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的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 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性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
本书指出，家庭背景优势不仅带来了雄厚的物质支持，更意味一整套关于“上大学”的文化技艺的传承，这使得出身优渥的大学生得以在白热化的出路竞争中抢占先机，而家境平平者却更容易与机会失之交臂。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

作者简介
郑雅君（1990-），甘肃张掖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2009-2014）、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2014-2017），分别获得法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2017-）。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公平与学生发展。曾两度获得中国社会学会颁发的“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2014、2015），首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优秀学位论文奖”（2017），北京大学“高校学生发展与就业”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2018)， “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2014），“上海市优秀毕业生”（2017）等荣誉，博士论文获得香港田家炳教育基金资助（20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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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有些隔靴搔痒，意义不大。

本书旨在提醒读者注意到埋藏在这一幻象之下的现实：对于那些冲破无数壁垒、最终赢在高考的寒门学子而言，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基于对国内两所著名大学62名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跟踪式访谈，本书将向读者展现，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纸名校录取通知书并不能确保将学生带入向上流动的光明前景，而仅仅是一张声称“获胜者通往此地”的游戏入场券。要在大学场域里的这场游戏中获胜，即在毕业前夕可以顺利获得高级职业的入职邀请，或是著名研究所的深造录取，学生需要掌握一整套特殊的技艺——一套关于“合理”看待与安排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更重要的是，这套技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优势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所赋予的。低微家庭背景出身的学生，即便考入名校，享有学校提供的丰厚资源，或许也勤奋努力、执着追求，却很可能因为没有以某种有效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难以将所取得的名校文凭兑换成更高的职业地位。换句话说，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重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

本书名为“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意在揭示身处一流大学中的寒门学子们面临着的不为人知的文化障碍，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这种文化障碍的成因及其后果进行了分析。基于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和实地调研所得的资料，本书提出了出身于优势和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组织大学生活的两类典型的实践模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总结了运用两种模式的大学生在大学安排时间与精力的特征，揭示了为何“目标掌控模式”通常能带来比“直觉依赖模式”更优势的出路；接着，本书还考察了两种模式下大学生是如何使用熟悉的文化资源来选择生涯发展方向的，揭示了价值信念对于塑造出路优势的重要性。通过对“家境的影响”、“在校的投入”和“方向的选择”三个相互嵌套的过程进行分析，本书从文化的视角揭示了名校大学生的毕业出路发生分化的机制。本书提出，对“目标掌控模式”的掌握与运用作为一套根植于阶层习性的文化技能，至少是部分地导致了各校大学生毕业出路优势的分化。

其影响力之深广，勾勒了北美甚至全球教育社会学的底色。在理解社会结构与教育结果之关联，特别是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环节中的不平等问题上，社会学家大体依从两种理论视角pp.6-7：一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将教育看作个人取得的一种可在劳动力市场获取回报的资本。不同阶层获得高人力资本的能力和条件不同，再辅之以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假设，学生的升学或求职结果通常被假定为是个人在既定条件下对风险、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之后的利益最大化决策见。二是倚重宏观社会结构的视角，将学生升学/求职结果的阶层分化看作是特权阶级再生产现存秩序的结果。不少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代表社会出身的结构性变量（如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对教育和职业获得、甚至职业期望高低的影响深远持久，即便在教育大众化的条件下，优势阶层仍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保持自身的相对优势。两种视角前者微观后者宏观，相互补充，共同勾画了家庭背景在塑造教育结果不平等中的重要角色。

不过，这两种解释进路也有未尽之处。理性选择解释因拥抱“经济人”假设而对价值目标的多元性避而不谈，而结构解释又因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强力而有忽略能动性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理性选择解释还是社会结构解释，已有的研究在分析逻辑和操作测量上都存在一个亟待填补的缺憾——将教育仅仅视作某种如同资产财货一般的“所有物”(possession)，忽略了教育作为一个生成性的“过程”(process)对个体的阶层身份认同、职业目标定向和价值目标的塑造性影响。换句话说，这一研究传统实际上把高等教育的过程缩略为一个“黑箱”，仿佛作为行动主体的学生在当中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其核心关切在于底层人究竟“有多少能力”将教育成就兑换成尽可能高的职业地位，却疏于关注他们在学校里“成了什么样的人”“想兑换什么”的问题。

然而，无论是切身生活经历还是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结果都提醒我们意识到，大学对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带来社会地位和物质成功，更在于奠定成年以后的自我认同、长期生活目标、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等深层精神特征。事实上，赋予人审慎而批判的目标选择能力、激励学生追求崇高价值，恰恰是古今中外的经典高等教育哲学赋予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教育史学家李弘祺认为，贯穿中国教育传统精神的思想核心，乃在于追求个人自身德行的完善与心灵乐趣的“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了求取外在的社会功能或工具性的自我效用。举例来说，在《礼记·大学》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儒家教育理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个人道德完善和性灵成长放在首要位置，至今对东亚国家的大学办学理念发挥着深远影响。高等教育学者特罗(Martin Trow)特别指出，在如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各类教育形态层出不穷，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特征即是启发学生追求更重要的志向，并对实现这些志向提供必要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育者们最重要的工作，却在社会学家们的研究里被隐落埋没了。浮现在两种学科思路之间的张力，孕育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学生的社会出身与他们在一流大学里所受的精英教育如何对学生的生涯选择共同产生影响，从而促成了毕业出路及其预期职业前景上的优势差异？

本研究将他们所身处的大学校园看作是一个充斥着多元价值目标和行动逻辑的“意义竞技场”，学生在其中有相当大的空间发挥其能动性，在不同的目标和机会之间做出选择。本研究的中心任务，就在于通过对中国两所顶尖研究型大学62名毕业生的跟踪个案研究，运用阐释学方法去理解他们的毕业出路选择背后的“意向”是如何在大学过程中形成的，即“为何如此选择？”。其次，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下对家庭背景或社会出身造成出路优（劣）势的分化机制进行解释，即“分化如何形成？”。

受布迪厄及其后继者的理论启发，我在本书中揭示了根植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习性是如何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并系统地分析了两种模式下学生是如何遵循各自的逻辑安排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援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斯威德勒(Ann Swidler)将文化视作组织行动路线的“工具箱(tool-kit)”或“技能库(repertoire)”的概念化思路，我将文化理解为个人和集体在日常生活中共享的、惯常使用的表意与实践图式(schemas)，社会意识形态、传统和常识构成的社会思潮是形成这些图式的原材料。文化对行动的影响不仅是通过定义价值观去定义行动目的，也是通过提供建构行动策略所需要的文化工具（比如规范、价值、故事、象征边界、分类体系等），使人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无需深思熟虑即可知道如何恰当地行事。可及的文化工具总不是单一和强制的，但对于在客观社会结构和历史中处于特定位置的人们而言，因为内在化于身体的结构总是为某些文化工具的获得提供了固有范围，所以特定文化工具的可及性和掌握熟练程度总是依习性结构的不同而有着系统性的差异。

可以说，本书总结出的两种上大学的模式，正是不同阶层在看待大学和组织大学生活上所运用的两套典型的“文化工具箱”。本书试图说明，低阶层大学生更常用的“直觉依赖模式”，实际上与当前精英大学对学生文化技能的隐性要求不相符合，这使得他们常常在浑然不觉之中错失利用名校资源为职业前景做准备的良机。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将上大学比作一个“迷宫寻宝”的游戏，则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宫地图，事先已经做好路线规划的一类参赛者，而“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大学生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地图，对其中隐含的规则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提前规划路线，因而更可能在里面绕弯子。书中也指出，对“直觉依赖模式”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发生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换。但因为两类学生在道德感上的抵牾总使得双方的拒斥多于融合，而大学也并未为低阶层学生有意提供那些重要的文化技能，因而总体来说寒门学子完全突破文化障碍的机会仍然比较小。

正文各章将分步向读者展现当前社会背景下名校寒门学子所面临着的文化障碍，它如何在制造阶层化的毕业出路上发挥作用，以及一些情形下学生试图跨越文化障碍的可能性。第一章对当代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重要特征进行了梳理，阐述了当代大学中文化障碍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基础。换句话说，这一章以文献所贡献的知识为根据，为读者勾勒出了寒门学子在进入名校后将面对的基本竞争形势与规则——布迪厄称之为“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p.67。第二章对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做了交代。第三章揭示了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在重点大学里转化为一种具身化的文化资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的过程。基于不同家境的受访者在获得毕业出路过程上的差异性特征，试图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进行类型化，并提出两种模式是阶层化的习性发挥作用的产物。第四章从学生投入的角度，描绘了遵循两类模式的大学生各自在上大学过程中是如何安排自身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的。通过揭示两类学生在组织学业投入和社会性投入上迥异的逻辑，说明了毕业出路的阶层差异是如何在上大学的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本章还说明了投入过程如何促成了一部分“直觉依赖者”向“目标掌控者”的转变。第五章进一步引入了价值理性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工具理性甚嚣尘上和意义感缺失的当下，大学生的生涯发展目标从何而来的问题。本章对“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二分类别进行了拓展，根据“目的-手段行动力”和“价值信念驱动力”两个维度建立了一个四分类模型：自主驱动者、机会主义者、迷失无从者与价值归顺者，并依托上述模型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获得毕业出路的不同机制。第六章是对前面章节的延伸讨论，对贯穿本书的“文化障碍”概念进行了界定和梳理。最后，为考入名校的寒门学子跨越文化障碍、取得满意的出路提出了若干建议。

全球各个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当越来越多人持有大学文凭时，市场对教育水平的要求随即水涨船高，大学文凭作为一种用来交换职业地位的通货，其交换价值在市场上发生了萎缩。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凭的通货膨胀”。胡瑞文等研究者发现，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开始大于劳动力市场中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因此部分大学毕业生从白领岗位溢出、向蓝领岗位转移是必然趋势。今天，进入大学的机会不再稀缺，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却并未休止——只是争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首先，正如“有效维持的不平等”(EMI)假设所预见的那样，随着优势群体进入大学的机会接近饱和，他们转而去竞争那些在教育市场上相对更有价值的通货，例如重点中学、声望更高的大学、热门专业等，越精英化的教育场域里不平等就越加剧。重点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里声望最好、回报最高，但其开放给农村学生或低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实际上在扩招之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其次，正如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所预测的，文凭贬值激起了人们对更高学位的追逐。大学生考研人数连年攀升的事实有目共睹，即便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多数首选升造而非工作，而研究生才是重点高校中求职的主力军。所有上述现象都提示我们高等教育的梯子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也因此愈发失去其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运载效率。虽然名校文凭仍可带来一定的就业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文凭通胀的冲击。

扩招的另一后果是，文凭在求职市场上代表能力的“信号”作用开始失真，大学生的就业结果越来越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人化优势而非学业水准。英国社会学家布朗(Phillip Brown)指出，随着同样的文凭持有人大量涌入就业市场，雇主再难以通过文凭来甄别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因而招聘要求开始被定得更高更精细。这意味在两个拥有同等学历的求职者中，只有那个条件更优越者能够被录用。“就业能力”这一概念，在布朗的语境中有着双重意涵：一是求职者所具备的满足岗位资格要求的绝对能力水平，这取决于个人所接受的知识技能训练；二是求职者在所有竞争者中的相对排序位置，这取决于市场与人才的供需关系。当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具备更强的相对优势，即便是绝对就业能力足够的求职者也会陷入劣势。在这样不断升级的竞技游戏中，包括个人性格、荣誉、工作经验、实习经历在内的“软”实力就成为了证书、学位等“硬”通货的必要补充。于是，大学生要想将自己打造成能够在求职市场获得优势的候选人，必须有意地、持续地反思和管理自己的大学生活，将大学四年打造成一种致力于为简历加分的“履历经济学”(economy of experience)。要完成这些极具技术性的操作，需要额外对旅行、实习、体验等课余生活进行精细地投资利用，并加以适当地包装以衔接雇主的偏好，而这显然需要来自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加持。

总之，市场化在大学内外部发生程度的不同，使得“成为好学生”和“找着好工作”对应着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无疑加大了学生安排大学生活的难度。当大学生懵懵懂懂地踏入名校校园，很可能会发现其间的生活像极了一个被精心布局的异彩纷呈的迷宫：并不存在一条“主路”或某种标准走法——似乎每一天的过法都有许多种可能，每个人在路口处需要不断地做选择，每一条小路（例如科研、学生会、社团等）都各有乾坤，且大多与迷宫外的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在各个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自己的路线，一边在路途上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他们与其他探索者之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竞争关系，因为筹码的数量是有限的；当他们到达迷宫出口的时候，他们需要将口袋里的筹码拿出来，用它们来兑换成下一个旅程的入场券。不过，对不同社会出身的探索者来说，这个迷宫的神秘度是不同的。有人对里面的布局相当了解，有人半知半解，而有人只能通过道听途说略知一二。尤其关键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当中的游戏规则，譬如迷宫的尽头究竟有哪几个出口，而每个出口处有用的筹码又有什么不同。

上述关于我国就业体制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与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的著名理论模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二元精英职业路径不谋而合。魏昂德与同事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发现，政治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是中国职业流动机制中的两条分立的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先决条件，而党员身份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而郑辉和李路路研究发现，中国的精英群体在代际之间并非保持着二元路径的分立传递，他们的子女在两类路径之间实现着自由交换。简言之，政治忠诚和高等教育是分别对应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两条精英职业路径的两块敲门砖，这两类精英的下一代不一定会传承上一代的精英职业路径。因而，对于手持国内顶尖学府毕业文凭的学生而言，无论家境如何，他们既拥有非国有经济部门需求的人力资本，又是党组织发展潜在成员的关键对象，因而有机会进入任何一条职业路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教育社会学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种看待学校教育的视角：一种将学校教育视为个人用来获取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优势性的拥有物(possession)，有人力资本概念中的“资本”之意味，强调其获得竞争优势、实现社会流动之工具性，因而这种视角下主要的研究问题是学生所获得教育的质量与数量如何与结构性的因素（如家庭背景、职业地位）相关联；另一种则将学校教育看作个人置身其中完成社会化的一个更富文化意涵的过程(process)，强调研究者必须关注学生在学校里经历的社会交往过程、同辈文化以及那些难以测量的变化——而不是将他们所受的教育简化为一个离散的变量取值。

第二种视角——作为成长过程的学校教育——在教育的社会学研究中是一个较为晚近的传统，通常采用质性方法或混合方法，把学校教育概念化为一种如“育婴室”(incubator)般培育学生品质和能力的文化性/社会性过程。因为学校是学生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因而被视为一个相对于家庭和社会的独立环境，并且是除家庭以外第二大塑造学生社会化过程和自我认同的关键场所。这一派研究试图打开前述研究传统留下的教育“黑箱”，去细致观察学校教育的过程对学生的信念、能力和前景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这一脉络先以基础教育领域为盛，近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勃兴。美国教育社会学者Jenny Stuber认为，这股研究潮流的兴起，或可归功于分层研究领域里三种理论进路的影响：首先是1970年代女权主义者对于将阶级概念操作化为职业地位的抗议，她们认为阶层的定位并不能等同于职业，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生成过程，例如非职业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也应被考虑在内。其次是70年代分层研究发生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使得意义、反思性和符号重回社会学家视野，学者们意识到阶级并非简单意味着的收入、财富或职业，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建构和符号排斥的过程。第三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及其追随者的影响，他们对于文化资本以及身体化的性情倾向如何助推社会不平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洞见——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图式、文化修养、气质、谈吐等都会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为持有者谋取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学校教育得享合法化的特权。

本研究在概念化高等教育的理论视角上采取第二种研究取向，即将上大学看作是学生在学校里经历社会化、建立自我认同与人生理想、选择生涯道路的关键过程。在本研究中，大学既是一个与家庭和社会相对分离的独特环境，又是在培育学生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行动者，也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优/劣势形成过程。2008年，高等教育社会学领域的领军人物Mitchell L.Stevens,Elizabeth A.Armstrong和Richard Arum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年鉴》上的一篇综述呼吁更多研究去关心发生在“大学生活经历”(experiential core of college life)中的分层过程，将视野从正式教育环节转向更加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课外生活。本研究回应了这一呼吁，通过聚焦大学生在校期间组织课内外生活的过程，尽可能去理解那些初入大学时看似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学生们如何在大学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各自对毕业出路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是怎样将他们送上了各自的社会位置。

美好的大学生活需要雄厚的资本支撑。显而易见的是，充分参与各类校园活动需要强大的家庭经济支持，需要学生挤出打工兼职时间，所以缺乏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的贫困学生很可能错过学校的各类课外活动和实践机会。不仅如此，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即嵌入人际关系的社会网络——也对学生的教育过程和结果有着关键的影响。研究已经发现，大学生与教师、同学及家人之间的关系与学生的学业表现、满意度乃至阶级意识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更不用说学生个人在学校形成的社交网络与其家庭成员持有的社会关系资源会对学生的求职、婚恋、置业等重要地位获得机会产生关键作用。 更重要的是，文化也是一种可用于再生产阶级地位的强有力的资本。布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为社会学领域的大学经历研究做出了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该理论认为继承自家庭的文化资本（如语言能力、审美偏好、文化意识、知识等）可以解释学生在学校的成功。不同阶层持有的文化资本是不均衡的，而教育系统则不仅不如它看上去那般中立，更是实施与优势阶层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文化专断，从而以隐蔽的方式合法化了再生产的秩序。布迪厄曾对此进行过确切的论述：“学校教育系统秘而不宣地要求每个学生拥有学校并不曾给予的东西，这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感知力和对主导文化的熟稔，而这种东西只有统治阶级在家庭教育中传授主导文化时才能获得”p.494。身处大学这一属于优势阶层的文化专断环境，弱势学生仍然难以摆脱社会出身对他们的影响——“因花费昂贵而无法进入某些职业的认识，在学业出路的信息方面的不平等，把某些职业、学业上的选择和某一阶层联系起来的文化模式”p.13，将使得他们会因为难以适应学校中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规则和价值观而感到“很不自在”(out of place)p.13，从而在诸多方面逊色于优势阶层的子女。即便他们努力改变自己融入大学的文化环境，圈子的断裂和人际冲突也容易使他们陷入痛苦。

由此观之，关于价值信念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其实有论无争，甚至互相补充：价值观驱动范式的解释重点在于人的行动目的是如何确立的，而“工具箱”范式强调了人如何像使用工具那样使用文化去达到预先确立的目的。抑或说，文化-行动的二元路径模型，连同斯维德勒对于两个文化时期的区分提醒我们意识到，价值理念的影响固然在人类行动的全过程都存在，不过在毕业出路获得的具体语境下，文化在学生的生涯决策中发挥什么角色，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要素：(1)学生的行动目的生成状态——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帮助学生树立了自洽的、明晰的行动目的；(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箱”的能力。这一理解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 基于上述三种理论脉络，本研究尝试将“大学过程”(college process)概念化为“学生在就读大学的经历中树立生涯目标、获得毕业出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参照大学内外的多种价值观念，建立起区分好恶、高低的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对出路选择形成自己的价值权重系统，从而作出对毕业出路的选择”。在上述三种理论洞见的启发下，本研究建构了一个“大学过程”的概念框架，由“资本化过程”(capitalizing process)、“投入过程”(engagement process)和“价值选择过程”(valuation process)组成：“资本化过程”来源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家庭赋予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在大学场域里被转化为竞争优势或劣势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学生的社会出身对他们的文化资本及习性的模塑；“投入过程”来源于汀托和Kuh的投入/融入理论，指学生主动投入到大学的各类教育性实践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学生入校后发挥能动性的努力；而“价值选择过程”则来源于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指大学生为自己的毕业出路树立价值目标，从而对自身的毕业去向作出选择的过程。由此，“大学过程”这一概念既考虑了结构性位置对行动者的制约，又兼顾了行动者发挥能动性的可能，为本研究从过程角度理解出路获得机制提供了统领性的框架。

本研究力图通过理解精英高校大学生选择毕业出路的三个关键过程，来解释家庭背景的差距仍然在学生的毕业出路及预期职业发展上继续维持的原因。因而，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理论上称为学校-工作转换中的个人选择(individual choice in school-work transition)，在日常用语和后文中则等同于毕业出路决策、毕业选择、毕业去向选择等等。但对于精英高校的本科生而言，毕业出路不一定意味着学校到工作的转换，因为他们很有可能选择升学。由此引发了一个分析的困难，即升学者和就业者的出路优劣势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不过，虽然有些选择不一定直接面临就业，但无论是选择读研还是暂不就业，大多数选择最后依然对应着对进入某类职业的考虑。因而，虽然本研究在形式上关注学生的毕业出路选择（比如保研还是找工作），但更关注个体如此选择对于自身学校-工作转换的实质性用意（比如现在保研是为了日后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因而，有必要区分毕业去向与职业预期两个概念，前者在本研究中意指毕业生在几条不同形式的毕业去向之间的选择，包括国内升学、出国留学、求职、创业和间隔年(gap year)等，这些去向有别，种类各异，却无优劣之分；而后者则在本研究中意指毕业生通过选择某类毕业去向而有意为进入某类职业做好准备的预期，虽然职业有分类（如从政、从学、公司白领等），但职业声望、前景与待遇优劣仍具有可比性。因而，本研究所指的学生在毕业出路中的弱势/优势均指向现实或预期的职业地位这一概念，并非毕业去向概念。

本研究的另一核心概念是社会出身弱势学生(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social backgrounds)，简称弱势学生，即来自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根据既有研究所积累的共识，本研究所指的社会出身弱势主要指以下四个维度上的劣势：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属于低收入群体或较低阶层（例如父母职业为工人、体力劳动者或无业）; (2)来自农村的学生; (3)来自西部偏远地区的学生; (4)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双方均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 根据“累积不平等理论”(cumulative inequality theory)，逆境或弱势背景常在多个维度交叠存在，如农村学生往往也是第一代大学生。如马太效应一般，交叠的方面越多则处境越困难，如西部地区的农村学生则可能比东部地区的农村学生面临更大的挑战。因而，本研究中的学生背景并非优劣二元分类，而是一个有强弱差异的连续统。符合上述一个方面（及以上）的学生均属于本研究的“弱势学生”之范畴。若一个学生同时陷入弱势的维度越多，则认为他的背景弱势程度越高。若一个学生存在上述三种及以上的劣势，则在本研究中被统计作“明显劣势”；存在两种劣势，则视作“部分劣势”；存在一种劣势，则视作“轻微劣势”；若完全不存在上述四种劣势中的任何一种，则视作“明显优势”。

毕业出路选择无疑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动”的范畴，而其背后的缘由即是行动者的“意向”。因而，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对精英大学62名处于学制最后一年的毕业班学生进行跟踪式个案研究。所谓“深度访谈”，即“深入事实内部”，要求访谈者首先“悬置”自己头脑中的知识体系和成见，在被访者的日常语境中理解对他对自身行动意义的建构，然后再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和解释需要。跟踪式个案研究是指研究者与被访者的联系并非在一次访谈结束后即终止，而是以当面或线上的方式保持联系直至被访者最终确定其毕业去向后才宣告结束。这样做一是为确保观察到个案的实际行动，以检视被访者在访谈中所叙述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二是为跟进理解受访者对最终选定这一去向的原因阐释，以确认其访谈中叙述的意向与该选择行为之间的关联。

本研究选取北方大学和南方大学开展田野调查，主要是因为这两所学校都是建校历史百年以上、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其极高的招生标准，吸纳着全国范围内最优质的生源。在这两所学校，学生能力及其家庭背景基本同质，毕业生的升学就业处境和实际去向也大致相仿。再者，这两所学校处于同一个意识形态环境中，学校官方推行的价值导向也相当一致。更重要的是，这两所学校在学科特色和文化传统上各具特色，堪称当代中国精英高校的两个典型：由此可见，两所大学百年历史所积淀的大学文化在价值内涵上各有千秋，一者被赋予了浓郁的集体主义精神，一者则以个体倾向的人文情怀为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时代背景下，这两所大学可谓是普遍特色之上生发出的两种典型。

具体控制原则如下：(1)仅选取男生，以控制社会性别的影响；(2)仅选取本科（曾）就读于该大学或同层次高校的学生，以保证被访者均受到同质的精英高等教育；(3)仅选取学分绩点位于同班前50%的同学，以控制被访者的学习态度和勤勉程度。同时运用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思路，围绕分析过程建构理论框架的需要，在关键特征上增加个案的差异性，着重选取能够带来最大理论潜力的个案。具体差异化原则如下：(1)在个案的院系或学科背景上力求差异性；(2)在个案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上力求差异性；(3)在个案内化学校主流价值观的程度上力求差异性；(4)在个案的毕业去向和预期职业路径上力求差异性。

“有的人想清楚了干什么然后去努力，然后剩下那些人是我要努力，然后再想我去干什么”，经纬若有所思地耸了耸肩。优秀的学生在南方大学司空见惯，但根据他的观察，不同的人优秀背后的逻辑迥然不同，“像很多人的动机是，我遇到很多‘学霸’，他是一种责任感驱动自己去努力，或者说他的努力是习惯性的。不是因为说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要去努力。”在南方大学读书7年，在藏龙卧虎的数学院，他已经“见过太多绝对优秀的人，但他们不够‘有趣’，最后还是去了四大这种很普通很稳妥的地方”。我注意到，“有趣”一词是经纬频繁用来描述自己的方式。与那些“习惯性优秀的学霸”不同，经纬在经历数次试错和自我评估之后，紧盯着自己树立的职业目标，在大学里时刻掌控着自己努力的方向，不为大众风潮所动，却能及时根据外部反馈调整策略，默默为自己的求职之路添砖加瓦。

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口吻，他对大学重科研、轻就业的工作局面表达了批判，也对那种经纬口中的“习惯性优秀的学霸”流露出了不屑的表情。大四伊始，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保研名额，凭借自己在商业营销领域积累的实习经历，拿到了某知名网络游戏公司的市场营销岗位的入职邀请，起薪达20万人民币，后续每半年还有可观的调薪幅度。从工科类专业到游戏公司的商业营销，再到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知道自己这条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也深信这样选择是“对自己负责”。“我一直坚信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我想’最重要——我想往哪边发展。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靠近。漫无目的地生活其实是一件没有效率的事情。……我们班除了我还没有人拿到这种offer，他们的都没有太好的。”

即使目标里只有成绩，即使他目前的成绩也的确达到了当时的目标，他却对自己成绩水平并不满意。“现在想想目标定得太低了。其实挺遗憾的，我觉得还是由于我自己的视野影响了我的这个预期，其实我可以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啊”。当时之所以对这个区间的设立如此谨慎，是因为他对自己能否在这样一个强手如林的顶尖学府中胜出没有一点把握。禹海的家在山西农村，从小跟随父母在城郊的矿区长大。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母亲为此专门辞了工，搬到城里租房陪读。当禹海不负众望踏进了北方大学的校园，却被一种心虚感所笼罩。“怎么说呢？因为刚进去没什么自信。觉得这里厉害的人那么多，我就中游就行了。”事实证明禹海的学习能力远比他以为的要强，不过他的成绩也的确就如同他的目标那样，并不顶尖，而是处于中游偏上的位置。回头看看，禹海又觉得自己并没有在学习上投入百分百的精力，这是一种“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目标失焦状态。“发现成绩好的同学好像都是那些目标明确的人”，他苦笑道。在他所在的工科院系，课业负担很重，其实大家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都很多。但通过观察那些“目标明确的同学”，他发现虽然大家看上去同样是在忙着学习，但实际上自己和他们有很大不同。

说这些话时，冰倩已经步入大四的尾声，办好了延毕手续，眼神里难掩失落之情。她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好傻”，傻在当初不懂得绩点的重要，傻在不清楚绩点多高才算高，傻在轻信了那些鼓吹自由与兴趣的鸡汤，傻在没有从一开始就依照大学里真实的游戏规则行事。与禹海一样，冰倩回望自己的大学时光时，看到的尽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懊悔之事。但这一切岂是她的过错呢？冰倩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外出打工。她从记事起就当起了留守儿童，由年迈的祖父祖母照料。她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应该怎么上大学，哪些事情是重要的，连最基本的学业竞争规则也不得不靠自己付出代价去摸索。冰倩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傻”，但如果将她的故事与其他被访者的故事并置，很容易发现这似乎是与冰倩家境相仿的被访者的一个共同特征。譬如，禹海在访谈中反复提到的“眼界局限”就与这种“傻”的含义颇为类似。

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p.94。冰倩、禹海后来才察觉到自己的“傻”和“眼界局限”，是这句话最贴切的注脚。顶尖的大学虽然可以通过合法化学习资格来授予所有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最需要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并不真的知道该在大学里如何做才能改变命运。

循着这道界限，我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上大学”实践模式的理想类型，依此区分名校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表现出的思维、认识、评价和行动的不同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形成与学生的社会出身紧密相连，抑或说正是在大学前的教育经历和家庭环境中深刻地具身化(embodied)而形成的一套阶级化的性情倾向系统。换言之，在考入顶尖大学伊始，学生对上大学的态度、知识和策略其实就是分化的。虽然学业成绩水平或许相当接近，但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往往带着不同的由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奠定的阶级习性。

我将经纬、泽斌，以及禹海口中的那些“目标明确的同学”上大学的方式称为“目标掌控模式”。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比如，若要出国读研就努力提升成绩和学术经历，弱化与此无关的投入；而若要找工作就有意积累目标行业的实习经历，将成绩保持在一定水平即可。目标意识使得他们在选取行动策略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哪里多投入，在哪里省点力，他们应付自如。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前提是洞悉精英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和自身所处的位置，即对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转逻辑有所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暗藏阶级壁垒的文化性知识(cultural knowledge)。

与此相对，我将禹海、冰倩以及经纬口中那些“习惯性优秀”的“学霸”们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称为“直觉依赖模式”。直觉依赖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陌生的大学场域中难以自我定位，从而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直觉依赖模式主要是由于阶级原有习性不匹配新的精英大学场域而引起的，即布迪厄所谓的“习性滞后”(habitus hysteresis)。“习性滞后恐怕是机遇和在抓住机遇所需的倾向之间存在差距的根据之一；该差距致使机遇被错过”p.84——在《实践感》一书中，布迪厄一针见血地阐明了直觉依赖者总是抓不住机遇的原因。直觉依赖者并非没有树立目标的能力，只是因为升学流动带来了场域的剧烈转换，从而引发其内在自我及文化常识的震动，陷入一种不清楚自己是谁、将要成为谁的模糊的位置感。此外，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没上过大学，所以他们对适应精英大学缺乏必要的文化性知识，譬如学生社团是如何组建的，团委和学生会在大学里扮演着什么角色，教授青睐什么样的学生等等。自我认同和必要知识的缺乏使得目标感无从建立。因而，他们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常常缺乏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策略上的技巧性，难以为日后的出路选择积累优势。例如，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课外活动、实习实践是“耽误”学习，但又没想过或不清楚成绩搞好是为了什么。缺乏包含多样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使得他们往往奉行单一的行动风格——勤恳而单纯，对任何事情都一样认真。也正是这种老实持重的风格使他们难以意识到尽早树立目标的重要性，也更难树立起一个对自身有意义的目标。 有意思的是，目标掌控者与直觉依赖者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组织行动的技术层面，更体现在道德层面。

换句话说，二者秉持着基于不同逻辑的道德判断，由此构成了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象征边界(symbolic boundary)。目标掌控者认为，认为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目标，并且相信在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使用策略去达成目标无可厚非，无目标地组织生活和学习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直觉依赖者却往往将围绕生涯目标组织大学生活视为“功利心强”“动机不纯粹”，并且对使用讨巧的策略去达成目标有种道德上的拒斥感。譬如，分别来自甘肃和贵州贫困地区农民家庭的成忠和余涛在入校不久后都发现，身边不少同学为拉高绩点去选一些给分容易的课。对此，成忠感到惊奇，却也很不以为然：“他们这也不是厉害，就是套路更深罢了。他们可能确实会拿到更好看的成绩。但是按照这种方式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就失去了按兴趣来培养的初衷嘛，太功利了。”余涛还发现，身边聪明的同学会频繁和任课老师接触以取得老师在给分上的关照，他虽然羡慕别人的好分数，却对这种走捷径的“套路”嗤之以鼻：“他们会想方设法和老师和任课老师套近乎，经常问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就为了让老师记住他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不齿。”这种道德感似乎与余涛对农村人的认同相连——他想保持住自己“本质”的东西：“就是自己最纯真的那一面。像我们很多人就说，当提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很淳朴啊那个人，农村没有套路，是什么就是什么，大家都很朴实。所以我不会为了某个目的不择手段什么的。”

“其实感觉高中和大学的环境已经挺像了，无论是学校的教学，或者说周围同学的环境，会比较类似。所以我适应（大学）比较快可能与这个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周围同学从高中到大学都很优秀，然后各种特长都有，虽然他们特长未必一样，但是这方面是类似的。”（彦超，毕业于北京市某著名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大学教授） “高中时候经常考年级第一，但因为实在不想花很多时间在奥数奥赛班了，就从理科转到文科。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送给我一套礼物，是译林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系列’，大概有五箱书，都是在高中看完的。”（庆溪，毕业于江苏省某地方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母均为高级图书发行人） “我的高中是全福建省省状元最多的学校……反正那个学校……或者说整个福建就是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就是思想非常活跃，包括我们高中老师会带我们读什么萨特，所以说进入大学一上手，我们看到这个才是大学真正应该有的样子。”（宇森，毕业于福建省某著名中学，东部城市学生，父亲警察，母亲在当地教育局工作） 他们通常不会对成绩太过焦虑，也不会对顶尖成绩抱有执念。

他们最常见的心态是——“只要在那个区间就可以了”。他们描述高中生活时的轻松神情常常令我惊讶，或者说，身为在顶尖高中里“傲视群雄”的优等生，他们得让自己至少看起来游刃有余。他们中的不少人向我淡定地表示，他们在高中其实没有费多大工夫。他们常以一种极其稀松平常的语气向我讲述他们当年取得的辉煌成绩，并表示自己其实并没有把这些太当回事。虽然他们事实上都以极其优异的中考成绩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又在高中继续保持在优等生行列，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都对成绩带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和轻松的语气。

在紧张繁忙的高中生活之外，中西部地区家境平平的学生很少有机会考虑学习以外的其他问题，对成绩的重视深嵌进了他们的常识，也就无需发起质疑和追问。换句话说，在中学笔直而单一的赛道里面，成绩优异很大程度上成了学习的目的本身，也是证明自己能力和价值的一种成就。在无数个日夜的勤学苦练中，尽力提高成绩已经被深刻内化为他们的习惯。然而升入大学以后，面对这个赛道复杂多样的“迷宫”，原本得心应手的参赛策略和知识就不够用了，很多人甚至没有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身处迷宫而不自知的人，只能循着自己的直觉和过往的习惯慢慢摸索。

• 也就是说，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这些父母自身有上过大学的经历，有的甚至在大学工作，他们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决策中趋利避害。比如，经纬的父母就曾建议，本科阶段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科系，有利于硕士阶段进入细分领域深造——基础学科既可以为艰深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也能轻松跨到好就业的经管类专业；再比如，敏浩的父母就指出，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不能两全的时候，先选好学校，然后可以通过转专业和辅修的方式化解专业劣势。

从分文理科到选择大学和专业……直到选择职业路径，“直觉依赖者”们在人生关键时刻的很多行动都堪称“误打误撞”——跟着感觉走，走到哪算哪。换句话说，他们的决策并不是经过理性的分析、在某种中长期目标的驱动下做出的，也不是出于对自己兴趣和优势的匹配。阅历和见识的局限使得他们难以看清形势，因而即便他们的高考成绩优势到足以让他们任选专业，他们在大学里采取的行动策略也难以将这种成绩优势转化为未来职业地位的优势。由于他们的“文化工具箱”中可供用来理解大学里的事物、组织行动策略的知识和信息过于匮乏，他们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要么随意盲目，要么缺少精打细算，以至于与“读书改变命运”的想象南辕北辙。并且，由于他们的家庭整体缺乏这种关于大学应该怎么上的知识和信息，他们只能独自摸索，没有后援。Megan Holland对美国第一代大学生挑选大学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即第一代大学生往往对大学所知甚少，在挑选和比较大学时无从下手，大多采用比较随意的态度，或是只秉持非常局限的标准去选择。

尽管并非所有低阶层被访者都经历过像昌盛这样痛苦的体验，但昌盛的体验的确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往往需要不断地调和自身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矛盾，需要维持与旧有场域的联系，又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故而容易产生一种“习性分裂”的体验(a habitus divided against itself)p.511。自我认同的撕裂和对自信心的打击使得他们不再清楚自己是谁，更不用说树立目标，去定义自己想成为谁。更重要的是，寒门学子在名校中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情感层面的效能感和自信心，折损率更高的是他们对场域游戏规则的了解和行动策略方面的准备。由于失去了一种对场域的熟悉和自身的“位置感”，又欠缺大学场域默认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境地。与擅长使用策略的中产阶级学生相比，出身于工农家庭的被访者在安排大学生活和毕业出路时普遍缺乏策略性和计划性，决策时所凭借的信息有时也并不准确，全凭直觉和外部机遇随时调整，导致他们容易在懵懵懂懂之间错失机遇。例如，鹏程在大一时不知从哪听说保研名额只有10%，就放弃了保研，结果到大三才发现名额不少；余涛和一帆也在大一时受到了“60分万岁”的误导，导致成绩排名靠后，因而被分流到弱势专业或错失保研机会。在一片茫然中，“直觉依赖者”们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本章试图剖析家庭教育经济背景转化为学生在大学里的初始优/劣势的过程。大一新生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始，就带着社会出身和基础教育经历的烙印。通过区分“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两种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本章将这种烙印的差异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顺着这一理论思路，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两类学生从跨入高等教育的第一步——选择专业志愿开始，其行动逻辑已经出现了鲜明的区别。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Armstrong)和汉密尔顿(Laura T.Hamilton)提出，中下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以实现向上流动。

但本研究却表明，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特别是在树立具体目标（如毕业出路）而非抽象目标（如改变命运）方面，低阶层学生缺乏必要的态度倾向和知识，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们高效地组织大学生活的难度。“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向它迈进”，或者至少“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先给自己铺一条最宽的路”，这种意识，在经纬这样的目标掌控者看来再简单不过，却并非对所有新生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个体能力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关乎所属阶层和社群的思维习惯、视野和见识的区别，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实。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只强调能力和表现差距的研究在解释大学生毕业出路分化上存在的局限性。 布迪厄常常用一个游戏的比喻来阐明习性、资本和场域三个概念在教育不平等中的关系p.98-100p.66-69。倘若把学校教育比作一场具有竞争性的游戏，场域是参与者的行动所指向的社会世界，也确定着这场游戏的规则；资本就是确定行动者在游戏中成败机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习性则是指在场域中处于特定位置的行动者对游戏抱有的一套倾向系统，或说他“对游戏的感觉”。在本研究中，置身名校的各阶层大学生们就好比是在参与一场迷宫探险的游戏。场域就是如同迷宫一样有着复杂游戏规则的精英大学，学业、学术科研、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出国交流、入党、科创比赛……迷宫里的各关比拼堪称“过五关斩六将”的升级打怪游戏，关底对决则通往另几个不同的游戏场——求职或是升学。资本就是大学生用以获取通关优势的各种资源。习性依社会出身分化为两类玩家对游戏的不同感觉：同样是面对地形复杂的迷宫探险，“目标掌控者”是持有迷宫的地形图入场的——他们洞察了这套游戏的规则，对各关取胜之道深谙于心，于是他们不会单单关注某一关的胜负，而是直奔自己设定的关底对决，不惜动用技巧、装备、利用游戏规则来尽可能减省在中途所要花费的精力，甚至常常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套游戏规则本身；而“直觉依赖者”们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全貌——他们常常忘我地专注于每一关的竞争，没有意识到事先设定关底对决才是整个游戏的取胜之道，按部就班地走着。他们勤勤恳恳地遵循游戏规则，面对每一关的挑战都心怀忐忑或力不从心，更不知道下一关又将面临什么任务。很明显，目标掌控者更容易早日通达关底，获得他们想要的职业；而直觉依赖者对关底对决毫无预设，哪怕前几关表现还不错，也更可能在关底手忙脚乱。

钦凯告诉我，他的化学专业背景对于申请咨询和金融类的职位并无优势，他之所以能拿到比较好的入职机会，主要是因为他个人比较擅长“演绎”。他有着健身、养鱼等诸多兴趣爱好，平日结交的多是较他年长不少的商界精英，交际圈的拓展使得他视野开阔，在面试中的表现更加从容：“很多时候其实你硬实力过的时候，他们给你一个高端的地方面试，高端的人出现，你很惶恐。但对我来说，比你更高级的人我也见过，那我就不惶恐。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而托福接近满分的外语水准，和他一贯自信的“有趣”特质，让他在表达上也更容易获得优势，并且在他看来这种能力是在他日积月累的社会交往中逐步锻造的：“当你说话比较有意思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你聊天；当你转化率特别高的时候，很容易话语权又到你这儿来。别人的注意力慢慢往你身上走，多和人聊天是有增益效果的”。他最后放弃了年薪超过30万的某顶级咨询公司的入职机会，选择了一家更为小众的外资酿酒企业，“因为不想那么忙，连健身的时间都没有”。

如果说目标掌控者会不假思索地多在社会性方面投入，那么“直觉依赖者”则往往不假思索地尽量少在社会性方面投入。正如上文所述，大学里的竞争绝不仅在于学业，社会性投入在帮助学生找到职业方向方面所能带来的帮助远胜于学习。然而，正如已有研究已经指出的，弱势背景的大学生往往会对校园中的社交活动和课外活动保持着一定的拒斥感，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活动视作是对他们的主业——学习——的一种干扰。换句话说，他们的阶层习性没有为他们养成对社会性投入的向往和积极性，也没有令他们足够地意识到社会性投入在生涯发展上的价值，再加上习惯性地对学业的重视，使得弱势背景的大学生往往对大学里的人际交往和课外活动投入程度较低。

有研究表明，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在遇到挑战时更偏向独立解决而不是求助或与他人合作，禹海在访谈时直言他确实如此。独立解决问题固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有限的社会性投入和同质化的交往圈子，限制了他扩展“文化工具箱”的机会，也限制了他为职业道路早做准备的可能。根据同在北方大学的“目标掌控者”宇森的观察，“北方大学在明面上虽然倡导集体主义、奉献社会，但实际上会在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地方很鼓励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哪怕你就是想赚钱也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点大学或许没有搬到台面讲，但是私下里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都会给你讲，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很重要，所有的一切焦虑、一切纠结都源于自己不清楚这一点”。可见，禹海身边的人（甚至是多数人），其实并非他以为的那样都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准备。假设禹海与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们沟通更加密切一些，或许他就会更早地意识到树立未来职业方向的重要性。在后文的“转变者”部分，我们会看到那些后来在大学里转变成“目标掌控型”的“直觉依赖者”们，许多人转变的契机正是社会性投入。

虽然上大学的实践模式首先是由社会出身奠定的，但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在本章看到，在当前的扩招和自主择业制度背景下，“目标掌控者”组织学业与社会性投入的方式的确有助于高效且有针对性地为获得毕业出路做好准备。恰如泽斌的忠告，在当下内卷加剧、“履历经济学”当道的今天，围绕一条确定的生涯发展道路开始准备得越早，则越有利。较大规模的学生调查结果也侧面反映了这个事实：牛新春和郑雅君基于连续三年对部属X大学的本科生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早在大二暑期之后，学生进行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特征就发生了有规律的分化，生涯目标清晰的学生投入的范围明显缩小，方向性更加明确——打算升学的学生越来越集中于学术投入，而考虑就业的学生越来越集中于就业准备；而生涯目标清晰度偏低的学生则投入持续偏低且无方向性，并且迟至大三暑期才开始考虑就业准备。后者比前者在着手出路准备的时间上整整晚了一年。这种后知后觉意味着什么，禹海深有体会：“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的限制，导致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比别人晚个一两年这种感觉，但其实晚一两年就差别很大。”

由此观之，名校大学生建构工作意义的“文化工具箱”是由多种竞争性的文化图式构成的，这些观念图式来源各异，对工作意义的定义千差万别，使大学生仿佛置身于一个多重意义框架的角力场。曾担任过北方大学本科生辅导员工作的浩凡告诉我：“我们管学生工作的老师经常说，‘年轻人的思想就是一片空地，你（学校教育）不进入的话，其他东西会进入’。”（浩凡，北方大学社科，河南籍，父母务农务工）这句话道破了不同图式及其背后的话语权力之间的多重性和竞争性。虽然绝大多数被访者对上述三种（甚至更多的）图式都相当熟悉，但正如斯威德勒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文化比他们所使用的要多”p.277，大学生也会在适当的情形下调用自身工具箱中的元素去建构行动路线和自身的现实，以尽量维持自身行动的连贯性和意义感。在一个市场规则主导的大学生就业制度体系下，个人需要独立面对多种选择：求职，读研，出国，创业，每一条路上又需要进行许多选择，终究要凭借某种价值评估依据作为准绳，否则难免陷入纠结和混乱。正如梓桐所言：“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

那么，在择业过程中，大学生们究竟是如何运用自己文化工具箱里的图式资源的？根据被访者的叙述，大学生择业行动中的图式运用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形：“方向导引”和“结果合理化”。“方向导引”是指大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在毕业之际已经形成对某些图式的鲜明认同和内化，因而在择业时自然知道该激活哪些图式，此时学生的决策方向往往力图保持与该图式的指向相一致；

“结果合理化”是指大学生在毕业之时工具箱中的各类图式均保持在较低的内化水平，因而在择业关头未能主动调用任何图式来驱动选择，其出路结果通常是服从外部制度安排（如推免或征兵）或偶然性因素的结果，此时学生可能调用与该结果相符的某图式来合理化自己的择业结果。