅逐仇恨，只有愛可以。」然而在今天，菁英體制的不公卻是同時貶低了分裂的兩方。

但是危機並未結束，菁英階層的自我救贖後來證明也只是泡影。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唐納．川普──兩位公開的民粹主義候選人強烈攻擊現狀──在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的初選中名聲鵲起。有一些政治局內人士對民粹主義的興起嗤之以鼻，譏為「無聊炎夏的愚蠢點綴（summer of silliness）」，然而由此也證明他們對此一現象的出現根本毫無了解以致措手不及。即使後來川普成為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他所抨擊的菁英階層依然否認他的崛起。菁英階層堅持川普不可能吸引足夠的選民贏得大選。普林斯頓選舉聯合會（Princeton Election Consortium）的主任就宣稱（在大選投票該週），川普贏得的選舉人票不可能超過兩百四十張，若是超過，他就「吞下一隻蟲子」。但是這些政治專家顯然對此一新興趨勢視而未見，以致向來看內不看外，令人不再對其抱持幻想的菁英階層，根本無力阻擋促成川普當選總統的民粹浪潮。 川普擊敗現任的菁英政府，是該次總統大選的主軸。他的選舉策略完全迎合本土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他的選舉電視廣告更是直接瞄準「一個失敗又腐化的政治集團」。川普的攻擊策略成功轉移了政治架構──藉由贏得選舉的主論述，建立新的政治架構。

但是這樣的變化也矇騙了世人，事實上川普不是違反，而是反映了政治原理。歐巴馬與川普的勝選並不是分別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政治力量，而是來自同一個世界緊密相連的力量的平衡作用。兩位總統的支持力量都是出於同一個來源──在歐巴馬之前就已存在，在川普下台後還會持續存在的菁英體制。歐巴馬與川普並非造成菁英體制的原因，而是結果。歐巴馬──菁英教育下的高級產物──所體現的是菁英體制的勝利。川普──「一個藍領億萬富豪」，宣稱「我愛教育程度低的人」，並且公開反對菁英階層──則是利用社會長期以來對菁英體制的不滿。

中產階級以支持川普來表達心中的憤怒，這樣的怒火也正是造成中產階級死亡率升高背後的主因。在鴉片類藥物氾濫最嚴重的地方，川普的得票率遠超過二〇一二年時的羅姆尼。一九六〇年，聖克萊爾湖畔熱烈支持甘迺迪，使其勝差達到二十五個百分點，然而來到二〇一六年，該鎮的怨恨使得川普在當地得票率掌握了十個百分點的優勢。

由此可見，菁英體制所著重的特質與其所獎勵的功績其實都非自然而成或是必要的美德。高盛銀行家、維康（Viacom）主管，或是華奇泰爾（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所擁有的專業技能，若是在農業經濟，根本一文不值。他們在上上世紀中期的價值遠不及現在。他們今天之所以如此珍貴是因為一連串的發展所致──一個金融化的經濟環境、簡化層級的管理，以及一個由企業控制，活躍且高度法治化的市場──換言之，他們本身就是經濟不平等下的產物（有些甚至是由他們所服務的公司直接發明的）。這也意謂菁英人士所生產的經濟價值與其身分只有在菁英體制主宰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下才會出現──而且是以經濟不均為其核心。

對於菁英預備學校格羅頓學校（Groton）大概在一九五幾年的畢業班來說，「申請大學根本不必緊張，孩子與他的家庭只要決定去哪所學校就行了。班上所有同學都申請到第一志願，只有一位沒有，因為他的腦子受損。」格羅頓學校的學生與其他相類似的預備學校學生並無二致。例如耶魯在二次大戰前的錄取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即使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也還有百分之六十。在一九四〇與五〇年代，菁英大學都還保持一項半官方的政策，校友的兒子都會獲准入學，而要求是他們至少會做功課。這種繼承特權與超高的申請成功率當時充斥幾乎每所菁英大學，而作為這類家庭的兒子，「與其說是去申請他們想念的學校，倒不如說是直接表明要進入就讀的態度。」同時，校友們都認為，他們的兒子獲得錄取是一種權利。

一九六五年，布魯斯特聘請小羅素．英斯利．「英基」．克拉克（R. Inslee Inky Clark Jr.）擔任該校招生部主管，並將耶魯的學生組合調整為菁英體制的模式。克拉克儘管名字頗具貴族氣息，但是他本人卻是堅定支持公共學校教育與平等主義，他幾乎將整個招生部的職員解僱，另組一個新團隊，致力於以成績而不是血統來招收學生。耶魯董事會也在一九六六年採取需要盲目錄取政策（Need-blind admission），成為第一所正式拒絕以財務能力作為入學標準的大學。

菁英階層相互通婚的情況日益增多──經濟學家將這樣的情況賦予一個難聽的名稱「選型交配（Assortative mating）」。在十九世紀的晩期，也就是鍍金時代的貴族階層中，選型交配是相當普遍的情況，不過在二十世紀上半逐漸減退。到了一九六〇年，美國只有百分之三的婚姻雙方都擁有大學學歷。

首先，菁英階層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相對於教育程度較低的非菁英同輩，越來越多是在婚後產子。在一九七〇年，非婚生子在所有分娩的婦女（包括所有教育程度）中所占比率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在今天，教育完全主宰了婚姻與母愛。分別在大學與大學後教育程度的婦女中，每二十位只有一位與每三十位只有一位有非婚生子。但是在教育程度最低的三分之二人口中，僅有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婦女，他們的子女有百分之六十都是非婚生的。總體上平均來看，僅有高中或是有若干大學程度（但是並不具學士資格）的婦女，是在婚前兩年就生下子女，而大學以上程度的婦女平均都是在婚後兩年才生下子女。

對於超級菁英父母，尤其是母親，此一趨勢更為明顯。例如育有兩個以上小孩的哈佛與芝加哥企管碩士女性，大約有一半會離開職場或是改為兼職來照顧他們的孩子。菁英女性律師因為母性的發揮而離開職場的情況盛行，法律業界甚至將此一情況稱為「潛逃風險」。有許多因素會造成這樣的風險，包括工作、待遇與升遷上的性別歧視到性騷擾，不過最為明顯的是相較於為人父者，為人母者多會離開職場。不過菁英父母培育子女心切，加上菁英體制下為孩子建立人力資本的需求強烈，使得夫妻中的一位離開職場，專心養育他們的孩子，從社會與經濟的角度而言完全是理性的抉擇。 菁英體制有這樣的內在邏輯：一位不具有菁英教育程度的母親可能會讓菁英家庭蒙羞，但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妻子因為照顧孩子而離開工作，就菁英的觀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的確，她此舉完全是遵從、而非放棄菁英生產的內在邏輯，她這樣的做法是在推動孩子的菁英繼承，並且對世代傳承進行投資。

即使是養兒育女的道德心理也因父母的教育程度而有所不同。具有研究生程度的父母相較於學士程度的父母，責打小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而較只有高中以下程度父母的可能性只有三分之一。一項廣泛的研究顯示，富有而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父母，相較於中產階級，尤其是窮人家的父母，一般會對他們的孩子較常公開表達感情、增加參與感與給予一致性的紀律。 這些投資有益增進菁英子女的情緒技能──開放、自信、自律與毅力──而這是中產階級子女難以望其項背的。最近的研究指出，非認知技能與生活上的成功顯示菁英階層與一般家庭在幼兒期情緒上的差異，對於未來取得成功的影響要超過認知技能，甚至包括長期的學業成績方面。

此外，隨著孩子長大，菁英父母還會透過補習班或專門技能學校對子女給予額外的直接投資。這些投資活動有時會變成鬧劇一場──有一對曼哈頓的夫婦因為他們十三歲的兒子喜歡廚藝而聘請了一位大廚來專門教導他。不過這些活動大多數（其實應說是全部）並不休閒也不輕鬆，而是具有目的性，且嚴格高效的知性與非知性培訓；即使是一場鬧劇也可以轉變成對子女的嚴肅培訓，而且回報豐碩。那位少年廚師後來在一場電視直播廚藝競賽中獲勝，並且開創了自己的餐飲事業。這兩項成就不僅讓他擁有特殊的才藝，而且也為他未來申請大學與進入社會工作的個人履歷增色許多。

如今年所得在二十萬美元以上富人家庭的子女，有四分之一都會進入私校就讀，反觀年所得在五萬美元以下的家庭，每二十位孩子只有一位會進入私校就讀。事實上進入這些私校就讀的學童都十分富有。總體而言，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學童都是來自所得分配在最高的四分之一家庭，只有百分之七是來自底部的二分之一。名聲越高的學校，其學生的家庭也越富有。根據美國全國獨立學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School）主席透露，最頂級的私校學生有百分之七十都是來自所得分配最高百分之四的家庭。

美國各州之間都存在對公立學校學生投資不均的情況。康乃狄克州是一富裕的地方，每年投注在學生的經費近一萬八千美元，然而在貧窮的密西西比州，每位學生只能得到近八千美元的投資。州內各地的公立學校也呈現經費不均的情況，相對富裕的都市或城鎮投注在學生身上的經費也比較多。這種經費不均的情況形成重大差距，尤其是在貧富兩端：近幾年來，紐約的史卡斯代爾聯合自由學區（Scarsdale Union Free School District，當地家庭所得中間值在二十三萬八千美元）平均一年花在每位學生身上的經費近兩萬七千美元，然而在肯他基州的巴伯維爾獨立學區（Barbourville Independent District，當地家庭所得中間值是一萬六千六百零七美元）投注在學生上的經費只有八千美元左右。

總體上，住在窮州窮學區的窮孩子，每年大約可以獲得價值八千美元的培育投資；住在中等所得的州與學區內的中產階級子女，一年大概可以得到一萬兩千美元；住在富有的州的中產階級孩子可以獲得一萬八千美元，住在富有的州的富家子弟一年大約可以得到兩萬七千美元的投資，至於就讀菁英私校，最為富有的小孩，則是可以一年得到七萬五千美元的培育投資。

由一位普林斯頓畢業生所經營的維理私教公司（Veritas Tutors Agency）位於曼哈頓，但是其服務卻是遍及全國，基本學科的私教收費是一小時六百美元，而接受其輔導的家庭一般的花費是在五千美元到一萬五千美元之間，有些家庭的花費甚至達到十萬美元。然而維理卻還不是該市場收費最高的業者。紐約一家專門為學生提供備考方案的業者，一堂九十分鐘的 Skype 私教課程收費一千五百美元，而且至少要購買十四堂課。另外一家業者是每小時收費一千兩百五十美元。還有一家業者是聘請常春藤盟校的教授對學生進行一對一的輔導，該業者付給教授的酬勞是一小時一千美元，因此向學生收取的費用一定會超過此一數字。（有些教授竟真的接受這樣的安排）有一些富人家庭則是請全職的私人教師。他們除了給予私人教師六位數的薪水之外，還會提供其他的福利，包交通工具、三餐、住宿，甚至有的還有私人助理。

其他形式的課外充實活動──例如藝術與運動──則是在於補強，而非抄襲學校的課程。富有家庭的小孩，尤其是母親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會比其他家庭願意從事這類活動。菁英家庭與一般家庭為子女在此一方面的投資差距近幾十年來也在持續擴大之中。在所得五分位中居於最高地位的父母花在這類活動的支出，與最底層的父母間的差距，自一九七二年到二〇〇五年間大約擴大三倍，達到一年七千五百美元。

學業成績上的差異──包括富有人家子女與中產階級間的差距──都反映在SAT上。SAT在能否進入美國大學就讀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是美國學生最重要的單一測試。在SAT上所反映出來的所得／學業成績差距明顯。來自年所得二十萬美元以上家庭（大約是所得最高的百分之五）學生的SAT分數，較年所得在兩萬美元以下家庭的學生（大約是所得底層的百分之二十）高出三百八十八分；父母擁有碩士學位（大是最高所得的百分之十）的學生，其SAT分數則是比父母未完成高中學業（約是所得底層的百分之十五）的學生高出三百九十五分。不論是哪一種情況，這些差距都將菁英學生的平均成績表現置於所有學生前四分之一的位置，而最不具優勢的學生表現則是在最底層的四分之一。

向財富傾斜已成為最高學府最為突出與最令人憂心的現象。最為頂尖的菁英大學並沒有發表任何有關學生組成階級背景的資料，但是有些學校的學生自行開始收集資料與進行調查。根據他們的資料，哈佛與耶魯來自所得分配五分位中最高位數家庭的學生，相對於來自五分位中倒數第一與第二分位學生總和的比率是三．五人對一人。更令人煩心的是常春藤盟校、芝加哥大學、史丹福、麻省理工與杜克大學，來自所得分配最高百分之一家庭的學生人數，竟比來自所得分配下半部的學生總和都多。美國大學教育高度傾向財富的情況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就算是長期以來象徵社經最高階層與菁英教育的牛津（Oxford）與劍橋（Cambridge），今天的學生組成在經濟背景上也較哈佛與耶魯多元化。

過去美國專業菁英之所以不需要研究所教育，是因為他們都會自雇主那兒獲得密集的在職培訓。醫生需要特別的技能才能醫治病人。菜鳥律師則是資深律師與法官的學徒。最重要的是，上世紀中期的美國企業經理人，包括菁英主管，在企業的升遷管道中必須接受系統性高強度的在職培訓。 以IBM為例，一位新主管的養成過程始於其阿蒙克市（Armonk）的培訓中心，而且就某種角度來看，企業的培訓一直持續，永不結束。管理層的職員基本上頭兩年的事業就是在阿蒙克市的各個職位輪流實習。同時，在他們整個事業生涯，每年必須在阿蒙克市接受三週的培訓與實地培訓。一位IBM的員工在工作四十年後退休時，可能會發現在其工作期間，有四年以上的時間，或是百分之十的時間是在接受培訓。柯達（Kodak）是另一家典型的上世紀中期美國企業，該公司的新員工必須接受大量而密集的培訓，因此其政策是從不僱用年齡超過二十五歲的人，也不會僱用業外人士。

上世紀中期一項針對企業主管的調查顯示，新員工在求職時會將企業所提供的在職培訓列入考慮，而上世紀中期的企業也會積極回應這樣的需求──至少十八個月的基本主管培訓計畫。 但是今天的企業卻不會提供這樣的培訓。當IBM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放棄以在職培訓為主幹的終身僱用制時，該措施對總部員工衝擊之大，使得該公司要求當地販賣槍枝的商店暫時關門歇業。至於柯達，現今只對不到三分之一的核心管理職位提供在職培訓。這樣的轉變乃是基於現代的經營管理之道──一批中年的保險業主管回憶他們早期都要接受整整一年的培訓，然而現今他們的公司根本就不再提供任何培訓。這樣的管理之道反映在現實生活上的情形是：根據調查，今天美國企業在其薪資預算中培訓所占的比重還不到百分之二。 在職培訓為上世紀中期典型的職業生涯提供薪火，這樣的培訓主要是著重於一家企業內部的機動性──常言道「從收發室到主管辦公室」。（根據財星雜誌在一九五二年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企業資深主管在其現在就職的公司已工作了二十年。）

可是今天這樣的薪火相傳已不存在了。菁英工作的特質已有所改變，企業專屬的知識價值下降，一般專業技能的價值則告提高。與此同時，菁英勞動市場的結構也出現變化，企業與其職員間的承諾有所降低。現今的職場階層是由專業所組成，不再是由企業或是整個產業來決定。今天的雇主已拋棄過去在經理人間視為標準作法的暗示性承諾，即是只要工作稱職就有望終身僱用與享有穩定的升遷管道。相反的，現在企業所提供的，套用蘋果電腦對其員工的聲明：「在我們有限的良機下，享受你在這兒美好的旅程。」

每個孩子一千萬美元！這就是菁英階層子女繼承父母資源的總值。稱之為繼承是因為這些資源確實是由父母傳給子女，並且心懷可以由此建立一個世代皆為菁英的願望。這樣的菁英體制有兩個層面，首先，子女所承繼的教育資源是用來購買未來的成就：參與孩子教育過程的菁英父母、私人教師與老師都抱持同樣的目的，即是培養孩子的技能以建立成就；菁英子女擠破頭也要在競爭激烈的頂尖學校搶得一席之地，一旦進入，就會極力爭取成績。其次，孩子承繼的資源使他有資格進入競爭激烈，以成就表現為導向的菁英工作圈。

菁英家庭一路壟斷所得與地位，並且將窮人與中產階級排除在菁英培訓與工作之外，所反映的並非菁英體制價值的倒退，而是凸顯其價值的實現：特權世代傳承的特性與其說是反映菁英體制的腐敗，不如說是該體制趨於完美的表徵。（即使是這種壟斷中罕有的特例：來自一般家庭，但絕頂聰明，或是鴻運當頭的孩子，躍上龍門，成為菁英，也不代表打破壟斷，而是被視為菁英階層與出身無關的證明，或者只是為該體制注入外界新血。）的確，相對於其所取代上世紀中期貴族體制下物質與金融資產的繼承機制，菁英體制建立的特權傳承機制，可能更為持久，從而使得菁英體制在形式上其實與貴族體制並無二致，而且更能維持長久。

位於曼哈頓的亨特學院高中（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是全美最為高端與最具競爭性的公立學校。該所高中的學生大幅增提高了紐約公立學校學生的學業成績水準、與進入大學以及未來在經濟上取得成就的機會。該校的畢業生有百分之二十五是進入常春藤盟校就讀。因為如此，大家都搶破頭要進亨特學院高中，申請入學的學生是其招收名額的十倍。與此同時，該校也以其特有而且嚴格的入學考試聞名──純然的菁英主義。 這套考試制度就和菁英體制下所有的測試一樣，都是對已有準備的學生有利，因此大部分的學生都會先進入考前補習班，希望在考試時能爭取到好成績。但是考前補習班的學費不便宜，自然對有錢人較為有利。的確如此，最近幾十年來亨特學院高中的學生組成持續向財富傾斜：該校只有百分之十的學生是來自需要校方提供午餐補貼的家庭（家庭年所得在四萬五千美元以下），然而在紐約一般的公立學校，需要午餐補貼的學生比率都在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此外，亨特學院高中的種族比率也有所改變：在一九九五到二〇一〇年這段期間，該校七年級學生中黑人與拉丁裔的人數分別減少了四分之一與六分之一。

隨著紐約人開始發現菁英主義破壞了均等的機會，亨特學院高中也成為政治矛盾的中心。該校許多師生與現任校長都認為該校必須放寬其入學考試的門檻，並且考慮考試成績之外的條件。但是負責監督該所高中的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校長並不同意這樣的做法。因此，就在亨特學院高中校友艾蕾娜．凱根（Elena Kagan）確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幾週前，該校校長在爭議聲中辭職，使得該校必須物色一位新校長，而這將是其五年內第四任校長。 亨特學院高中的爭議同時還有另一個面向，衝突可能更為嚴重，卻絲毫不減其影響。甚至連該校菁英體制下的學生都開始抱怨學校的課業壓力與分級制度太過嚴苛與壓迫。該校為減輕學生的壓力，將在翌年試辦「作業假期」的措施。但是儘管如此，對學校的不滿已使得一些學生追求菁英教育的熱情減退，而入學考試的爭議也使他們的自信心受損。與此同時，亨特學院高中減輕學生壓力的寬鬆政策也損及其在菁英體制內的地位。該校在嚴格拒絕不符合其入學考試標準的聲請者入學的同時，又該如何解釋在另一方面卻又放寬對校內學生的要求？

經濟學家將這樣的發展稱做「勞動市場兩極化與偏向技術人力的技術變動（Labor market polarization and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比較抒情的描述則是勞動市場日趨分成只需少量培訓、操作簡單而低薪的「爛工作」，與需要高深教育、複雜但具有趣味性的高薪「好工作」。

另一方面來看，這些業者的菁英工作層級獲得提升，具備超高技能的員工高高在上，設計與實施能夠取代中級技能員工的生產技術。麥當勞現任執行長不僅大學畢業，同時還擁有會計碩士學位，從來沒有在該公司的門市做過非管理性質的工作。同時，菁英層級的工作待遇呈爆炸性成長。在一九六〇年代晚期，麥當勞執行長的年薪大概是十七萬五千美元（以二〇一八年美元價值計算相當於一百二十萬美元），是最低薪資全職員工的七十倍左右；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執行長的年薪是約兩百五十萬美元（以二〇一八年美元價值計算是四百萬美元左右），是最低薪資全職員工所得的兩百五十倍以上，而在當下的十年期間，執行長的年薪達到八百萬美元左右，是最低薪資全職員工的五百倍以上。

這些創新除去了中級技能工作的管理職能，剝奪了中產階級勞工過去承擔管理職責所享有的地位與所得。企業不再需要中間管理階層充當上層領導與生產員工間在策略執行上的調解人。過去需要所有勞工承擔若干管理職責的生產程序，如今被分割成碎片而成為機械式的操作，勞工原有的管理職責遭到撤消，一切的協調工作都是來自上級。

在相對極端的案例中，新科技消除了雇員與承包商間的界線，因此在名義上是受僱提供他們勞動的雇員，實際上是出售他們的產出。亞馬遜的物流科技就是這樣的情況。該公司以演算法優化模式（稱為「混沌式倉儲」，因為在一般人眼中根本就是隨機模式）來安排倉庫裡的貨物。同時，一套精準的行動映像系統（利用追蹤設備與感應器）能夠指揮員工如何自貨架上取下貨品與裝箱。透過這樣的方式，亞馬遜取代了傳統從事倉儲管理，在高度集中管理制度下工作的中階員工，而將生產過程分割成各個部分，然後以實際上分別購買的形式進行管理。亞馬遜積極尋求運用科技來完全取代人為的倉諸管理，而在最近以近十億美元的價格買下機械人公司基法系統（Kiva Systems）。此外，中國的京東（已和谷歌建立策略結盟關係）在上海附近建了一座倉庫，運用數百具機械人每天包裝與出貨約十萬個包裹，只有四名員工負責管理。 當然，管理的機能並未消失，而是取走生產員工與中階經理人的管理職責，交給一小批菁英主管，他們與生產線上員工的區別主要是在於兩者間的不同，而不僅是在教育程度上。將管理職權集中的新科技──不僅是監視組織與收集數據的資訊系統，同時還有用以解析數據的創意與分析架構──都極為複雜。因此，只有受過高度培訓的經理人才會運用這些科技來指揮與協調生產作業，無須依賴上世紀中期那些疊床架屋的中間管理階層。

管理，是上世紀中期帶動廣大中產階級興起的中心角色，如今卻掏空了中產階級。許多中產階級，甚至不是雇員，都往往落到只能從事底層的晦暗工作，反觀在頂端的高層，一小批菁英主管透過精簡的組織架構發號司令，從事新科技帶給他們的光鮮工作。

例如上世紀中期的零售業仍是以獨立的小型商店為主。在一九六七年，全美零售額有百分之六十．二是來自僅擁有單一商店的零售業者（大型連鎖售業者的貢獻只有百分之十八．六）。這些店家僱用的都是中級技能員工。紐約時報在一九六二年的一則報導就指出，「小型獨立商店店主、銷售人員與顧客都呈倍數成長，店主的銷售生產力頗高。」該報導並且指出，其他型式的商店根本難以匹敵：「大型零售商由於人員素質低落因此在銷售上都面臨阻礙。」

零售業的高級人員運用新科技將與銷售有關的所有事務集中化──包括由矽谷貝深科技（Percolata）等業者提供的顧客行為大數據分析、擬訂與執行價格優化計畫，在消費者注意的地方實施折扣，而在他們疏忽的地方提高價格，以及使用品牌化技術讓消費者無需工作人員的幫忙就能辨識商品。這批開發與運用新科技的高級人員，無庸置疑一定是經過高等教育與培訓，擁有超高技能的菁英。亞馬遜創辦人暨執行長貝佐斯是當代最有錢的人，他自普林斯頓畢業時是該校最優等生與斐陶斐學會的成員，而亞馬遜早期還曾招收在牛津就讀的美國羅德獎學金學者。

這些所有的例子（還有其他許多沒有提到的）一再重複一個基本的故事，全都是環繞一個主題。主掌上世紀中期職場的民主化體制如今已被菁英體制下形成的不均所擊敗。科技創新浪潮淘汰了過去掌握生產的廣大中級技能中產階級的工作，並以晦暗與光鮮的工作組合取而代之。

上世紀中期美國的形象是主宰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廣大中產階級，然而現今卻是富人與其他人間不斷擴大的差距。在上世紀中期，工作將美國人民結合在一共享與民主化的環境之下。通用汽車中產階級的工會員工就是美國勞動市場的體現。今天，工作卻造成美國人民的分裂，體現美國勞動市場的是沃爾瑪的接待員與高盛的銀行家。

一八八三年，保羅．法拉格（Paul Lafargue，馬克思的女婿）寫了一篇文章主張「懶惰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azy）」。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緊隨勞工爭取一週工作四十小時獲勝之後，一些工會開始要求進一步減少工作時間。一時之間，呼籲一週工作三十小時的聲浪大起，其中若干較為激進的工會更是主張大幅減少工作時間〔世界產業工人工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將「一週工作四天，一天工作四小時」的訴求印在T恤上廣為宣傳。〕一些社會賢達人士於是根據這些訴求提出建議。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九三〇年的文章中預測科技術創新將大幅或是溫和減輕勞工的工作時間與負擔，並且認為可能在本世紀就會達到一週僅要工作三十小時的境界。

科技創新確實減輕了勞動與中產階級的負擔，童年與退休生活在其一生時光中的比率較以前增加，而勞動的參與則是集中在主要工作年齡的成人。工作本身所需要的時間也有所減少，至少是在菁英階層之外。一九〇〇年一週工作六十小時以上的生活在今天根本不曾聽過，相較於上世紀中期，中產階級一週工作四十小時的生活在今天也是相當罕見。同時，低技能，甚至中級技能的勞工現在的工作也遠不及過去辛苦與危險。總體而言，在經濟分配三分之二底部的階層現今所付出的勞動力比過去減輕許多，工作條件也沒有過去那麼惡劣，甚至還能擁有過去無法想像的物質享受。這些發展或許未達到凱因斯與其他人所預期的境界，不過確實是朝烏托邦的方向前進。

過去建立美國中產階級的工作條件──終身僱用、受到尊重的中級技能與按部就班的升遷制度──如今已不存在。信貸專員、股票經紀人、中級幹部、獨立商與專業技能的工匠現在都己消失殆盡。中間階層的空洞化造成「所得與工作時間的非線性關係，」同時也促使菁英與勤奮間的關係趨於普遍，於是形成「彈性的工作時間表代價高昂」的現象。影響所及，高強度的超高等工作的唯一替代品就是低等工作，任何反對光鮮工作的菁英最後只能屈就於晦暗的工作。一個「贏者全拿」的社會從此誕生，其中所得與地位高度結合。

是的，今天作為一位菁英，沒有人指望他會有任何個人的生活。高盛投資銀行部門的共同主管大衛．索羅門（David Solomon，中文名字為魏德巍）就表示，雖說一九八〇年代的銀行家工作時間也很長，但是至少可以晚上離開辦公室，並在兩天早上接收語音信箱。可是現在「如果有人傳送一條訊息給你，若是沒有在一小時內回覆，別人就會開始懷疑你被車撞了。」菁英階層的工作絕不容許受到個人生活的干擾。美國律師協會的一份報告指出，「有關律師在醫院產房內達成協議與草擬文件的故事多得令人心煩。」此外，還有許多有關因為工作而錯過子女表演、兄弟姐妹婚禮的事蹟，以及因為要參加會議而更改家人喪禮日期的故事。

這樣的轉變可以由對陣亡將士的紀念行動中看出來。幾乎每所主要大學都會有一道紀念牆，上面刻有一長串參加美國內戰、第一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韓戰所犧牲的畢業生姓名。但是自此之後的名單就短得多。菁英階層反對越戰的意識形態，加上在大學就讀可以兵役緩徵召，讓富人大都得以避免上戰場，而在最近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富人幾乎全都是袖手旁觀，儘管他們大都支持美國出兵。此一趨勢力量強大，在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在紐哈芬市（New Haven）遭到謀殺的耶魯學生人數都超過在伊拉克的陣亡人數。

富人與一般群眾不僅是在信仰與政治理念上有所不同，即使是在日常消遣上也是如此。首先，家庭年所得超過十萬美元的美國人花在靜態休閒活動上的時間，要比年所得兩萬美元以下的人短少百分之四十。（即使是失業，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人每週花在看電視與睡覺的時間也要比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多出約十一個小時。）反之，富人花在鍛鍊身體與運動的時間就比較多，在財富分配五分位數中居於最高位置的人平均每週花在鍛鍊身體的分鐘數，是居於中間位置的兩倍，是居於底部的五倍，而健身也已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徵。

富人與一般大眾的嗜好也互不相同。我們之前曾提過從上網的行為就可看出兩者間所專注事物的差異，富人主要是搜尋科技、健身與旅遊，窮人則是在網上搜尋慢性病、槍枝與宗教。由此可見，在虛擬世界的追求也能反映在現實之中。由菁英等級的柏克萊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與中產階級的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LSU）間學生社團的差異也可看出其中的不同。柏克萊有而LSU沒有的學生社團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反販運聯盟、永續建築社團、環境科學學生組織與全球學生大使館，反觀LSU有而柏克萊沒有的學生社團則包括油田基督教團契、農業綜合企業俱樂部與戰爭遊戲暨角色扮演社團。

強制收債的規模也大得驚人：在最近典型的一年，光是紐約市就有三十二萬件有關消費者債務的民事法庭訴訟案，此一數字大約相當於該年所有聯邦法院的所有訴訟案件。儘管現在已不需要坐牢，但是債務對中產階級仍是沉重與痛苦的負擔。其實就和坐牢一樣，取消抵押品贖回權與破產會對他們的生活帶來陰影，禍延子孫，並且造成婚姻破裂，重創童年生活。中產階級所受衝擊之大，有些人甚至將其改稱為「朝不保夕階級」。

同時，奢豪風氣也明顯擴張到行動領域。許多原本是瞄準普羅大眾與中產階級消費的商品如今都已轉型成奢侈品。例如碧昂絲（Beyonce）最近的巡迴演唱會平均票價在三百五十美元以上；洛杉磯湖人隊（Los Angeles Lakers）、達拉斯牛仔隊（Dallas Cowboys）與紐約洋基隊（New York Yankees）的主場票價也都在二百美元以上。此外，現在還出現一批新型態的奢侈品：遊輪建有菁英甲板，提供私人助理與專屬游泳池，並且嚴禁其他乘客進入（就算使用集點方案的積分也不行）；渡假勝地則開闢專屬車道，讓遊客不需承受塞車之苦，而其要價可能是一般票價的十倍；航空公司則是提高頭等艙的奢華程度，以保時捷（Porsches）來接送付費最高的乘客往返於各轉運站間，而且機場還會為這些乘客提供獨立的無阻礙通道。還有全新的商業模式，不放過任何有利可圖的機會，包括原本並不需要花錢的服務──公共停車點〔猴子泊車（Monkey Parking）〕與餐廳訂位服務〔快速訂位（Reservation Hop）〕提供給願意花錢買特權的有錢人。（但是這種新生意也毫不意外地引發了怨恨，例如航空公司的頭等艙：頭等艙的奢華導致低價位艙等乘客不滿與空中鬧事的事件增多，不亞於乘客因遭遇九小時又二十九分鐘的航班延誤所引發的怒氣，而要低價位艙等的乘客必須經過頭等艙才能走到自己的座位，也會引發他們的不滿，相當於遭遇十五分鐘到一小時航班延誤。）

在大很多食品百貨（Big Lots），沒有乳酪窖，也沒有切肉師父與手工冰淇淋，在全食超市則是看不到可口可樂、奧斯卡邁耶熱狗（Oscar Mayer）與亨氏番茄醬（Heinz Ketchup）。家庭一元與尼曼馬庫斯之間沒有任何一件商品是相同的。塔克貝爾與法式洗衣坊所使用的食材，甚至包括食鹽在內都不一樣。這兩家餐館對待他們食材的態度也是截然不同。塔克貝爾在其網站中說明所使用的食材「儘管名稱怪異」，但是全部「都很安全，而且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許可。」然而法式洗衣坊卻是以一本五十頁的書來解釋其使用的食材，書內有彩色照片、主廚的親筆簽名，以及每一位供應商的個人故事。例如奶油，根據這本書的介紹是來自佛蒙特（Vermont）的一座農場，該農場宣稱「要製造上等奶油，必須放棄自由意願，根據動物的需求生活。」

實體的隔離催化出其他各種不同的區隔。教育與所得反饋至生活環境與品質上──形成地域文化上的差異。最富有與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都自豪於市民預期壽命較長、低犯罪率、低汙染，以及相對較高的政治影響力。也許最重要的是菁英父母利用這樣的經濟差異，將自己與子女隔絕於其他社會階層紊亂紛擾，而且較不穩定的家庭生活之外。在菁英匯聚的郵遞區號內，於婚姻穩定，家長為親生父母的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有百分之九十從來沒有不屬於同一類型的朋友與鄰居。最令人感嘆社會分配不均的可能是富人社區為防範犯罪而設立的森嚴門禁與警衛，然而其實菁英階層自我隔離最重要的機制不是警衛而是房租與房價。

上世紀中期美國的文化不容許經濟差異在如比爾．柯林頓與喬治．布希童年生活時的家庭間造成區別──他們那一代是相互分享一個中產階級的社會。 但是反觀比爾女兒雀兒喜（Chelsea）與喬治的女兒芭芭拉（Barbara）、珍娜（Jenna）的生活，卻是由他們現在所擁有的菁英地位來決定，使得他們與現下中產階級的孩子，或是他們父母那一代的菁英都迥然不同。 雀兒喜．柯林頓唸的是菁英私立高中〔在她之前最後一位於白宮長大的孩子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女兒艾米（Amy），她唸的是公立學校〕，然後是史丹福、哥倫比亞與牛津大學。在完成學業後，她先後進入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與私募基金暨不良證券投資公司艾成資本集團（Avenue Capital Group）工作。雀兒喜的丈夫──一對眾議員夫婦的兒子，他們是她父母在華盛頓的好友──也是畢業於史丹福與牛津，畢業後先是在高盛工作，後來成立自己的對沖基金。這對夫婦當初是在希爾頓黑德島（Hilton Head Island）的文藝復興週末活動認識的；後來在阿斯特庭園（Astor Court）舉行婚禮，那是一座占地五十英畝，建於鍍金時代的學院派莊園，位於俯看哈德遜河（Hudson River）的峭壁上〔雀兒喜身著王薇薇（Vera Wang）設計的新娘禮服〕，他們往在花了一千萬美元買下的公寓內（當然是在曼哈頓區）。

菁英體制不均對富人與一般大眾所造成的影響不是僅侷限於依據實際美元價值所計算的所得與財富上。相對的，菁英體制有一階級系統，將富人與一般大眾分隔在兩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毫無意外，在富人與一般大眾無論是工作、結婚、生兒育女、信仰與集會都互不相同的情況下，他們之間的鴻溝也越來越大──使得他們不僅是外在習性，同時也包括內在生活都相互隔離，各自有不同的希望與恐懼。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美國人信任感較低，對參與公共事務較為消極，對於未來的看法也較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人悲觀，而且相較於大部分（有些方面是全部）已開發經濟體，這些差異在美國尤其顯著。

「菁英體制」這一名詞出現的時間其實較其真正實施的時間早不了多久。它是由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格（Michael Young）在其一九五八年的反諷著作《菁英體制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創造出來的。

楊格的概念與此一名詞的創造是有歷史軌跡可循的。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楊格的偶像）曾經寫過「貴族民主」與「民主貴族」的詞句，他的意思是英明的政府需要階層化，不過是根據才幹而非出生。在此之前不久，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布特米（E’mile Boutmy）創立了巴黎政治學院（Grande Ecole Science Po）（法國過去七位總統有六位曾在此就讀），旗幟鮮明地擁護菁英政治，以對抗逐漸式微的貴族特權──他表示，「上層要（能）保有其政治霸權……必須展現出其才幹過人的能力。」甚至在更早的時候，湯瑪斯．傑佛遜（在楊格的費邊主義思想中，他可能比蕭伯納更具父親的形象，同時也不若布特米那麼憤世嫉俗地冷酷）就已支持所謂「天生貴族」的概念，即是貴族並非來自「財富與出生」，而是在於「德性與才能」。楊格的文字遊戲並不像其前輩那麼具有革命性，反而更是像為現有的一種氛圍命名──即是設法替換已被現代民主資本主義貶低的貴族階層，甚至荒唐到以另一種階層體制取而代之。

這樣的論點藉由改變功績在字面上的意思而全面重新界定菁英體制不均的意義。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顛覆了將菁英體制不均合理化的論調：菁英體制形成的不均，儘管不幸，或許也確實應該受譴責，但是由於菁英的所得乃是配合其生產收益，因此也應該容忍這樣的不均。然而顛覆後的論調是──即使接受菁英的所得是反映其功績表現，不是靠收取租金或是招搖撞騙而來──身懷超高技能的菁英之所以具有這麼高的生產力，是因為他是處於一個教育遭到扭曲，將培訓與工作都集中於菁英技能的不平等環境內。同時，就算生產力強大，也不應就此將其所衍生與依賴的不平等環境合理化。據此而言，當初尋求將菁英體制不均合理化的論點在繞了一圈之後，什麼都沒有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